譜分析｜印度要統治美國？與阿三相比我們的教育到底差在哪兒？中國孩子需要什么樣的教育
《曉譜君按》
所謂時勢造英雄，印裔無疑是時代的幸運兒。只是這幸運背后，曾有過多少懷疑和擠兌我們不得而知。韜光養晦，才能厚積薄發；聰明而低調，阿三哥們真可怕！
印度人在美國做CEO，中國人卻做底層工作！
據《精英報》報道，近10年來，印裔在美國的表現極度搶眼，硅谷三巨頭——蘋果、谷歌和微軟，印裔已經收割后兩個的CEO寶座。
此外，摩托羅拉、諾基亞、軟銀、Adobe、SanDisk、百事可樂、聯合利華、萬事達卡、標準普爾等等這些知名行業巨擘，全部選擇聘用印度人擔任CEO。
這些赴美發展的印度人，和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赴美留學的中國留學生背景相似，在美的學業職業軌跡也很相像，皆是在本國完成了大學本科教育后，來美進修，在科技公司里闖出一片天地。
哈佛大學商學院院長尼汀·諾里亞是印裔的，芝加哥大學商學院院長蘇什-庫馬爾也是印度人。有一種說法為阿三哥們真的要統治美國了。
為何人數取勝的華裔群體，拼不過后來居上的印裔？出身在那樣一個國度的印度人，到底有哪些品質被一家家跨國企業看重？
01敢于表達
因為有過英國殖民的歷史，印度國內對英語的使用的確更為廣泛，思想習性也相對西化。這在無形之中幫助印度學生即便是滿口不太標準的“印度式英語”，也不會拘泥于口音上的偏頗，詞能達意即可。相比之下，中國學生通常更糾結“字正腔圓”，在流暢度和感染力上都遜色不少。
印度人敢說會說，不只是民族文化使然。在印度的中學和大學里，學生社團極其豐富。而社團的負責人都是像美國總統競選那樣民主產生的，想要成為領袖得先有好的口才。這也讓印度學生從小鍛煉了溝通協調能力，有著較強的演說本領。
在家庭教育方面，我們要是去剖析同一時期移民美國的華印裔家庭，會發現，華裔家庭的教育明顯會重理輕文，印裔則更關注孩子的語言與文科的學習。
拿學術活動成績來說，華裔學生常年活躍在STEM領域比賽的一線，美國的數學奧賽隊的主力軍近幾年來一直是華裔。
印裔孩子雖然也在理數化上表現不俗，但遠遠不及華裔優勢明顯，可人家卻蟬聯了全美國青少年英語拼字比賽連續13屆的冠軍。要知道這是一項極其考驗英語功底的比賽，能從數萬美國本土中小學生中脫穎而出，印裔家庭在語言教育上的成功不言而喻。
出色的語言表達能力，讓印度學生愿意也更容易融入美國學生的群體，去和本土學生打成一片，在職場上同樣十分受用。與其他亞洲國家的移民相比，印裔會花更多時間去社交，更敢于表達自己、展現自己。
02學得更廣
從學歷上來看，硅谷中的華裔擁有博士學位比例很高。上一代中國留學生中，從行業內頂尖公司技術做起，沖破天花板的陸奇、李開復等人，也皆是計算機科學博士學位出身。
絕大部分印裔同樣也是從基層技術崗做起，但擁有博士學位的人數不及華裔三分之一，更多人只是止步于碩士學位，按理在技術基礎上是不如華裔工程師的。
如果照國人“學而優則仕”的傳統理念推論，技術過硬才是晉升的先決條件。雖然美國企業也有從技術人才中選拔提升的傳統，但更多只適用于中低層，想要進入公司的中高級管理層，僅僅懂技術是萬萬不夠的。
再翻開印裔高管的簡歷，可以發現幾乎所有人都有MBA學習的背景，皆是“技術+管理”型的復合人才。而據統計在硅谷，擁有MBA學位的印裔占28%，華裔只有7.2%。
印度雖然經濟落后，但培養管理型人才，比中國起步早了近30年。以印度管理學院IIM為代表，IIM作為印度管理人才的搖籃，早在20世紀50年代就和麻省理工學院sloan管理學院合作成立了IIM加爾各答分校，60年代又與哈佛商學院聯合創立了IIM阿默達巴德分校，IIM現今在國際上的地位，讓所有中國的商學院都望塵莫及。
如今在印度學生眼里，不論從文從理，學MBA學管理都是默認的必修課。一些印裔經理人寧愿擠在合租公寓樓中，也要花錢去上MBA課程。
與之相比，中國學生的專業學習上就比較片面，更崇尚“術業有專攻”，大多是等到工作遇到瓶頸才會想要去提高。
事實也證明，當下社會需要的是如“技術+管理”這類的復合型人才，這恰恰為中國學生所忽視，我們在硅谷能看到得更多的是甘心在基層碼代碼的中國工程師。
03適應力強
印裔CEO兄弟文迪-邦加和安杰-邦加，前者是聯合利華公司前任CEO，后者是萬事達卡現任CEO，曾經轟動一時。一家走出了兩個500強CEO，媒體紛紛地想向他們取經。邦加兄弟的回復是，他們覺得自己成功源自于走南闖北的童年經歷。
邦加兄弟父親是印度陸軍中將，他們每隔幾年就得跟著部隊搬一次家。“你必須適應新朋友、新地方，無論你去哪里都必須創建你的生態系統。”而這種能應對多元化環境挑戰的能力，恰恰是跨國企業高管最需要的核心競爭力。
與安定富饒的中國不同，印度的生存環境極為復雜，每天都會有很多突如其來的困難和挑戰，能夠因地制宜、隨機應變是基本的生存技能。
在世界銀行的全球商業運營難易度的國家排行榜上，印度排名第142位，和伊拉克、老撾等國在一個水平線上。
基礎設施落后、種姓制度、官僚主義橫行、政治體制混亂無序，印度商業環境極其復雜。然而，這混亂的經營環境反倒成為了印度經理人的“黃埔軍校”，這種氛圍培養出他們極強的管理能力、溝通藝術和社交技巧，一旦進入經營運作有序的跨國公司就如魚得水。
百事可樂CEO盧英德-諾伊，本來是在印度本土的一家紡織企業工作，后來揣著500美元赴美讀書才留在美國工作，進入百事高層她只花了短短7年，5年后又被提名為了CEO。她說：“我沒有什么神奇的配方，我只有謙虛學習的精神，適應環境的靈活性和對成功的執著追求。”
04有效團結
印度國內的環境導致嚴重的人才外銷，一流人才移民歐美，二流人才在本國經商，三流人才選擇從政。對于印裔來說，母國帶不來的安全感，讓他們更希望把握住來之不易的“新世界”。
印裔在海外有著嚴重的“抱團文化”。隨著30多年前第一代硅谷印度創業家的崛起，他們意識到移民來美的難處與障礙，開始毫無保留地幫助前來追隨的同國老鄉。
經過幾代印度企業家的努力，硅谷早已建立起了一個蓬勃發展的印度圈生態，各類行業協同編制出了一張強大的人脈關系網，印度員工常常能享受很多額外“福利”。
以1992年成立的硅谷印度企業家協會為例，這個協會和12個印度城市對接，專門幫助初來乍到的印度青年“尋找導師、拓展人脈、創業孵化和資金支持”，力圖培養新一代硅谷的印裔創業者。此般保姆式的“拔苗助長”雖也受到不少其他群體的詬病，但功效著實顯著。
相較之下，中國人雖說也喜歡扎堆，卻更多是為了逃避社交尷尬的無效“抱團”，在真正的職場競爭上沒有“利他共贏”的處事哲學，甚至還會內斗排擠，缺乏職場高情商。
格局和胸襟往往能決定一個人能走多遠。印裔的“抱團文化”從側面反映了印度經理人的做事心態和管理藝術。
沃頓商學院曾有一項調查，多數印裔高管在陳列自身的核心責任時，會把成為員工的導師和榜樣作為首要目標之一；在分析自身企業的成功原因時，毫無例外地將成績歸功于企業的所有員工，不覺得是自己的功勞。
印裔高管都是非常尊重員工，喜歡成就他人，為人謙卑低調。薩蒂亞·納德拉榮升微軟CEO后，給全體員工的第一份郵件開頭是：“這是一個讓我非常謙卑的日子。”桑達爾·皮查伊在谷歌，則被描述為是一個有些自貶但備受同事敬愛的人。
印度人沒有中國人普遍的浮躁傲慢，具有更加宏大包容的心胸，這樣的人格特征無疑更適合美國企業文化，能團結凝聚起更多力量。
延伸閱讀
一、“印度理工”式教育
說到印度理工，其實最早我并不是從關于硅谷的新聞上了解到的，而是一部經典的電影：
《三傻大鬧寶萊塢》
用一句臺詞來說就是：All is well（哦里斯歪兒）。翻譯過來就是，喜歡窮折騰。
不論是開頭的電擊門口小便者，還是最危機關頭的緊急助產里的臨時網絡教助產、自制發電機、自制吸塵器吸胎兒……
完全體現了影片對智慧的概括：
敢于窮折騰、動手能力、理論轉化為實踐的能力。
考慮到 IIT 相比中國大學要少得多的資源來說，喜歡窮折騰真是再貼切不過的了。
因為工作的關系，我一直在搜集關于青少年科技制作、實驗類的資料。
一次我看到一本《愛上制作》，是從美國引進的制作類的書，里面講到一個印度的老師，教授孩子用各種廉價的材料甚至是回收的垃圾制作科學玩具，其中有一張這樣的圖片：
一支鉛筆不依靠任何豎直方向的接觸而懸浮在半空中。如此神奇，同時又如此簡單和質樸。
文章說，2006 年一個印度小女生籍由這個小制作所撰寫的科學報告參加了美國印第安納波利斯的因特爾國際科學和工程展（ISEF），并獲得了第二名。又因為這次的獲獎，被英國的大學錄取，甚至在2010年麻省理工林肯實驗室用她的名字命名了一顆小行星。
真是一個很美好的故事，然后我記下了這老師的網站。一過就是幾天。
一天我又需要尋找實驗資料，所以想起了那個記下還沒有查的網站，于是我打開了這個網站。真是一個簡單到不能再簡單的網站。簡直讓人懷疑是 90 年代的產物。
http://arvindguptatoys.com/
這就是網站的主頁。但是打開里面的“來自垃圾的玩具”鏈接，我有一種被震撼的感覺：
廢自行車內胎做的打氣筒、吸管做的水泵、只剩一半的籃球做的數學模型、廢光盤做的發電機、自行車氣芯橡皮和火柴棍做的原子模型、飲料瓶做的肺部呼吸模型……
應有盡有，我當時興奮地給友人在 qq 上推薦“無盡的資源啊！！！”
然后我就搜索了這個老師的名字，發現他竟然是印度理工學院畢業的，就更加敬佩了。我又給朋友留言：“IIT 引領科學青年！”
我還搜到了他在 TED 上的演講，后來發現，這是 TED 上最好的 5 段教育演講之一。
“看這家伙用沙啞的聲音展示這些玩具，簡直讓人想哭。”我一邊看一邊和友人說。
6分鐘后，在關于盲童玩具畫筆那里。我說：“最后還是沒忍住。偉大的人生啊。”
一位世界上頂尖理工院校的畢業生用科技帶給人快樂和智慧，教給孩子竭盡所能地創造而不僅僅是使用現成的科技產品。
雖然 GUPUTA 不是三傻的原型，但在我心中他就是那個蘭徹：信手拈來變廢為寶，用自己的雙手實踐自己的價值觀。
但他的事業本身也已經足夠震撼人心，而且他還放棄了所有專利，從這點來說，他比電影還牛逼。他有一段話講得特別好：
大意是：
“科學教育的器材應該是任何階層的孩子能負擔得起并且能參與制作的。如果你去看許多大型的科技館（科學博物館），你會發現大多數的項目都是僅供展示的。
如果一個孩子在這樣的博物館花了3個小時，看那些激光裝置、那些玻璃儀器、和各種發光，然后三小時以后這個（普通階層的）孩子會感到完完全全的無助、深深的無力感。
因為當他或她回家以后，什么也做不了、什么也無法延伸。
這些巨型的機構，更像是權力和財富的炫耀品，而不是親近這些孩子的教育載體。
其實，一份報紙或雜志，我們就能切割成小方塊，孩子們可以做許許多多幾何形狀。這張紙就事實上變成了一個幾何實驗室。通過一些折疊，他們可以制作出扇翅膀的小鳥、會彈跳的青蛙、孔雀或者扇尾魚。這些就是幾何學的實踐，而無需過多的言辭。
二、深入核心的“窮折騰”精神
你說這樣的教育太 low 了，太寒磣了，玩玩還可以，能有什么實際的技術推動、商業價值？
《對抗全球瘧疾的新利器——50美分的顯微鏡》這個視頻大意是，斯坦福大學研究人員發現非洲瘧疾檢測的重大問題是，顯微鏡過于昂貴，以至于當地人根本不敢輕易使用，因為一旦損壞的結果是數月甚至數年的工資。
于是開發出的一種基于折紙技術的顯微鏡 Foldscope，這種極其低成本、方便運輸和維護的顯微鏡正越來越在貧困地區的瘧疾防治中發揮出無與倫比的作用。
它甚至被開發出設計者沒有設想到的用途，比如在盧旺達，當地植物病理學家用它來檢測香蕉作物上的真菌，而坦桑尼亞的孩子們用它來檢測牛糞中的寄生蟲。
更因為它的低廉價格，它越來越多地成為世界各國生物、科學課上每個學生可以擁有的學習設備。大大促進了科學教育的熱情和普及。
他的設計者是斯坦福大學的生物工程教授Manu Prakash（馬努·普拉卡什）博士：
他手里拿的那張紙就是一個折紙顯微鏡Foldscope的全部材料
他是哪里人呢？——哈哈，你猜對了。印度人。
他是哪個大學讀的本科呢？——哈哈，你又猜對了。印度理工（坎普爾分校）。
從古普塔的垃圾玩具到普拉卡什的折紙顯微鏡，似乎真的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
讓人看到那種深入核心的“窮折騰”精神。
在我看來這就是正在印度發生的科技教育實踐。我相信這樣的實踐正在為印度更強大的科技人才培育發揮著重要作用。
三、寫在最后
我衷心地希望我們的孩子也能夠接受這樣的教育，去動手、去創造、去窮折騰，而不是一想到科技教育，就是做題，就是專門的實驗室、昂貴的器材和按部就班的實驗報告。
科學教育應該是好玩的，應該是可以親手實踐的，應該是讓我們的青少年擁有創造的眼光和動手能力的。
或許我們今天的學校還無法如我所愿般的快速轉變，但我們每一個物理、化學、自然、科學……老師、甚至是每一個家長都可以行動起來，去讓孩子擁有這樣快樂有益的科學教育。
我在麥肯錫做合伙人的時候，最后兩年是在我們硅谷的辦公室。那時候驚奇地發現，麥肯錫北美600位合伙人，大陸接受本科教育的竟然只有兩個人。而我只能算半個，因為我是在北京選上，轉到硅谷的。
而同時期的印度裔的合伙人，竟然有 100 個！
其中不乏各個細分行業的大領導，而且他們大部分是本科在印度讀的。
那時候感嘆在國際精英職場，中國人的鳳毛麟角，這些經常可以回國忽悠的“海外人才”被印度留學生甩了 N 條街。
每年北大清華這么多出國的“高端人才”，往往無非是低級碼農的存在而已。我們講全球領導力，在人才方面，差的不是一點半點。
沒有人才，何談領導力？
人才追到根，是教育。印度的整體教育水平其實有很多問題，但是他們的 IIT 這樣的精英教育（注意：精英教育不是有錢人的教育）卻是大規模地產出了能夠在全球舞臺上發光的英才。（鄭林允）
來自：上虎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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