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博士生涯："活著"走出了世界高校學術訓練最嚴酷之一的地方（四）

我的博士生涯："活著"走出了世界高校學術訓練最嚴酷之一的地方（一）

我的博士生涯："活著"走出了世界高校學術訓練最嚴酷之一的地方（二）

我的博士生涯："活著"走出了世界高校學術訓練最嚴酷之一的地方（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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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光，在隧道盡頭

從田野中回到象牙塔之后，我又花了整整兩年時間才完成了博士論文。算起來，從2003年跟阿伯特教授上閱讀課時找到研究題目到2009年論文完成，再到2011年翻譯修改后的中文版在國內正式出版，這項研究對我而言簡直是一次“八年抗戰”的艱辛歷程。

記得論文寫到最后幾個月的時候，我每天都有一種莫名其妙的死亡恐懼，生怕自己某一天出了什么事故，多年的努力就毀于一旦了。后來我和幾位也在寫博士論文的同學交流，發現他們其實也有同樣的感覺，把自己二十多歲的寶貴年華奉獻出來認真做一項研究，不是每個人都愿意的，患得患失者大有人在，打退堂鼓者更是不計其數。所以，現在每當有學生向我咨詢申請社會學博士（Ph.D.）項目的問題時，我都會給他們一句誠實的忠告：除非有一個研究題目，能讓你熱愛到心甘情愿地把自己最好的年華奉獻出來，在一種接近赤貧的狀態下生活七年以上，否則就根本不要申請。

我想我是個非常幸運的人，大學還沒畢業就找到了這樣一個題目，而且后來一直沒有變過，七年的博士學習期間也幾乎沒有彷徨過。唯一的一次彷徨，是寫博士論文時碰巧讀到了英國歷史學家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的“時代四部曲”（國內譯作《革命的年代》《資本的年代》《帝國的年代》《極端的年代》），我雖然算不上左派，卻被這位歷史學家筆下的巨大力量和美感深深震撼了，覺得社會學的研究和寫作方式永遠也達不到那樣的境界，幾乎有了改行研究歷史的沖動。不過后來找工作時我的運氣出奇的好，雖然因為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折騰了半年時間，但最終得到了一份夢寐以求的教職，于是改行的想法也就被暫時擱置了。這幾年來，我對寫歷史的興趣有增無減，尤其想寫1979－1989年間的中國法制史，如果以后真能有幸完成的話，還要感謝這次彷徨的經歷。

芝大每年開學時，阿伯特教授都要給他帶的所有研究生寫一封郵件，郵件的最后他總會提到，“燈光在隧道的盡頭”（light at the end of thetunnel），然后告訴我們，今年又有哪幾位師兄師姐博士畢業了。這個英文里很常見的比喻，用在博士生身上實在是恰切，因為這個隧道的確很長，一不小心就會陷入一片黑暗，看不到燈光。而當日歷終于翻到了我博士論文答辯的日子，我才猛然發現，自己離那多年來在眼前或隱或現的神秘燈光已經如此之近了。

按照答辯慣例，博士論文委員會的三位成員要先對論文進行討論，而我則焦急地坐在那間博士論文室的門口，獨自想象著，那扇緊閉的門后面，他們究竟在說著什么。

幾分鐘之后，門打開了，阿伯特教授讓我坐在離門最近的地方，趙鼎新教授和哈里代（Terence C. Halliday）教授分坐在兩側，而他自己則面對著我坐在窗前。這時他一副開玩笑的口吻說：“你知道嗎？三十年前我在這里答辯的時候，我的導師讓我坐在窗邊，他說，萬一你沒通過答辯的話，可以直接從窗口跳下去。”

一個多小時之后，窗口還是緊閉著，我如釋重負地從椅子上站起來，阿伯特教授打開了事先準備好的一瓶香檳酒，四個人舉杯相慶。那瓶香檳酒的瓶子，至今還保存在我家的客廳里。

就這樣，我活著走出了方庭。

來源：管理學季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