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4月14日上午,由國家外國專家局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共同主辦的第十六屆中國國際人才交流大會在深圳會展中心開幕。科學技術部黨組書記、部長王志剛,科學技術部副部長、國家外國專家局局長張建國,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副主任黃丹華,廣東省副省長黃寧生,深圳市委書記王偉中等出席大會。論壇由海龍國際教育創新研究院院長陳化北主持。全球化智庫(CCG)主任王輝耀在教育國際化與人才發展論壇上就“一帶一路”相關地區國際學校發展和基礎教育如何“走出去”發表主題演講。
隨著中國在全球化進程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中國走出去的企業與其他相關機構也在迅速增加。與此同時,隨著“一帶一路”沿線建設項目的持續推進,中企派駐海外的勞務人員逐年增加,其中大部分為央企員工和外派教師,隨之而來是這些在“一帶一路”沿線地區工作生活一定時間的群體都會面臨學齡子女的教育問題。與中企走出去的高水平相反的是,中國國際教育走出去的步伐卻相對緩慢,基礎教育的需求無法得到滿足。
中國的國際學校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廣東和江浙等發達地區,對民辦國際學校的需求和接受度也更高。而中國國內的國際學校不但數量龐大,而且受到國際廣泛認可的優質國際學校也不在少數。但是,隨著中國企業大規模的走出去,外派人員對國際學校的需求量逐年遞增,此外,常駐所在國的第三國公民對海外國際學校有著同樣的需求。同時,鑒于國際學校在傳播母國文化、服務母國外交政策、經濟發展戰略等方面的擴展功能,正是中國與本地區國家分享國際教育發展成果、加深各國民眾“民心相通”最為契合的載體。但是,從“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國際學校發展概況中可以看到,優質國際教育在“一帶一路”沿線地區其他國家供給嚴重不均,沿線地區對國際學校尤其是中國的國際學校仍然存在大量需求。
沙特阿拉伯、越南、阿聯酋、馬來西亞、緬甸和印度這六個來自東南亞、南亞及中東,覆蓋了“一帶一路”的重點區域的國際學校運營與市場結構的分析得出結論,盡管這六個國家都有一定數量的國際學校,但由于同中國及其他人口輸出大國越來越密切的經貿往來和文化交流,市場對具有中國元素的國際教育仍處于需求大于供給的狀態。并且這些國家教育體制有較大提升空間,優質國際學校和任課教師資源不足。因此,中國國際學校在這些國家將有較大發展空間。
國際學校可從市場風險評估、跨境宣傳、多元教育以及師資力量等方面加強建設,更好地“走出去”。
首先,加強“一帶一路”沿線地區的市場風險評估。對于有意向在本地區開設國際學校的機構而言,對當地市場的全方位評估是重中之重。一方面,結合自身情況,通過前期評估,選擇在一定時期內最合適的市場以及商業模式。另一方面,針對評估發現的潛在運營風險,形成有針對性的解決方案,安排資源調度。
其次,拓展跨境宣傳,找尋新途徑。針對國際學校對目標群體的宣傳不足、信息普遍不對稱的現象,意欲“走出去”的中國學校,核心問題在于發掘潛在服務對象,形成有效的溝通。
第三,各方協同合作,擴大生源,減輕就學壓力。從受訪者收入調查結果可以看到,以中國政府派出機構、國企、民企在內的九成家庭年收入仍在50萬以下。過高的學費標準,對這部分家庭而言,負擔不小。教中國在本地區創辦國際學校恰好可以抓住“互聯網+教育”,將部分課程通過網絡遠程的形式傳授,降低教學場地、師資的成本,從而降低學費水平。
第四,設置靈活開放的課程,契合多元教育需求。為適應本地區中國外派人員與當地華人華僑的需求,中國的國際學校課程設置應當注重“民族化”與“國際化”相結合。國際學校應根據服務對象的需求及時規劃、調整,開設實現不同教育目的的課程。學校可以利用自身優勢開設符合不同語言與文化環境的特色課程。學校還需根據不同學段學生,采取循序漸進的個性化教學,設置動態分層課程,因材施教,選擇合適的教學方式和教學語言。
第五.彰顯學校特色,建設學校文化緩解摩擦。國際學校進行學校文化建設的重點在于,在鼓勵多元文化共通共融的前提下倡導主流文化價值觀,強化師生對理念與價值觀的認同,培養學生跨文化理解、交流與交往的能力,從而形成獨樹一幟的辦學理念和路徑。將國際教育理念融入到國際學校文化之中,提升學生對中國與當地文化的理解力,培養學生的民族自豪感,學會接納和尊重不同文化和民族的風俗習慣,意識到共擔國際使命與責任的重要性。
第六,強化教師制度管理,注重師資力量建設。外籍教師與本土教師存在的差異性與流動性,會使國際學校付出高昂的成本維持師資的品質與穩定性。學校可在外教入職培訓中引入任教國家的教育體制、學校背景、教學理念等相關內容,在入職之后定期強化培訓,并對教師表現進行考核。本土教師,應積極進行授課訓練。中方教師則囿于已有教學模式,學校可以廣泛開展教師教育,并為其提供走出校門。
建立內外結合的評估體系。未來進入本地區的中國學校,需要主動建立內外結合的評估方式。內部評價突出學校的自主性。學校可按照國際學校辦學標準,從低層向高層逐級遞交內部質量評價報告,班主任根據學生課堂及課下表現,教學情況形成總結性報告,提交學校督導部,綜合整個年級提交給學校高層領導,依據實際情況,進行統籌規劃,及時查補教學、管理各環節的不足。外部評價則由學校外部成員對學校進行評價。
國際學校更好地“走出去”,還需要國家從戰略層面給以支持,加強相關服務與認證、監管。
首先,中央戰略方針政策的支持:中央可以將中國國際學校“走出去”戰略與“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中國人才赴外學習等政策結合起來,將其納入人才國際化的政策框架內。組建以中國國際學校為載體的“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國際教育合作協調部門,協調處理外交部、教育部、商務部、公安部等部門需要通力協作的事宜。
其次,相關部門的資金與服務支持:作為中國國際學校“走出去”的主要服務群體,外交、外事部門的全力支持與配合最為重要。首先,及時統計外派人員子女的教育需求,搭建信息平臺;第二,由外交部牽頭設立本地區國際學校發展基金,以當地實際情況對中國國際學校給予不同形式的支持;第三,通過本地區中國大使館、領事館向外派人員與當地社會進行中國國際學校、國際教育理念與特色的宣傳,擴大國際學校潛在服務對象范圍;第四,經過評估、認證或招標后,可以與部分教育機構合作,開設專門的中國國際學校或將其列入中國外事部門“推薦國際學校”名單;第五,加強義務教育、中考高考與國際學校課程體系的銜接,建立學分轉化體系,保證外派人員子女回到國內后能夠正常完成學業;第六,公安部可與外交部合作,對中國國際學校包括外籍人員在內的學生、教師提供出入境、簽證政策的便利。
此外,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建立民辦國際學校,可以更高效地適應于市場化運作模式,但辦學質量仍需保障。因此,民辦中國國際學校的認證與監管顯得尤為重要。2017年9月出臺的新《民辦教育促進法》為國際學校的準入、服務質量、退出等方面設置了管理標準,但該法僅針對中國國內的民辦教育。教育部仍可參考該法,以不同性質民辦學校的評價標準、辦學許可證制度和年檢制度,實施非強制性國際學校認證。認證組織由本地區教育專家團隊或專業評審機構與國內教育部門通力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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