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留學生抱團的“薄膜”，要如何破？

我就讀研究生的詹姆斯庫克大學（James Cook University, 簡稱JCU）位于澳大利亞昆士蘭州(Queensland)的湯斯維爾。

澳洲的大學課程中，小組作業比重很大。

但是我入學半年多，還沒有和亞洲以外的學生同組合作過。

這對于立志融入本地文化的我來說是不能接受的。

今年年初新學期開始的時候，我決定改變，計劃建立一個既有國際學生，又有澳洲本地學生的真正的“混合小組”。

沒想到，這個計劃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困難得多，過程還有幾分戲劇性。

作者參加學校組織的“鼓圈”活動，此活動旨在增進國際學生彼此了解。

COURTESY OF JCU INTERNATIONAL

被我選作突破口的是“IT項目實踐”課。

在這門課中，組員們需要在導師的指導下共同工作，歷時一年完成一個真實的IT項目，組員的選擇對于課程表現的影響很大。

第一節課那天，導師就給每個人發了十幾封很長的郵件，讓我們從中選出中意的項目，然后就開始分組了。

面對幾乎一無所知的項目和一屋子陌生面孔，我知道自己必須快速做出決定。

首先我和一個上學期同班過的印尼同學“結盟”，我知道他是個勤奮可靠的隊友。

這時三個澳大利亞本地學生舉手示意對第一個項目感興趣。

印尼同學向我使了個眼色，我們馬上也舉手。

一個來自巴布亞新幾內亞（簡稱PNG）的學生弗朗西斯也舉手了，總共有六個人對這個項目感興趣。

但是，課程要求每組最多四人，于是我們坐在一張桌子周圍討論如何拆分為兩組。

我的如意算盤是讓弗朗西斯和兩個本地學生一組，我、印尼同學與另一個本地學生一組，這樣每組都是“混合型”的。

正當我搜腸刮肚，試圖找到一套政治正確、不冒犯任何人的說辭的時候，一個本地學生說：“你們看這么分好不好？”說著用手在桌面劃出一條虛擬的線，線的一側是三個本地學生，另一側是三個國際學生。

我發現這種肢體語言非常巧妙，不需要遣詞造句，而且看起來很隨機，只不過三個本地學生“恰好”坐在一起，而且“恰好”被劃到同一邊而已。

我和印尼同學沒有找到什么反駁的理由，所以只好點頭同意。

這樣的結果讓我有些沮喪。

之后又經過幾次組員調整，在中國同學的建議下，我把弗朗西斯推薦到了別的組，又吸收進兩個中國人，重新組建了一個“亞洲組合”。

一切似乎又回到了“正常”而“舒服”的軌道。

在我所在的大學，這種“純亞組”甚至“純華組”的現象很常見。

全校兩萬多名學生當中，中國學生大約一千多人（2013年數據）。

在這些中國留學生周圍似乎有一層無形的薄膜，把他們包裹在一起，與世隔絕，很難突破。

我有一個中國同學，整個學期幾乎完全沒有說英語。

這位同學為人友善，也善于與人打交道，但是他還是沒有嘗試去突破這層薄膜。

上課聽不懂的地方他就問身邊的中國人；小組作業和期末復習與中國學生一起做，純漢語交流；打工在中餐館，老板說漢語；業余時間聚會、打球也是和中國學生一起。

有一次做實驗，他的電腦壞了。

他像往常一樣讓我幫他問問老師怎么辦。

我和另外一個中國同學就想逼著他說一次英語，誰也不肯幫他問。

他在那臺罷工的電腦前坐了差不多20分鐘，終于起身去找老師。

那老師立即很熱情地到他電腦旁幫他解決問題。

這是我唯一的一次聽他說英語。

他在這個華人人口只有1%左右（還有一部分只說廣東話）的小城為自己營造了一個純普通話環境，而且運行良好。

當然，有時候他也會抱怨，說這個地方“既荒涼又無聊”。

這種現象并不是個案。

在美國，有的大學因為大量中國學生語言能力不過關而被迫降低授課標準。

中國留學生聚集的地方，有時會形成一個封閉的小社會，甚至出現一些嚴重的行為問題。

發生在美國加州，導致三名中國留學生被判刑的綁架、凌霸案就是一例。

為了幫助國際學生更好地適應學習任務、融入本地環境，我所在的大學做了不少努力。

例如把授課視頻傳到網上，供沒聽懂的學生反復觀看；還有一種“手把手教程”，把實驗步驟劃分為最基本的操作，附上圖片，保證沒有任何基礎的學生也可以按部就班地順利完成。

此外每周還有免費午餐會，為國際學生創造交朋友的機會。

即便如此，還是有一些隱形的障礙干擾著不同族群學生之間的合作。

有一位中國同學，他聽說我在IT課沒有和本地學生同組，竟然替我慶幸。

他說自己曾經有三個本地隊友，那段經歷不堪回首，因為分組一結束，他就再也看不到這幾位隊友的蹤影了。

他只好獨立完成四個人的工作，連按時按量交作業都困難，差點“掛科”。

團隊作業是學業評估的必要部分，如果不能在截止日期前提交合格的作品，整門課都會不及格。

按照學校規定，如果“掛科”，需要重修并再次繳納這門課的學費。

對于留學生來說，每門課學費3000多澳大利亞元，折合人民幣大約1.5萬元（悉尼、墨爾本等大城市的學費更貴）。

然而本地學生沒有這個壓力，澳大利亞政府給本國學生發放豐厚的財務補助，學費低廉。

與兢兢業業，力求安全畢業的留學生不同，本地學生往往更注重享受生活和發展個人愛好，例如組建搖滾樂隊等。

“他們根本不在乎”，那位同學說，“我當時是‘一拖三’，活兒都是我一個人干，拖著他們走。

如果你能力強能拖得動，那還好。

一旦拖不動，就都掛了，但‘破財’的只有你一個人。”

當然，潛在的“問題隊友”并不僅限于本地學生。

中國留學生圈子里還流傳著對印度學生的一種看法，認為他們出來留學，大都是想“黑在這邊”打工。

我知道這是一種刻板印象，但似乎也并非完全出于捏造。

我的另一個中國同學，由于準備不充分，在大多數同學都已經組成團隊的時候還是“孤家寡人”，最后找到兩個同樣“掉隊”的印度學生。

據他講，這兩個學生每周7個晚上都要在餐館打工，周末兩個白天還要洗車10個小時。

每周打工時間超過40個小時，基本無暇顧及學業。

澳大利亞法律規定國際學生每周最多打工20小時，因此他們多出來的20多小時工作時間屬于“黑工”。

印度學生也有他們的苦衷。

相對于印度的收入水平，澳大利亞的物價高得令人咋舌。

與很多得到父母全額資助的闊綽的中國學生不同，印度學生大都需要更多的打工時間以獲得足夠的學費和生活費。

還有一位我在湯斯維爾最好的中國朋友，他曾力阻我和PNG的學生同組，原因是他“慘痛”的經歷。

他在校外租房住，前后共有過三個來自PNG的室友，每個都制造了不小的麻煩。

其中一個違反事先約定，半夜里在家中舉行聚會，吵得其他人睡不著覺，喝醉以后還往我朋友的女友車里撒尿。

另外一個女租客和我們一樣也是JCU的學生。

她先是聲稱沒錢，暫時交不上房租，只把一個iPad交給我的朋友算抵押。

之后幾個月消失不見。

根據澳大利亞法律，租客就算拖欠租金，任何人也無權進入或清空她的房間。

然后有一天，她趁著我的朋友不在家，突然回來把自己的所有物品搬走了。

搬走后她繼續在JCU上課，拒絕補交拖欠的六個月房租，還要求返還iPad。

后來我陪我朋友去報警。

警局接待我們的女士問明情況后直接就說：“房租問題屬于民事案件，警察管不著。

但是那個iPad你需要還給她。

澳大利亞法律不允許私自扣押他人財物，如果她告你盜竊你會很麻煩。”

離開警局后，這位朋友懇切地對我說：“我求你了，千萬別跟那個地方的學生一組。

你這個項目要做一年，不是鬧著玩的。”

《紐約時報 WEGZUDE留德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