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只需要去問問那些被理想學校脆拒了的申請人就好啦。問問高中的升學指導顧問吧，他們抱怨說，大學不會因為創造力、決心或社區服務而去獎勵那些有前途的學生。就連一些頂尖大學的招生官本人也承認，招生錄取制度已經非常糟糕了。

當然，你也許認為大學太過于重視標準化成績了。但是，如果你鄰居的孩子有近乎完美的分數，他就會認為成績真的很重要。

最近一項蓋洛普民意測驗顯示，超過半數的美國人認為，大學不應該給校友的孩子提供入學的優先待遇；但是另外一半的人，卻認為父母關系至少應該是招生錄取里個“次要因素”。

關于誰有資格進入美國最頂尖的大學，以及憑什么能進入的爭論一直在沸騰。

美國司法部正在調查一項由 64 個亞裔協會組成的聯盟在 2015 年提交的申訴。這個申訴，指控美國大學歧視成績優秀的亞裔申請者。

此外，反對平權運動政策的公平錄取組織(Fair Admissions)的學生，已經對哈佛大學、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和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提出了亞裔種族歧視訴訟。

盡管最高法院去年裁定，招生官在錄取學生的時候是可以把申請人的種族考量進去的，但民意調查顯示，大多數美國人都不同意這一決定。平權運動的批評人士認為，這事兒在以后還有更多的法律挑戰。

不管怎么樣，錄取公平這個老問題肯定會持續下去。

首先，美國這個國家不能對一個棘手的五字單詞——優異(merit)，達成一致。

英國社會學家 Michael Young 在半個世紀前，創造了貶義詞“唯才是用”(meritocracy)，用來描述一個用標準化智力測試來表彰精英的未來。然而，正如 Rebecca Zwick 在她的新書 《誰會被錄取？》中解釋的那樣，“merit” 這個詞，在現在美國的語境下，意味著“成績優異”，狹義地定義為評級和考試分數。

但這只是申請者價值的一個方面。加州大學圣芭芭拉分校的榮譽教授 Dr. Zwick 一直是?SAT 考試機構的研究員，她就覺得，一個學生能否進入自己選擇的大學，不應該由應試能力來決定。事實上，“merit” 的標準，壓根就沒有絕對的定義。

我們明白，你們 —— 焦慮的學生、疲憊的父母、困惑的公民 —— 都在想美國大學到底在想什么？

有標準么？

我們有必要靜下心想一想，13% 的四年制大學（美國一共大概3000多所招收本科學生的四年制大學），錄取率低于 50% 。

話雖如此，牽動大家心緒的，永遠是那些競爭最激烈的學校。每年，全球最頂尖的學府都會拒絕成千上萬原本可以在那里茁壯成長的學生。

是的，拒絕是痛苦的。不過，還是把這些話大聲說出來吧，招生過程不，公，平。

不管你喜不喜歡這事兒：美國大學并沒有你想象的那么熱烈歡迎那些已經修過七門或更多大學預修課，拿了全 A 學生。被拒并不是真的針對你個人，因為招生是一個瘋狂的大雜燴，各種申請者，各種背景都混雜在一起互相競爭。

就像父母讓孩子們做家務一樣，所有的美國大學都會給他們的招生官一份要完成的任務清單，當他們做不到的時候就會被解雇。

“我們不生活在云里，現實是我們有一條底線。”三一學院（美國知名文理學院Liberal Arts College）的招生負責人?Angel B. Pérez?說。“我們是一家學院，但我們也是一家企業。”

在許多校園里，財務問題會影響到錄取的決定。美國大學招生咨詢協會 (NACAC) 最近的一份調查顯示，大約一半的機構表示申請者的財務和支付能力在招生決定中具有一定重要性。

其他衡量學生的奇特指標，比如地理多樣性。這現在被視為機構實力和受歡迎程度的指標。如果一個班級不能夠由于來自美國 50 個州的新生組成的話，一些校長會不怎么高興。而且一所大學可能還需要一定數量的工程專業的學生，還有大學球隊里的守門員。

事實上，雖然說一所大學可以接受 33% 的申請者，但這并不意味著你可以自以為是地覺得你和每個申請者一樣，都有三分之一的機會。成功與否，取決于一個學生能帶來什么。

總的來說，招生中沒有什么比平時成績——加上高中課程的強項——和 ACT/SAT 成績更重要了。

在時間資源有限的情況下，這些指標是一種相對快的方法去表明誰更容易有成就。但這種衡量也有弊端。分數膨脹使評價分數的任務更加復雜，高中評分政策上也有差異。標準化考試成績和家庭收入有關；白人和亞裔學生比黑人和拉美裔學生表現好。此外，大學預測學生成就時，往往只限于第一年的成績。

因此，很多大學都依賴于“整體”評估，讓大學能夠將申請者的學術記錄和背景結合，并找出可能不像身邊富裕的同齡人那樣，擁有耀眼資質的弱勢學生。他們是否參加過低水平的或資源豐富的高中？他們是否參加過課外活動？他們有領導經驗嗎？

Dr. Pérez 出身于一個低收入家庭，是家中的第一代大學生，他最近改革了三一學院的招生程序，以便找出那些未來有前途的學生，尤其是弱勢學生。

現在，該學院的招生人員閱讀申請材料時，會以 13 個特質作為審核要素來打分，包括好奇心、同理心、樂于接受改變和克服困境的能力等。被研究人員拿來與優秀學生掛鉤的這些特質，也是諸多文理學院在課堂內外所看重的。

三一學院的工作人員可以使用一個叫做“成就預測要點”的下拉框，勾選他們發現的所有特質。他們必須注明自己是在申請材料的哪些地方發現每一個特質的。

“不能僅僅是一種感覺，”Dr. Pérez 說。他還記得，一位老師的推薦信描述了一名申請人如何在班上堅守對某個有爭議的社會議題的立場，盡管其他學生都出言反對。這令 Dr. Pérez 印象深刻，他在下拉框勾選了“樂于成為唯一的少數派”(Comfort in Minority of 1)，這或許標志著這名學生會促進校園中的對話。

三一學院仍然很看重一些傳統的標準，但新模式拓展了工作人員對才能的理解。“我們正試著讓擁有這些特質的學生得到更多的肯定，尤其是面臨某些挑戰的學生。”?Dr.Pérez 說。

這種新模式，還有三一學院最近做出的不再需要求提交 ACT/SAT 分數的決定，已經幫助提高了班級的多樣性。今秋的大一班級中，來自低收入家庭以及身為家中第一代大學生所占比例是 15%，三年前則是 8%。

“我正設法讓我們多擁有一些工具，擺脫一個絕對過時的體系，” Dr. Pérez 說。“隨著這個國家變得更加多元，以及我們對標準化考試分數和財富之間的關聯有更多了解，我們必須采取更具創新性的方法來預測誰能在大學里獲得成功。”

大多數大學要求申請者提供的材料，都無法很好地揭示一個學生或許具有的很多技能和才華。但如果大學提出更多要求，會怎么樣？

奧林工程學院 (Olin College of Engineering) （美國知名工科院校）在招生流程中加入了現場選拔這個環節。完成傳統的申請程序后，被挑選出來的學生會造訪位于馬薩諸塞州尼德姆的校園，參加為期兩天的緊張選拔。

除了坐下來接受面試，他們還要與人結成小組，完成一項桌上設計挑戰，比如制作一個可以承受特定重量的塔。第二天，他們會接到另一項任務，比如設計校園里的一棟建筑。這一次，評估者會觀察每個學生，注意他們能否與其他學生進行良好的溝通、快速適應環境。

這道程序旨在幫助未來的學生了解奧林的合作文化，同時也讓這所大學在做出最終錄取決定之前更好地審視每一個申請者。“通過申請材料中的傳統內容，很難判定學生的思維方式，”奧林工程學院招生和財務資助部門主任 Emily Roper-Doten 說，“這種辦法讓我們在一個有教育意義的時刻，看到他們處于興奮狀態時的樣子。”

為了看看學生能用自己的雙手做些什么，全球最負盛名的學校之一也做出了改變。麻省理工的校訓是拉丁文“Mens et manus”，意思是“手腦并用”。

現在麻省理工給了申請者一個新選擇，可以提交一份創客檔案(Maker Portfolio)來展現他們的“技術創造力”。

申請者可以發送圖片、短片和 PDF 文檔來闡明自己參與的一個項目——他們制作的服裝、設計的應用程序、烘焙的蛋糕、制作的家具或編織的鎖子甲。麻省理工學院還要求學生們解釋這個項目對他們的意義，以及他們得到了多少幫助。一個由教職員工和校友組成的小組會審核這份檔案。

去年，約有 5% 的申請者提交了自己的創客檔案。“它能讓我們更全面地了解某個學生，”招生和學生財務支持部主任 Stuart Schmill 說，“如果沒有這個，有些申請者可能無法全面展示自己是多么符合我們的期望。”

麻省理工學院的試驗引發了招生主任們的討論，他們當中有些人表示，打算為申請者提供類似的機會，證明自己通過項目學到的東西。他們認為，創客檔案生動地反映出，大學可以更好地將招生過程與自己的文化和價值觀統一起來。

在過去十年里，全面的評審變得更具挑戰性，頂尖大學總會收到海量的申請材料。

今年秋天，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收到了 10 萬多份申請，但它只有約 6,000 個新生名額；斯坦福大學收到了 4.4 萬份申請，而名額只有 1,700 多個；麻省理工學院則需要在 20,000 多份申請中挑選 1,450 名學生。

大部分大學正在考慮采用更具增值效果的方法改進評估。

逾 130 所著名大學加入的 The Coalition for Access, Affordability and Success （簡稱CAAS；與COMMON系統并行的另外一個新的大學申請通用系統，COMMON系統目前有800多所學校采用，包括幾乎全部美國TOP50大學和文理學院采用COMMON系統。）前不久建立了一個名為“虛擬大學儲物柜”的應用平臺，學生們可以往這個私人空間里上傳視頻和書面作業等材料，之后可以把它們添加到自己的申請里。它宣稱的目標之一是：讓招生更個性化。

到目前為止，它的大多數成員還沒有要求申請者發送與以往不同的東西。但情況可能會改變。少數幾所大學正在計劃試驗用其他方法來衡量學生的潛力。該聯盟的執行董事 Annie Reznik 稱，有一所大學希望能讓申請者展示自己的“情商”，表明他們與他人合作的能力。另一所大學在設法讓申請者展示自己的學習“激情”。

“我們想要更好的申請內容，”耶魯大學的本科生招生和財務援助部主任 JeremiahQuinlan 說。“我們目前看到的內容能預測學術方面的成功。現在，我們可以通過一種不同的申請更好地了解一名學生。”

和很多招生主任一樣，Mr.Quinla 也越來越警惕那些經過精心修飾、描述個人成就的申請文書。

“學生們覺得自己必須炫耀，因為我們太挑剔了，”他說，“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認為，科技可以幫助大學了解簡歷背后的學生，更清楚申請者的激情所在，以及他們可能融入哪種群體。

去年，耶魯大學允許學生使用該聯盟的申請系統，根據提示提交一份文件、圖片、音頻或視頻，他們還必須用一段 250 個單詞以內的話概括自己的申請。去年秋天，Justin Aubin 聽說這個選項后心想，“太酷了！”

來自伊利諾伊州奧克朗的 Mr. Aubin 在那時候是一名想上耶魯的高三學生。

有一段申請要求引起了他的注意：“請記錄你所在的社區和你留下的足跡。”

他提交了一段短視頻，記錄了他的鷹級童子軍(Eagle Scout)項目，他監督建造了一個紀念退伍老兵的紀念碑。他認為，哪怕是一篇寫得很好的文章，也不可能像他哥哥拍攝的這個四分鐘視頻那樣展示他的經歷。

這段視頻的內容打動了耶魯大學的招生委員會。“招生官們紛紛從椅子上坐直了身體，”?Mr.Quinla 說，“你能看到他如何發揮自己的領導作用，我們覺得我們對他的了解是難以從推薦信上獲得的。”

現在，Mr. Aubin 已經是耶魯大學的大一新生了。

這段視頻起作用了嗎？“它是決定性因素。” Mr.Quinla 說。

校友子女們優先這個事兒，就是這樣的做法。一些大學對校友子女(和潛在捐款者的子女)的錄取比例遠遠、遠遠高于其他申請者。

哈佛大學校報報道稱，哈佛大學的新生中，這部分人群占了近三分之一。根據普林斯頓大學網站的數據，2021 年班級里校友子女比例為 13%。

盡管包括佐治亞大學和德州農工大學在內的一些知名機構，在十多年前就停止了對校友子女地位的考慮。但大多數大學似乎不太可能在短期內將這個變量從招生方程式中移除。“我不認為考慮申請者的家族遺產狀況是一件很瘋狂的事情，尤其是考慮一些大學所處的金融環境，”佐治亞理工大學本科招生主任 Rick Clark 說，這所學校近五分之一的新生都是校友子女,“大學必須考慮他們的壽命。”

Mr. Clark 說，招收校友子女的好處不僅僅是可以讓那些可能會打開錢包的校友保持良好的意愿。以他的經驗，他們往往是熱心的學生，會幫助在校園里建立社區，這種關系可以幫助其他學生感受到家和成功的感覺。他說：“與一個地方的多代關系增加了價值，創造了這種充滿激情的、有吸引力的能量來源。”

Mr. Clark 認為，關鍵不在于降低標準，也不是要招收這么多校友子女，讓其他的優先事項，比如增加種族和社會經濟的多樣性受到影響。“這兩個目標不是相互排斥的。”他說。

另外，挑剔的大學所使用的其他評價方法與學生的成績或屬性沒有任何關系，而是與大學的日程安排有關。

美國大學招生咨詢協會的一項調查顯示，大約五分之一的院校都非常重視學生表現出的興趣，也就是如果被錄取，申請者入學意愿的程度。

興趣最強烈的表現就是，EA 和 ED 階段遞交申請，這一政策傾向于錄取那些不需要經濟資助的富裕學生，以及一些大學用來填滿一半名額的學生。

除此之外，科技使得追蹤申請人與大學的接觸次數變得更加容易(通過訪問校園，聯系招生人員，回復電子郵件)。這些有價值的信息可以幫助人員判斷哪些人最有可能入學，這可能會影響到誰首先被錄取。

問題是，那些完全知道大學正盯著他們的精明學生，會故意向有利于他們的方向去包裝自己，馬里蘭州一個非盈利組織 College Tracks 旨在幫助低收入和第一代學生進入大學。它的執行主任 Nancy Leopold 說：“闡明興趣，是一種對不知道這件事兒的存在，或者沒有時間或金錢的學生的偏見。”

大學到底在乎什么呢？US News，其他的大學指南，更不用說評級機構，都依賴像 ACT/SAT 分數和接受率等傳統的招生標準。大學校長也許想要吸引更多有創造力的思想家，但實現這一目標并沒有幫助他的大學排名。

一般來說，大學都會規避風險。一個新奇的招生入學程序，可能會損害他們的聲譽。“許多招生辦公室面臨的挑戰是要做出改變，但不是那么大的變化或創新，讓自己的位置受到挑戰。”奧林的 Ms. Roper-Doten 說。要求學生多做一些事情可能會嚇跑那些想要申請的人。

最近，哈佛大學教育研究生院的一項名為“扭轉潮流” (Turning the Tide) 的運動正在敦促招生主任重新考慮申請者的素質。在由大約 200 所大學代表簽署的一份報告中，大學被要求通過錄取過程來提升道德品質和服務。

盡管一些院長表示，他們對尚未成熟的青少年的性格沒有商業性的評估，但這一舉措已經促使一些機構調整了他們的申請。北卡羅來納大學在詢問課外活動時，強調了對他人的貢獻。麻省理工還增加了一篇論文題目，要求學生描述他們是如何幫助人們的。

哈佛大學的一名高級講師和倡議的領導者 Richard Weissbourd 建議大學以可能與弱勢學生產生共鳴的方式來定義服務。“許多學生沒有機會做社區服務，”他說，“他們照顧自己的兄弟姐妹，或者做兼職工作來幫助他們的家庭。大學需要說，‘這對我們很重要’。”

最后，在高等教育中增加種族和社會經濟的多樣性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南加州大學羅西爾教育學院的教授 Shaun R. Harper 研究的是種族和學生的成就，他說大學可以優先考慮這個問題。

去年9月，在波士頓舉行的美國大學招生咨詢協會年會上，Dr. Harper 發表了演講。他敦促他的聽眾認真思考種族不平等問題，以及“你可能無意或不知情的情況下，支持了種族歧視”。

他列舉了一些高中輔導員的例子，他們不鼓勵有前途的少數族裔學生申請選拔嚴格的大學；大學的招生官說他們“找不到足夠多的”合格的黑人申請者，作為體育教練，他們得在全國尋找擅長運動的黑人學生；招生人員每年都在同一所高中招生，忽略那些代表少數族裔的學生。

當 Dr. Harper 發言時，許多聽眾都為他鼓掌；少數人皺起了眉頭。他批評招生主任本身就缺乏種族多樣性。這話受到了熱烈的掌聲。

所以，這事兒很值得一提：在這個社會不平等日益加劇的時代，最富有的大學對大學招生的現狀有多不滿意呢？美國一些最具選拔嚴格的大學從收入最高的 1% 人群中招收更多的學生，而不是底層 60% 的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