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數學奧賽總教頭狂勝美國，IMO記錄至今無人破

這是中國科大蘇淳教授的傳奇：他被稱為中國數學奧賽總教頭。1992年，蘇淳任國家隊領隊率中國隊獲團體總分第一，在IMO學術活動史上首創一隊六隊員全獲金牌的記錄。中國隊創下的與第二名的差距（我國240分，美國189分）迄今無人打破。該比賽所有訓練在中國科大完成。以下為蘇淳的人生傳奇：那一天，少年蘇淳從合肥走向了遠方，他年輕的眼眸里裝著一個叫數學的夢想，他孤獨地走著，但是每一個腳步卻都堅實又有力量，他承受著本不應該屬于他的痛苦，他學著把眼淚當做珍珠一樣收藏，為的是在成功那天流它一個大海汪洋，

當他雙手捧著那嵌鑲著金色國徽，紫紅緞封面的博士學位證書時，當他帶領著中國創造下IMO學術活動史上不可思議的奇跡時，

他知道自己終于迎來了遠方霞光燦爛的黎明.

1945年10月6日，在被譽為“天下第一奇山”的黃山幾十里路開外的安徽歙縣王村中有一個小男孩出生了，他的父親是當時安徽師范大學歷史系的一名老師，因此經常教小男孩誦讀屈原、杜甫、李白的詩章，

所以小男孩從小就富有文學氣質，在小學四年級第一次寫作文時，他用倒序的手法寫了一篇名為《向日葵成熟了》的文章，把他自己和同學比喻成向日葵并要永遠向著太陽，那時他獲得了班上最高的95分，

那時周圍的人都說他將來興許會成為一個作家或者詩人，但是突如其來的一場巨大生活變故卻讓他和數學結下了永不可分的聯系，

1959年，因為在民盟座談會上發表了“反黨言論”，他的父親突然被調離了教學崗位，被下派到了合肥師范學院當資料員，本來生活充裕的家庭在一夜之間變的十分拮據，

因此那時家里的餐桌上只能見到廉價的白菜和咸蘿卜，看到父母還有弟妹日漸消瘦的面容，作為家里長子的他主動抗起了生活的擔子，那時上初二的他每天放學回來都瞞著家里人去幫人家搬運東西賺錢，

搬一次幾分錢，當快要開學時，他的母親為五個孩子的學費和書籍費一籌莫展時，他掏出了搬東西掙來的70塊錢給母親，

有一次他的母親在收拾房間時，在孩子們零亂的書桌上發現了一本厚厚的日記本，在扉頁上，她看到大兒子用工整的字跡抄下了奧斯特洛夫斯基的一句話：“人的一生可能燃燒，也可能腐朽，我不愿腐朽，我愿意燃燒”，

生活的艱難并沒有讓他放棄對學習的追求，雖然他每天只有晚上有時間用來學習，但是他一直是學校里品學兼優的學生，并且他也從少先隊大隊長慢慢變成了受全校數千同窗信賴的學生會副主席，

他把那顆燃燒的心帶到了學習中，但是，

父親所謂的“右派言論”和莫須有的“歷史問題”，讓他連共青團都不能加入，這就像一片烏云般始終籠罩在他的頭頂之上，揮之不去，那時的他一直在思考著一個問題：“人的斤兩，人的價值到底該用什么來衡量”，

在他人生中這個迷茫的時刻，他把目光轉向了數學，因為人類的直覺會發生誤差，但是數學卻永遠不會，從那時起，他把看《三國》、《水滸》的時間用來看華羅庚的《數學歸納法》，史濟懷的《平均力》，

1963年，合肥市首次舉辦數學學術活動，當時他以全市最高的95分奪得冠軍，并且在學術活動中對一道難度很大的題目創造出了新的解法，使得出題人都大吃一驚，那時他在合肥一中多了一個數學學術活動狀元的稱號，

也是在那時起，他確定了自己未來的航向和目標，他要向數學神秘的海洋揚帆起航.

1964年夏天，18歲的他以安徽省高考總分第二名的好成績報考了北京大學的數學系，

當時以他的這個成績進入了北大基本是沒有一點問題的，但是那時北京大學招生的同志到合肥有關單位了解他的家庭情況時，這個單位以他的父親是所謂“右派言論”為理由不同意北大錄取，

合肥一中的校長肖雍在知道這件事情之后，親自找到了北京大學的招生人員，用黨籍擔保他在政治上是信得過，可靠的，

就這樣他才得以跨進了北京大學的大門，

可是那時他對這件事絲毫不知，在文革開始之后他才知道了自己的錄取通知書不是憑全省高考第二名的優異成績得來的，而是以中學校長的黨籍作為抵壓換取的，

在北大中，他把所有的時間都用在了數學上面，他無時無刻的遨游在數學的海洋里，但是一場歷時10年的噩夢在無半點征兆中如魔鬼般降臨到了他的身上，

莫須有的罪名讓他的父親進了牛棚，而“黑七類、狗崽子、黑尖子”這些文化大革命時期的一個個罵名全部對準了他，他的身上在一瞬之間千瘡百孔，他的心像是被撕開一樣，他的每一根血管似乎都要斷裂開，

痛苦，無窮的痛苦，無處告語的痛苦，

曾經往日里的同窗好友，一個個都把他當成了瘟神一般，避之不及，而他只能躲在無人的角落里把委屈、不平、憤懣隨著淚水往肚子里咽，

孤獨，無邊的孤獨，令人窒息的孤獨，

生命的孤帆在風濤中不停的打轉，是沉沒還是前進，在長久的思索后，他想起了屈原的一句話：“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接著，這名荏弱的少年從痛苦中抬起了頭，他知道自己不能沉沒，他知道自己只能前進，于是他重新起航.

他離開了學校，到北京南口機車車輛廠學開車床，但是不久之后這個地方也成為了批斗的地方，在萬般無奈下他又來到了廊坊，加入了河北省地球物理探礦大隊，在野外普查淡水時，他了解了數學在大自然中的應用，

也就是在這時，他對概率論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在這里他還學會了針灸，

那時他還偷偷地給被分配到學生中間被監督改造，接受批評的張庭堯教授扎針，治療這位老師的慢性鼻炎，那時張庭堯教授鼓勵他把書繼續讀下去并說道：“害怕大雨的，只不過是假花而已，繼續完成你的學業，學好你的本領，總有一天會有用的，我們的國家不會老是這樣風雨如晦，等到雨過天晴，她會騰飛的，而科學技術就是他的翅膀”，

這些充滿深情和遠見的話深深地觸動了他，那時他每天摘柿子、砍玉米、挖地道累的要命，但是他始終沒有放棄有朝一日重新拿起數學書的愿望，

那時的他無時無刻想著用數學去推翻學問=反動，科學知識=毒汁，進過學校門=逆天大罪這些荒唐的等式，

或許是命運的眷顧，這一天被他終于等到，1971年3月，他所在的地方宣布了分配，而他很幸運的被分配到了合肥八中教數學并任初一的班主任，

這是他夢寐以求的愿望，

可是當他欣然的走上講臺時他才發現老師這條道路也并不平坦，那時盛傳著“學好數理化，不如有個好爸爸”的口號，在課堂上，很多學生根本不聽課，嬉鬧哄笑，出出進進，有的甚至還在課堂上陽腔怪調地學他講課的聲音姿態，更又甚者，在他轉身往黑板寫算式時往講臺扔臟鞋子的，

可是他并沒有生氣：

因為他知道這些并不能怪這些孩子，因為如果長時間沒有甘露灌注，他的心也會變成一片荒漠，那時他循循善誘地給學生們講科學文化的重要性，也用盡心思地將數學變成一個個有趣的問題去吸引孩子們，

隨著時間的推移，班上的孩子也慢慢地從敵視變成了喜歡他，信任他，

那時他決心要當一個稱職的中學教師，但是他知道自己大學只讀了兩年，數學的基礎是薄弱的，于是他開始給自己開設自修課程，

那是一個知識分子事業無成，報國無門的年代，那更是一個盛行上街提籃子，回家生爐子，下班抱孩子的年代，那時一個茍全性命于亂世，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年代，

當有人在夏夜的繁星下，圍繞著路燈的光，大呼小叫的用撲克牌消遣時，他正在蚊群的包圍中，挑燈攻克著一道道數學難題.

1977年，十年漫長的嚴冬終于結束，高校恢復了中斷十一年的研究生招生，他毅然決然地報考了中國科學技術大學，而過去長期自學的積累也使得他滿懷信心，

但是出乎意料的是他的初試成績并不理想，那時殷涌泉、陳希孺教授從試卷上分析知道這位考生一定是自學完成大學專業課程的，所以知識不夠系統，有不少缺漏，但是思維邏輯性強，數學概念清晰，具有從事數學研究的優良素質，

于是決定破格允許他復試，而他也沒有讓所有人失望，在復試中他獲得了90的高分成績，接著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數學系專門為他寫了報告，特許增加一個研究生名額，

而他也踏上了攻讀“概率統計專業”的學位之路，

在踏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研究生院的第9個月，殷涌泉教授給他布置了研究課題，要求他利用暑假時間查閱資料，弄清“無窮可分分布的勒貝格性狀”方面的研究現狀，找出這個方向的未解決問題，爭取出論文或專題報告，

但是他那時的英語奇差，可以說是進入研究生院才開始學習英語字母的，那時他的兒子剛出生不久，妻子也因為病后身體非常虛弱，需要補養，在暑假回到合肥之后他思考了許久許久，終于還是決定用他每月僅有81元的收入中拿出了6塊錢的“巨款”買了一本英語詞典，

那時他每天燒著飯，帶著孩子，還要出去代課掙錢補貼家用，更要硬著頭皮，抱著字典啃著文獻，那時他每天都要工作到午夜，有時候妻子把兒子帶到工廠去，他一個人在家可以從早上寫到天黑，肚子餓了就用開水泡昨天的剩飯然后再加一勺紅糖，

紅糖泡飯，那是一種什么樣的“滋味”，那時周圍八中的同事們看見他過的如此不堪，就勸他：“學問當不了飯吃，回到八中來吧，馬上給你分一套房子”，但是在這樣的環境下，他奇跡般地的讀完了20世紀40年代到70年代間這個方向上所有能找到的有關文獻，做了上千道題，并且寫出了富有創見性的學術論文，

但是他也病倒了，1982年，因為長期過度勞累因此他感染了來勢洶洶的敗血癥，躺在病床上兩個多月吊了許多天的紅霉素才轉危為安，而他卻把這次危及生命的重病，笑著說這是“命運的關照，給了他一次長長的休假”.

他在1980年完成了《多維無窮可分分布成為絕對連續的一個充分條件》幾篇非常高質量的論文，并且還指出了英國數學家哈特曼和溫特內在1942年提供的一個命題是存在錯誤，

那時國內外許多著名的學者都認為他已經達到了博士水平，可是1981年那時候，國家學位委員會規定每一位教授只能派出一名研究生參加博士論文答辯，那時學校決定由另外兩位研究生參加答辯，那時他沒有鬧一丁點情緒，更沒有和師兄們去比高論低，而是衷心地為兩位師兄感到高興，并且當中央教育部派人來了解首批研究生情況時，他更是全面和誠懇的對兩位師兄作出了很高的評價，

1983年4月20日上午，在北京中國科學院系統科學研究所430教室中，由王壽仁、成平、王元、江澤培、嚴士健、王梓坤、陳希孺七位國內概率統計界的七位權威人士正聚精會神地聽著講臺上傳來的聲音，

這是為他破格進行的博士論文答辯會，“我的論文共分為五個部分，總題目是《關于分布函數和極限理論的研究》，五個部分是沿著兩個方向展開的....”，

在那天，七位教授全部認為他的論文在隨機變量的分布和極限理論方面得出了富有創造性的成果，全票通過了他的論文答辯，就這樣，只讀了一年博士研究生課程的他，被中國科大學位評定委員會破格批準，授予理學博士學位，

而他也和兩位師兄一樣，成為了中國自己培養的首批十八位博士的一員，

1983年5月，在莊嚴的人民大會堂里，他雙手捧著嵌鑲著金色國徽，紫紅緞封面的博士學位證書，而上面印著他的名字：蘇淳.

雖然成為了中國首批十八位博士之一，但是蘇淳并沒有忘記自己曾經作為一名教師的職責，他擔負了數學學術活動選手的培訓工作以及學術活動命題和組織工作，1990年10月他還兼任起了我國數學奧委會駐蘇聯代表，肩負和蘇聯數學奧林匹克界建立聯系，考察蘇聯數學學術活動活動的任務，

他促成了兩國之間每年互派代表隊參加對方的數學奧林匹克的交流活動，并多次擔任領隊帶領中國隊赴俄參賽，并且還擔任了多年俄羅斯代表隊來我國參賽時的俄文文本擬定，在這些年中，他更是翻譯和介紹了大量的俄羅斯的經典數學奧林匹克試題，

1992年，他還擔任了第33屆國際數學奧林匹克（IMO）中國隊領隊兼主教練，那一年他帶領著羅煒、楊保中、沈凱、何斯邁、周宏、章寅六名國家隊隊員獲得了團隊總分第一，而且還創造了IMO33年學術活動史上第一次6名隊員全獲金牌的紀錄，而他也被人稱為中國數學奧林匹克的總教頭.

曾經有人對他說：“蘇淳，博士學位也拿到手了，論文也寫的不少了，可以喘口氣，歇歇腳了吧”，

那時他用手扶著眼鏡，有些靦腆的說道：“我們起步太晚了，現在只是剛剛踏上起跑線，我們知道的東西有限，而不知道的東西無限”，在數學的涓流上，他把大海作為自己的坐標系，因此是永遠奔進不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