我的博士生涯："活著"走出了世界高校學術訓練最嚴酷之一的地方（一）

我的博士生涯："活著"走出了世界高校學術訓練最嚴酷之一的地方（二）

我的博士生涯："活著"走出了世界高校學術訓練最嚴酷之一的地方（三）

我的博士生涯："活著"走出了世界高校學術訓練最嚴酷之一的地方（四）

芝加哥大學是美國各高校中學術訓練最為嚴酷的學校之一，民間版的校訓是“讓快樂去死的地方”（Where fun comes to die）。

和許多美國名校比起來，芝加哥大學的校園很小，中心是個方形的新哥特式建筑群，被稱為“方庭”（The Quadrangle），我曾就讀的社會學系就在方庭東南角的一座建于1929年的四層小樓里。

雖然畢業只有幾年時間，我對這座樓的記憶卻已經模糊了，除了幾位老師的辦公室之外，能想起來的只有一扇扇從里向外開的木質門，被無數雙腳踩得凹下去的石質樓梯，還有一間只有在開題和答辯時才能出入的博士論文室。

說來奇怪，那間狹小的屋子我只進過兩次，卻對里面的一切印象極為深刻——屋里的陳設十分簡單，只有兩排書架和一張桌子，書架上擺放著這個全世界最早的社會學系1892年建系以來的全部博士論文，桌子上坐著我博士論文的三位指導老師，我的導師阿伯特（Andrew Abbott）教授身后有一扇窗，至于窗外的風景，我從沒來得及看清過。

我對社會學產生興趣，始于在北大法學院讀書時朱蘇力老師的法理學課，那是1998年的秋天，大一的第一學期，我們讀的第一本書就是費孝通先生的《鄉土中國 生育制度》，后來我經常和人開玩笑說，這是還沒進法律的門，就上了旁門左道。

之后的兩年里我胡亂讀了許多閑書，主要是法理學和政治哲學方面的，對社會學并沒有什么了解。直到大三第二學期，我又同時上了李猛老師的社會理論課和趙曉力老師的法律社會學課，認真讀了涂爾干和韋伯的幾本經典著作，兩門課下來感覺幾乎被洗了腦，對經典社會理論中的現代性問題產生了極其濃厚的興趣，于是大四準備出國留學時，我一個法學院都沒有申請，而只申請了美國和英國的十幾個社會學系的博士（Ph.D.）項目。

記得我第一次和芝大社會學系的趙鼎新老師聯系時，自我介紹說讀過涂爾干和韋伯的著作，結果他回信時很不客氣地說，你如果聯系其他老師的話，千萬別這么說，否則他們會覺得你對社會學的了解很膚淺。

幾個月之后，我幸運地收到了芝大社會學系的錄取通知書，不過直到臨行前，我讀過的社會學著作幾乎還是只有涂爾干和韋伯，再加上芝加哥學派的那本1921年出版的《社會學科學導論》（An 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Sociology）,俗稱“綠色圣經”（GreenBible）。

01

“讓快樂去死的地方”

對大多數中國留學生而言，身處異鄉的第一年總是最艱難的，除了語言、文化、生活等方面的適應之外，最大的挑戰無疑是養成一種與國內截然不同的學習習慣。

芝加哥大學是美國各高校中學術訓練最為嚴酷的學校之一，官方版的校訓是“益智厚生”（Crescat scientia; vita excolatur），而民間版的校訓則是“讓快樂去死的地方”（Where fun comes to die），無論是本科生還是研究生，上課時都要承受超大負荷的閱讀量。

我在芝大的第一年，每周的閱讀量基本上保持在一千頁書左右，對于母語不是英語的學生而言，剛開始幾乎是不可完成的任務。于是在北大每晚十一點熄燈后從沒看過書的我，在芝大的最初幾個月每天都是晚睡早起，能睡上四、五個小時就感覺很幸福。記得有一次上勞曼（EdwardO. Laumann）教授的組織社會學課，課上只有十幾個學生，大家圍著一張圓桌坐，因為前一天晚上睡得實在太晚，我居然當著所有老師同學的面直接趴在桌上睡著了，醒來的時候，發現周圍的同學都在忍著笑，而勞曼教授也是一副故作鎮靜的樣子，頓時覺得無比尷尬。

但挑燈夜讀并不是留學第一年最困難的事，更大的挑戰是自信心的培養。我所在的芝大社會學系2002級入學的一共有18位同學，其中美國學生占了三分之二，幾位國際學生也大多有過在美國讀書的經歷，而我不但年齡最小、英語最差，而且對美國社會學幾乎一無所知，一切都要從頭學起。于是，從入學第一天開始，我就一直被一種隱隱的自卑感所籠罩，總覺得同學們都比我強很多，自己沒有選擇，必須加倍努力、“笨鳥先飛”。這種壓抑的感覺直到第一次期中考試后才有所緩解，在那次考試里，我的組織社會學問答題居然得了滿分，讓班上的同學刮目相看，也讓我自己有些難以置信。現在回想起來，其實語言障礙只是一道門檻，沒跨過去之前覺得它比什么都重要，跨過去了才發現，學問做得好不好，和外語水平關系并不大。

美國高等教育中的三學期制（quarter system）就始于芝加哥大學，據說是因為芝大建校比較晚，想盡快趕上哈佛等常春藤院校，于是就用這一制度創新來讓學生上比兩學期制（semestersystem）更多的課程。經歷了秋季學期的魔鬼訓練，到了第一年的冬季學期，我的英語聽說讀寫能力都已經有了明顯提高，上課不那么累了，課下也開始有了些屬于自己的時間。于是我迫不及待地開始讀自己感興趣的書，為了保證課外讀書時間，我給自己定了個規矩，無論學校的功課多忙，每周總有一天是留給自己的，只讀那些和自己的研究興趣直接相關的書。

這個習慣讓我受益良多，到春季學期，我已經開始寫自己的第一篇英文論文了。后來許多人都問我，為什么研究生期間發表學術論文那么快？我的答案很簡單，只是因為動手早而已。博士教育和本科教育最大的區別，就是并非以課程為中心，上課固然重要，但終究只是手段，最終的目的是要有原創性的學術成果。有的學生稀里糊涂地上了好幾年課，都還不知道自己博士論文想做什么題目，這是最可怕的事情。

第一年的課程結束后，我并沒有回國，而是整個暑假都和同學們一起留在學校，組成學習小組，準備第二年開學前的博士資格考試。這個考試雖然絕大多數學校都有，但內容和形式各不相同，芝大社會學系的考試是全面性的，涉及社會學的十大領域，有一份長達十幾頁的書單，據說書單的內容幾十年間都沒有太大變動，囊括了西方社會學的大多數經典文獻，加起來有一萬多頁。到了這個時候，我的英文閱讀速度已經和美國同學相差無幾，但大家讀得都十分吃力，有時只能靠互相交換閱讀筆記來趕上進度。

就這么昏天黑地地過了一個夏天，直到這個讓所有人都恨得咬牙切齒的考試結束后我才發現，它真的是一個里程碑，通過了資格考試，就算是真正入了社會學的門，以后的修行就看個人的努力了。這時再回想自己在芝大第一年的生活，的確辛苦遠遠多于快樂，而且明白了一個道理，就是身在異國他鄉，沒有人會自動尊重你，你必須通過自己的努力來一點一點贏得別人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