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博士生涯："活著"走出了世界高校學術訓練最嚴酷之一的地方（二）

我的博士生涯："活著"走出了世界高校學術訓練最嚴酷之一的地方（一）

我的博士生涯："活著"走出了世界高校學術訓練最嚴酷之一的地方（三）

我的博士生涯："活著"走出了世界高校學術訓練最嚴酷之一的地方（四）

02

阿伯特教授

我的導師阿伯特教授是個有點奇怪的人，美國的學校里師生之間一般沒有什么等級觀念，研究生甚至本科生往往會親切地直呼老師的名字，但他從不允許系里的學生直呼其名，而是一定要叫“阿伯特教授”。當然，他對學生也很有禮貌，我第一次去辦公室見他時，他張口就是“劉先生”，后來熟悉了之后才開始叫我的名字。直到我從芝大畢業到威斯康星大學工作之后，收到的第一封信恰好是阿伯特教授主編的《美國社會學雜志》（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寄來的對匿名評審人的感謝信，結果他在那封信的最后手寫了一句讓我哭笑不得的話：“思達，你現在可以叫我安迪（Andy）了。”不過，至今為止，我還總是叫他“阿伯特教授”。七年養成的習慣，哪有那么容易改過來呢？

第一次進阿伯特教授的辦公室，我就被里面擺放著的幾千本書給震了一下，美國文科大學教授的辦公室里書都不少，但像他這么多的還是不多見。有一次我問他：“這些書你全都讀過嗎？”他只是平靜地點點頭答道：“差不多吧。”后來我估算了一下，如果每本書都認真讀的話，人一輩子最多也就讀一萬多本書而已，書再多的話就只有收藏的意義了。古人說“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在現代社會里，其實前者比后者難得多。阿伯特教授的閱讀范圍很廣，比如他雖然從沒來過中國，研究的東西也和中國毫不相關，卻讀過兩遍《紅樓夢》，英文版和法文版各一遍，讓他的中國學生們全都刮目相看。我一直覺得讀過這幾千本書已經足夠多了，結果畢業前的最后一年，因為一次系里的活動去導師家里做客，才發現他的書房里居然還有另外幾千本。

對我來說，有一位真正讀過萬卷書的導師是件幸運的事情，更幸運的是，阿伯特教授是個對學生不怎么熱情的人，他幾乎從不和自己的學生合寫文章，也很少過問學生的個人生活，但在學術方面卻極為寬容，從不強迫學生接受自己的學術觀點，而是給學生充分的自由去探索研究社會學的各種可能性。

不過說來也怪，我從在芝大的第二年開始，就鬼使神差地連著上了阿伯特教授的五門課，幾乎占到了我在芝大所有課程的四分之一。這五門課中的兩門是一對一的閱讀課，也就是我自己定一個題目，再做一份書單，然后根據書單每周寫讀書筆記，再和導師討論一個小時。因為我的研究興趣集中于法律職業，所以兩門閱讀課都是關于職業社會學的，兩個學期讀下來，讓我不但徹底精通了這個“麻雀雖小、五臟俱全”的研究領域，而且找到了博士論文的理論突破口，也就是職業與國家之間的關系。直到現在，每年新博士生入學時，我都會建議他們在合適的時候找自己喜歡的老師上一兩門這種“學徒式”的閱讀課，因為它是尋找論文題目最好的方式。

許多過來人都說，博士讀的時間長了，人在很多方面都會變得越來越像自己的導師，不只是學術觀點，有時連發型、著裝之類的都會被導師的品味所影響——所謂“為人師表”，或許就是這個意思。不過，我一直覺得芝大的很多教授都太孤芳自賞，對自己的學生也太冷漠，有只“教書”不“育人”之嫌。阿伯特教授就是這方面的典型，每次和他談話，都能感覺到他的聰明絕頂、才華橫溢，但很多學者的生存之道他并不會直接告訴你，而是讓你自己在漫長而孤獨的學術訓練中慢慢領悟。當然，每次他偶爾談起這些東西時，都會給我留下極為深刻的印象。

比如有一天在他辦公室里，不知怎么聊到了做學問所需要的基本素質，結果他說，做學問需要五樣東西：馬力（horsepower）、想象力（imagination）、做事情的意志（will to do things）、紀律（discipline）、忍耐力（perseverance）。五樣東西都很重要，但其中最重要的是做事情的意志，很多“馬力”十足卻缺乏意志的人，都是做出一點小成果之后就默默無聞甚至最終改行了。迄今為止，這是我聽到過的關于這個問題最有道理的話，上課時也經常講給自己的學生聽。

說阿伯特教授不關心學生，其實并不恰切，他只是有自己很獨特的方式罷了。比如我這輩子講的第一節課，就是他給我提供的機會。大概是我博士第四年的冬季學期，選了他的一門叫作“行動與意涵”（Action and Meaning）的課——芝大的教授經常會開一些稀奇古怪的課程，比如這門研究生課，他似乎只講過這一次，只有六七個學生——結果沒想到，剛開學第一周，阿伯特教授年逾90歲的父親就生病了，上課前一天晚上他從波士頓給我寫郵件，說自己趕不回來了，因為我是班上年級最高的學生，讓我代他組織大家討論。我看到郵件后即興奮又緊張，一夜都沒睡好，把要討論的閱讀材料反復看了很多遍，好在第二天上課比我想象的順利許多，同學們討論得很熱烈，氣氛也很融洽。有了這次陰差陽錯得來的教學經歷之后，我的感覺就像是捅破了一層窗戶紙，以后無論在哪里講課，都再也沒有那樣緊張過。

阿伯特教授是個很注重形象的人，一年四季都是西裝革履，即使夏天最熱的時候，在學校里也要穿長袖襯衫，有時還會戴一頂草帽，很有復古范兒。我在芝大期間，只見過一次他略顯邋遢的樣子，那也是某個冬季學期的第一節課，阿伯特教授走進教室時，我和同學們全都驚呆了——平日里衣著光鮮的他，頭發蓬亂著，而且留起了大胡子，瘦得像一個幽靈。然后，他如往常一樣平靜地告訴大家，他圣誕節之前被診斷出了癌癥，剛剛做完手術。后來阿伯特教授告訴我，手術之前他很絕望，不知道自己還能活多久，也不知道自己正在寫的那本大部頭的社會理論書還能不能完成。幸運女神最終還是眷顧了這位社會學芝加哥學派的當代繼承人，他的手術很成功，學術生命也得以延續。不過，后來他實在是太忙了，那本書至今都還沒寫完。

我從阿伯特教授身上學到了很多東西，但現在想起來，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對學術研究的一種極其純粹的追求。美國社會學界有很多思想十分激進的學者，他們做學問的目的，并不只是為了知識本身，而是為了推動各種社會變革。阿伯特教授則恰恰相反，他所寫的每一篇文章、每一本書，都只是為了能更好地理解社會本身。從這個意義上講，你可以說他是一個有點保守的學者，甚至是一個超脫于世外的學術魅影，但事實上，人類知識的演進，少不了這樣純粹的學者。我并不想成為和他一樣的人，但這并不妨礙我欣賞他的學問和品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