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學是挑戰也是娛樂

拉馬努金歷來令人著迷。

拉馬努金出生在印度南部，他沒有接受過正規的數學教育，但有著令人驚異的數學天賦，似乎可以感知到大量數字關系背后的規律，因而也被稱為是“知無涯者（the man who knew infinity）”。在他留下的三本筆記本和一些草稿紙上，寫著大約4000條公式，包括哈代在內的眾多數學家曾經癡迷其中。有數學家說：“拉馬努金的重要，不僅僅因為他是一名數學家，而在于他告訴了我們人類大腦可以做到何種程度。”

我們之前也推過介紹他的文章。幾天前一篇介紹橢圓周長的文章《可怕的橢圓：沒有周長？怎樣算?》中，也看到了拉馬努金令人吃驚的公式。有讀者評論說，“所以說拉馬努金是神”。是的，拉馬努金真如神一樣，無處不在。

文中介紹了許多小故事，例如他計算圓周率的公式：

數學家們發現，拉馬努金的許多公式既優美又晦澀。讓他們驚訝的是，有個公式提供了一個極快速的方法來計算π值這一古老的課題。就在去年（編注：指1986年），一位計算機科學家運用拉馬努金公式的某個版本將π計算到了17 000 000位。這之后，數學家才能證明拉馬努金的見解為何是正確的。

這篇文章來自最近出版的一本新書《數學百年風云：〈紐約時報〉數學報道精選（1892-2010）》。看著題目很有趣。如果翻譯不錯，應該是值得購買的。

數學家口述——張圣蓉

《三聯生活周刊》在6月9日刊浦實的文章 《學數學的女生，很酷》。這篇文章是著名的華裔女數學家、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張圣蓉先生的口述。

她說：

我在西安出生，在那里長到三歲，隨父母去了香港，再由香港去了臺灣，1970年從臺灣大學數學系畢業。那一屆數學系非常特殊：我們班40個人，有12個女生。往常一屆通常只有四五個女生，我們那屆女生卻特別多，集成了一股互相幫助和砥礪的力量。這群女生后來繼續在數學上發展的很多，拿到博士學位的大概有七八個，在學術界發展的有五六個，現在有四個人在美國大學教數學。罕見的人數優勢讓我們誰都不落單，彼此扶持，走了下來。數學家的成長無論是生活方面，還是學術方面，都需要彼此呼應、一起前進，處于孤立狀態是很難的。

我上初高中時最享受的就是解析幾何。三角函數，做一個解析題目，通過加輔助線，可以解決本來解決不了的問題，我非常喜歡。在我記憶里，數學一直不僅是一種智力上的挑戰，也是一種集體的娛樂，是一種很熱鬧的學問和活動。

對我那一代的臺灣年輕女性來說，選擇來美國學數學沒有遇到什么阻力：對于我們來說，來美國不完全是求學和研究，也是一個生存發展的好選擇。

數學家的觀點——丘成桐論《中國高等教育》

2019 年 6 月 11 日，丘成桐先生在于清華大學舉辦的第八屆世界華人數學家大會（ICCM 2019）做公開報告《中國的高等教育》。

他在文中回顧了中國教育的發展歷程。特別他高度評價華羅庚等的回國，并駁斥了流行的說華先生權利欲大的觀點：

在這極端困難的時刻，一批一流學者自愿回國，其中最出色的是華羅庚教授。他放棄了伊利諾大學的優厚條件，全力以赴，為新中國培養了第一批最重要的數學人才。華先生的數學水平比當時國內任何一個數學家都要高出一籌，當數學所的所長不單是當之無愧，而且也是最合適的人選。沒有華先生的領導，恐怕中國數學達不到六十年代的小康局面！這幾年來，我看到一些報導，說華先生當年做所長，有權力欲望，使人啼笑皆非。華先生回國就是要帶領一批年輕人干大事，在誰都沒有能力做所長的時候，他不挑這個擔子，誰挑？報導又說，陳寅恪先生和竺可楨先生都對華先生有意見。陳先生和竺先生雖是一代大師，但他們不懂數學，大概是受到旁人的誤導吧！

關于華先生“爭所長”，有的文章是這樣描述的：

惲子強時任中科院黨組書記、編譯局副局長，他告訴竺可楨：華羅庚急于要籌建數學研究所，并毛遂自薦要當該所所長。蘇步青（1902-2003）原為數學所籌建中的籌備主任，按理來說既為籌備主任，自然是該所所長的首選人物，然而蘇步青也有自己的弱項，不知什么原因，他在競選所長的仕途中遭到了物理學家張宗遂、數學家陳建功的共同反對，說明并非是眾望所歸。

對于華羅庚急于要自攬數學所所長一職，著名物理學家錢三強一開始“極不贊同”，然而華羅庚“功夫在詩外”，在競選所長的過程當中頻出奇招，“華又在到處演講，在《人民日報》寫文”。天道酬勤，經過綜合考察后，中科院領導層的天平開始傾斜到華羅庚一邊，院黨組書記惲子強與竺可楨商談，請竺勸蘇步青自動退避三舍，成全華羅庚出任數學所所長之愿望。

丘成桐先生也如當年華先生一樣回國盡力，也有一些類似的“非議”。讀者可以參考文章《丘成桐強國夢面對面：我對中國有很深的感情》

在這次演講中，丘成桐先生也一如既往地敢說。他批評了中國的院士制度：

中國另外一個極為嚴重的問題，就是任何一個讀書人，一生只醉心于一個目標，那就是當院士。

這個頭銜所賦予的學術和政治權力委實太大了，產生了極為負面的影響。畢竟，一所大學的地位取決于院士的數目。因此，院士是不可能得罪的。另一方面，他們在研究方面的成就，卻往往和他們尊貴的地位不匹配。院士的選舉牽涉及太多的人事政治，一旦他們成為院士，就可以在大學甚至整個社會發揮不正當的影響力。

部分問題源于根深蒂固的權力，以及「敬老」的文化。早已超過了退休年齡的學者，即使已不再積極的從事研究，甚至已跟不上研究的步伐，但是仍然持續地主宰著他們的領域。中國的院士制度也受到政治的壓力、賄賂和腐敗的影響。流風所及，硏究人才的升遷竟然和學術成就的關系不大！

所以中國科學要有突破，必須打破院士壟斷的局面。但是院士已經是一個既得利益團體，不可能一下子打破，只有中央下決心才能改變它。

關于院士的行為規范，6月11日，國家已經出臺相關意見《關于進一步弘揚科學家精神加強作風和學風建設的意見》。意見中直接要求：

每名未退休院士受聘的院士工作站不超過1個、退休院士不超過3個，院士在每個工作站全職工作時間每年不少于3個月。

抵制各種人情評審，在科技項目、獎勵、人才計劃和院士增選等各種評審活動中不得“打招呼”、“走關系”，不得投感情票、單位票、利益票，一經發現這類行為，立即取消參評、評審等資格。院士等高層次專家要帶頭打破壁壘，樹立跨界融合思維，在科研實踐中多做傳幫帶，善于發現、培養青年科研人員，在引領社會風氣上發揮表率作用。

這實際上也得益于丘成桐這些敢于發生的數學家，科學家的大力呼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