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讓我致命的是你看總統辯論,教育根本就沒提出來。為什么沒有出現呢?因為沒有人投票。我從沒見過反對教育的政客。我從沒見過哪個政治家不喜歡親吻嬰兒,去教室,拍拍小孩子的頭。但很少有人愿意投資,很少有人愿意挑戰現狀,尋求結果。這不僅關乎更多的錢,還關乎結果。這是關于責任的,這很罕見。
韓國在教育方面的每一件事都對我們不利。我記得奧巴馬總統對韓國總統說,‘你在教育方面面臨的最大挑戰是什么?韓國總統立即說,我父母要求太高了。即使我最窮的父母也要求接受世界一流的教育。他說,作為韓國總統,你不可能不致力于接受良好的教育,并以自己知道的最佳方式為之奮斗。
但是在美國,你可以做一些口頭宣傳,你可以做一些拍照,但除此之外你什么都沒有。這是我們的錯。我不責怪政客。我指責我們是選民。我們在這個問題上不投票。我希望我們的父母能要求更多。如果能從中得到一個信息,那就是如果每一次選舉——地方、州、國家——人們的投票都是基于他們的候選人對教育的貢獻,這就是游戲規則的改變者。
學校似乎已經成為槍支辯論的焦點,這也是你們離開政府以來的一個主要焦點。為什么這是教育對話中如此重要的一部分?
我給你講個故事。當我參觀芝加哥的一所學校時,這個孩子——可能是一個12、13歲的小男孩——給了我一張他作為消防員爬上梯子的照片。他在上面寫道:“如果我長大了,我想成為一名消防員。”“我在芝加哥期間一直把這張照片放在桌子后面,因為這是我們孩子的現實。”他們真的說,‘如果我長大了。’很多人實際上認為他們不會長大,尤其是我們的小男孩。我試圖向孩子們宣講的每件事——延遲滿足、長遠考慮、考慮大學——如果你只是像我現在共事的許多年輕人那樣日復一日地努力生存下去,我還不如說希臘語。這不僅僅是芝加哥的孩子們,這是在德克薩斯州的農村,不管他們在哪里,他們都在想,‘這只是時間問題,它會向我走來。’“我們對孩子們造成的心理傷害、他們生活中的恐懼程度、創傷,這些都是毫無意義的。”
這很難說,但我認為只要是芝加哥——我的孩子85%是窮人,90%是少數族裔——我就真誠地認為這個國家不關心黑人和棕色人種的孩子。我一直認為,白人孩子被殺害,國家才會有所作為。然后桑迪胡克事件發生了,我們誰也想象不到20個嬰兒、5個老師和1個校長被殺。在那之后,一切都沒有改變。對我來說,那是我意識到我們重視槍支甚于重視孩子的時候。這是無可辯駁的。我們每天都允許這種程度的屠殺、心碎和創傷,而其他國家卻不允許。這是一個殘酷的教訓。
我得到了一些希望,帕克蘭的孩子們在做什么,他們在和我們芝加哥的孩子們一起做什么,我們肯定還沒有贏,但我們正在取得一些進展。帕克蘭的學生們和我們一起在芝加哥開始了他們的全國集會,這是一種勢頭。有一種希望的感覺,是桑迪胡克之后我從未有過的。我們面前還有許多工作要做,但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有希望、更有信心。
年輕人將把我們帶到我們作為成年人沒有帶他們去的地方,那就是一個更安全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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