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留美學生寫文”痛斥“父母，12年春節不回家，父母為何變成了仇人？

曾經高考理科狀元、本科北大的留學研究生，一直都走在通往人生贏家的路上。

可他卻12年不回家、拉黑父母6年，還寫下數萬字長文控訴父母。

這背后究竟源于什么呢？

“王猛”是父母口中的“別人家的孩子”——他從小成績優異，是四川一所高中唯一考上北大的學生；他天資聰穎，曾留學美國轉行研究心理學。

但他卻對這些標簽有不一樣的解釋——“別人家的孩子”只不過是父母向外人“虛榮”炫耀時打造的形象；成為所在高中第一個考上北大的學生，是因為父母和學校硬將他留在那所差生聚集的學校里；赴美念心理學研究生則是為了自我救贖，搞明白自己的心理傷痛。

最近，王猛在一封引起網絡熱議的“萬言書”里不留情面地控訴成長過程中父母對他的“控制”和對情感的漠視，讓王猛在長大后遇到一系列的問題。

“萬言書”（原文見下）里，他透露自己已經與家人決裂，12年沒有回家過春節，也已經拉黑了父母的所有聯系方式。

“王猛”的萬言書（來源：紅星新聞）

◆男孩子

我是80后，男性，來自小城清陽（化名），在一個駐當地的上級直屬事業單位成長。

父母都是體制內普通人，文化程度在同齡人里較高。

我最早經歷的、但很晚才意識到的危機之一是我家人尤其是我母親并沒有完全接納我。

她以前多次陶醉地給我講我兩三歲時她把我打扮成女孩，并給我看過一張我的裙裝照片。

大約我上學前班時，我母親當著我的面對著她想像中的女兒“芽芽”說話（我是獨生子）。

事后來看，我認為我母親并非完全不能接納我的生理性別，更不是一定要二胎，而是不能接納男孩子的剛強、自主等氣質。

有一事可為佐證：小學時我反復受到欺凌，我母親叫我去給老師講，而且要哭著講。

這些事情并沒有影響我記事以后的性別意識和取向，但這種拒絕接納孩子現狀的偏執和以自身意志肆意操控孩子的欲望卻在后面的幾乎每一件事中以不同形式重演。

我讀研時咨詢的心理咨詢師也認為此事反映我的原生家庭有重大缺陷。

我沒有上過幼兒園，五歲半被送進單位自辦的小學。

我母親一直傾向把我關在家里，喜歡包辦事情，做得太過分時甚至和我父親多次爭執。

雖然清陽不冷，但和很多家長一樣，我母親喜歡讓我穿很多，而且喜歡按自己的審美指定我的衣服（衣服這個詞在“離開之前”一段還會出現）。

一年級或二年級初秋的一天全班文藝表演，前一天班主任讓大家穿及膝短褲來，而我母親不由分說地讓我穿長褲，我提出帶上短褲備用也不準許。

結果班主任看見我穿長褲到場很不滿。

我抱著最后的希望提出把褲腿卷起來，被當眾怒斥。

我母親和班主任天天抬頭不見低頭見，我沒有告訴班主任穿長褲是我母親的要求，也不知道兩人后來是否交流過此事。

我只能說，孩子有時注定是弱者。

◆剝雞蛋

小學一年級時一個同學基于我動手能力較差的事實，開玩笑說我“很聰明但不會剝雞蛋”。

這句話傳到了我母親的二姐、我的二姨（后文還會幾次提到此人）耳里，她總以此取笑我。

我父母拒絕保護我。

這時我已經出現了無法控制的摳指甲行為（我后來明白是焦慮癥狀），并因此受到父母訓斥。

而動手能力的確一直在困擾著我。

小學六年級的一次科學課上，我正巧和上述同學一起做實驗，打算把電池、燈泡、導線和開關串聯成一條回路，七手八腳做好后卻發現開關合上燈滅，斷開燈亮。

我們覺得奇怪，老師發現我們連了兩條并聯線路：一邊是導線和開關與電池短接，一邊是燈泡直連電池。

我們尷尬不已。

◆奧數班的意外

我五年級時開始在離家四五公里的市里上奧數班，周末我父親帶著我坐車過去，而當時我母親很不樂意我去。

我當時學起來很有感覺，雖然一開始摸不著節奏，但后來進步相當快。

六年級時一次奧數班考試，我帶去的一個很普通的人造革文件夾丟失，找回后發現被人劃壞并涂抹。

我回家后我母親既不痛惜物質損失（確實沒必要），也沒有用積極的態度安慰我（這一點不妨和下文畢業旅行一起看），而是表現出一種混合了得意和癲狂的怪異情緒，歇斯底里地說：“這下你知道，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了吧。”

此事和穿衣服都是過度保護的例子。

當然這起意外在我看來只是而且應該只是一聲稍縱即逝的噪音。

我在奧數班小組作業中和一個外校同年級的隊友小欣很聊得來，長期記得他瘦小機靈的形象。

小欣從市里頂尖的清陽中學保送到清華。

他留校讀碩的一年暑假我們又見了面，那時他的體型和臉型已經十分圓潤了。

之后他出國讀博，我們偶有書信來往。

再說這邊，我不久后就要上初中。

家人毫無商量余地，讓我上了單位自辦的子女學校。

從初一和初二，年級一直不到十個人，其中有幾人是教師子女，其他的孩子們都去市里了。

從初中開始家人再沒有允許我去單位外面上課外班。

◆清陽第二百五十一中學

初二末，單位系統內幾所子女學校合并，在我家附近成立了第二百五十一中學（化名）。

我父母以“你太小不能騎車”“你受不了當地名校的競爭”“二五一中會重點培養你”等理由安排我初三去這里，中考前又違反之前讓我自己選擇高中的約定，強迫我高中留在二百五十一中。

于是我中考應付了事。

后來我成了該校唯一考上北大本部的學生——我絲毫沒有自夸的意思，因為這是一段充斥著謊言、暴力和控制的沉重歷史。

二百五十一中是一所爛校。

看數字，清陽的教育與規模和發展水平相當的城市比算是頂尖，01年至少10人上清北本部，09年上升到30多人，而二五一在近百萬人口的市區卻平均五年出不了一個清北，從未有人奧賽成績達到省一等獎——僅憑此說它是爛校也許流于應試主義，但以下一些事實能進一步反映全貌。

小事直擊素質：高三時（保持士氣有多重要不用多說）我班上至少有一節英語課和一節數學課因為單位內部學生挑事，教師處理無效，離席抗議。

大事則論人心：大部分家長和學生的選擇是理智的，01年二百五十一中空前絕后的風光成績也沒能阻止內部子女紛紛去讀市里的學校。

于是這所徹底失去了生源的“名校”在成立十年出頭后就黯然停招，再兩年后解散。

教師多數轉崗，少數應聘到市里。

◆絕境

家人逼迫我上二百五十一中的真實目的只有他們自己完全清楚，而他們一直對我隱瞞和搪塞，所以他們的目的可能永遠是個謎。

不過，有三點是明確的：我是幾年內二百五十一中出成績的少數希望之一；我父母的工作單位和二百五十一中是利益共同體；我在中學持續受到排擠和欺凌。

所以他們這樣做的原因很可能包括追求自己的眼前利益。

“你太小不能騎車”（我五歲半上小學）則可能反映了過度保護，而這種過度保護的根本目的是為了保證控制對象的基本安全以便持續控制，至于成長環境和心理健康自然不在考慮之列。

二百五十一中的首要宣傳點是“助普通生升優”，而校內“普通生”的資質和學習動機整體上相當不樂觀，其中很多“普通生”身為內部子弟再不爭氣也會被學校留下，最后學校也不可能把少數優等生單獨分班——這些因素決定了要“升優”就只能靠優等生輸血。

年級成績最好的幾個學生，除了我之外，家長非單位領導即校內教師，于是厄運降臨到我頭上。

決定性的因素卻是我家人，他們軟硬兼施讓我留在二百五十一中，而且對我的處境毫不關心。

他們可以對我說出“某師兄（同事的孩子）去讀領頭羊清中最后也不過考了省會某大學”這種話，而不提師兄體弱多病的事實。

高一國慶后的一天，我向我父母反映我被調座位后身邊環境糟糕，我父親做迷茫狀說“李校長怎么會打壓你？他在以前那所子弟校時跟我可是老朋友”。

我過幾天再次跟他說，被他大罵到凌晨一點多。

他吼道：“同桌有什么影響？”“最卑賤的狗才想要什么公平！”“你憑什么要學校優待你？憑成績好？哼。”

而我母親在干什么呢？睡覺。

我一個人在夜里落了淚，主要并不是被我父親的歇斯底里嚇壞，而是擔心中學的不良環境在我的成長中留下深深的傷痕，更是擔心如果不能考到遠離家的大學就會無法擁有自己的生活。

從那之后無論校方、班上的不良學生和家人怎么對待我，我都不哭，因為哭了就會更被看不起。

我并不愛哭。

回憶起這段殘酷的經歷，我雖氣憤和傷感，但也不哭。

直到多年后，我給帶我做本科畢設的博士生學姐寫信，寫到感謝姐肯定和幫助我、尊重和關注我的內心，已經而立的我終于忍不住哭了。

我并沒有放棄改善處境的努力。

高二上我給家人說我想找校方談談，我父親不耐煩地說“人皆有好惡的對象，校方不喜歡你很正常”“你必須學會跟任何人相處，聽著，任何人”“盧剛（震驚中美的槍殺案嫌疑人）就是對校方不滿才殺人的”，我母親皺著眉說“你對李校長意見有點大，我怕你說話過分。”

后來他們甚至拿在北京科研單位、據說參選過院士的大姨夫來說事，說：“人家的學生管他一口一個先生地叫，你怎么對校方這么大意見？”

我沒有得到跟校方談的機會，也不知道怎樣回答這些顛三倒四的話。

家人對我的控制是全方位的，他們甚至如同對待“叛徒、內奸、工賊”一樣，不準我提任何從二百五十一中學轉走的人，包括一個高三轉去清中考上了北大的單位外孩子。

他們的做法不能單純用身處小城市、在體制內工作來解釋，有幾個對比的例子說明我父母的決策和言行更多歸咎于他們自身的缺陷。

一個在中部縣城當警察的親戚的孩子比我晚幾屆考上了上海的寄宿高中，從那里考了一所不錯的大學，再后來平靜地就業和生活；我大學同班有四個同一大系統內的子女，都畢業于頂級中學。

“太小”的孩子們并不都就近讀書。

我的單位里一位高工的外孫剛滿5歲半上小學，后來憑實力考取全省排前三的省會文行高中（化名）。

誠然，文行本身也不外乎一個名號，但背后卻反映出家長給了孩子一條自由發展的坦途。

很多人說我父母對我期望很高。

實際上他們除了期望憑借我出名外，根本沒有期望。

同時他們對認識的人總是謊稱我很喜歡二百五十一中學。

結果就是我直到高二末都一直被迫用大量時間幫助沒有合作精神和自主意識甚至沒有基本道德的學生，換來的是意料之中、變本加厲的排擠和輕侮。

本就內向的我徹底不再期盼人際交往能帶給我什么益處。

學校沒有充足的動手實驗機會，沒有實質運行的興趣社團，我沒有時間來系統地準備我知道十分重要的學科學術活動，也幾乎沒有機會與水平相當的同學討論和合作——生源決定了我的班雖然按成績分，但本身水平仍然參差不齊。

而最嚴重的是，缺乏親情等原因導致我沒能樹立高而穩定的自信心——北大招生面談時老師看見了我的靦腆和憂郁，但我的外表和我父親的表現也許還沒有充分反映這些問題。

我不在乎自己在這里能排到第幾名，而是想找到自己的特長和興趣，想有一群真正的朋友，想有安全感，但我沒能得到機會。

高一到高二近兩年，我的學校生活經歷的事情很多，也很少，因為除了偶爾去外校參加學術活動外，每天都可以概括如下：完全按校方的統一課表上課；課上抵抗周邊學生的騷擾和閑話；課間遭受欺凌，被打耳光、抱摔、掐、言語羞辱；中午回去和家人爭執；晚自習再次抵抗周邊學生的騷擾和閑話；晚上回去再次和家人爭執。

我說二五一中學不是最適合我的，而我父親用陰冷的語氣說”但也不是最不適合的“，并批判我認為周邊環境會影響學習成績的“同桌影響論”

——而我后來才意識到，比起學習成績，社交能力和自我意象的損害才是更嚴重的。

可能就在那段時間我形成了習得性無助。

我沒有成為盧剛，而一個同學卻在高二期末被單位內部的不良學生用椅子打傷頭部住院一周，全班人人自危——去外面上學的同級同學們無一出事，留在內部的卻遭橫禍，這足以說明“你太小不能騎車”

的說法即使不是托辭，也是嚴重片面化的。

高三時換了校長和班主任，他們覺得以前那樣“打一派拉一派不行”（高考后校長原話），我的處境得到改善，下學期學校又單獨給了我一間自習室，但我的焦慮始終沒有好過。

二診我感覺數學沒考好，考完就當眾大喊，因為我實在不敢想像，如果我的成績不足以考到遠離家的大學，我在成年的門檻上會受到怎樣的操控。

我壓著情緒撐到了高考，其間也和家人吵過，他們帶著歇斯底里的心態批評我心態不好。

這段時間也談不上什么學習方法了，整天就是隨手拿出一套套題做到昏天黑地。

偶爾的空閑時自習室里沒人可以交流。

我報了當時很熱門的一個實驗科學專業，幾年后我才意識到自己這個錯誤。

◆雜記

從這段經歷可以看出，我父母在我讀中學的事情上采用了“三步走”策略：粉飾——將中學描述得很理想（但“你受不了當地名校的競爭”

的說法足以證明他們自己都不認為二百五十一中水平高。

自己都不信的宣傳語，別人自然不會信）；否認——在我對學校的惡劣環境已經明確了解的情況下，否認我接觸的事實；強迫——表面上承認我反映的事實，逼迫我忍耐中學的惡劣環境并與不喜歡的人交往。

多年后，他們逼我與后文提到的姚奉獻交往時，則是一開始粉飾，后來跳過否認直接強迫。

中學一事將家人的偏激、狹隘、冷酷、自私暴露無遺。

初三開學前的暑假，我和他們在路上偶遇教了我初中兩年英語、準備在二五一繼續教完初中的班主任陳老師。

老師是個清醒的人，她說，這孩子還是盡早出去讀，二五一是什么檔次大家心照不宣。

很快我父親就一改他之前兩年每次見到陳老師時“把孩子交給你我們放心”的說法，三天兩頭說陳老師課教得不好。

而同樣令我絕望的是他們并不了解我想要什么。

高考之后，他們說：“你覺得學校整你，可是慶祝成績的橫幅上寫的是你的名字。”我懶得回答。

多年后，已和家人決裂的我在紹興三味書屋看到魯迅為了免受門外學童玩鬧干擾而請求換座位一事，想起我生物學意義上的父親批判的“同桌影響論”，一聲嘆息。

以先生之才，求學都須尋一幽靜之處，何況我這個普通人。

雖然我沒有機會直接反駁“你受不了當地名校的競爭”，但我上大學后逐漸知道：好的高中里還有很多比競爭重要得多的東西，比如友誼和關愛——我們能適應近乎殘酷的競爭，很大程度上歸功于這些人性的光明面。

至于“清中這些好學校都是貴族學校”之類的話，根本沒有反駁的價值，這里僅引以為鑒。

◆瘋狂的暑假

世外桃源畢業旅行

（題記：我個人認為這是至今對我影響最大的單一事件，不僅是因為這件事情對我在大學初期甚至后來的心理狀況沖擊太大，而且因為這件事情反映了我父母的教育方式和交流方式拙劣到何種程度。）

一場不能輸的高考，北大錄取。

接著似乎應該有北大學子家庭的一段快樂和奮進的時光，但來北大前十天，我遇到了前半生最匪夷所思的事件之一。

先說一些背景。

暑假中家人和學校無所不用其極地宣傳我的成績，但那段時間我家里的氣氛一直很怪異，尤其是我母親時而無比興奮時而莫名奇妙地發火或悲傷。

我家人的一些同事都有點看不過去，勸我母親說她傷心什么。

沒用，他們走到哪里，哪里的空氣就充滿狂躁和沉悶。

一天下午我去學校找幾個老師，過了一會我母親也去找校長。

我離開學校前，一個同學告訴我：我母親把我小時候的事情講了兩個小時。

同學對我母親的表現感到奇怪和略有不安，這表情和語氣立即讓我預感這個暑假要出事，只是沒想到會在一個最不可能出事的時候出下面這么荒唐的事。

8月下旬我父母“請”我（實際上是強迫）進行了一次畢業旅行，和單位里的好幾家人一起去世外桃源旅游區，有個年輕男導游跟團。

一路上我母親不停地講我如何優秀和“培養”我的體驗。

我沒完全聽清，但她的聲音和表情都十分焦慮（愁眉苦臉地用緊張的聲音贊頌自己的孩子如何優秀是多么滑稽的一幕）。

這次旅行組織得很亂，到達的當天晚上住宿沒安排好，晚餐時大家集體拒絕動筷子。

最后到了旅館，同去的人（我父母的同事）里，有兩家各帶了一個小學畢業的女孩。

大家在前廳焦急地商量怎么住宿。

這時導游指著我，當著我父母及兩個女孩的父母等二三十人來了一句：考上北大的尖子生秋岸和兩位小姑娘一起住，如何？氣氛一下僵住。

我不知所措，什么也沒有說。

我父母也什么都沒說。

當時沒配手機——就算有，也捕捉不住如此突然的事件。

我也沒想到去投訴，再說已經很晚了。

最后住宿還是解決了。

進客房以后，我很不平地對我父母說：導游為什么這么說？然后我父親不耐煩地說了我幾句我已經記不清的話，我母親歇斯底里語無倫次地大罵了我一頓。

我父親第二天還給我說了一句：你馬上要出去讀書了，（別人亂說話）這類事會常見……我清楚記得當時我在帶著情緒沿石板路上坡，我父親從我后面趕上來到我身邊。

此時我自然對這次旅行已經毫無興趣了。

返程中的一張照片上，我沉重的表情、迷亂的目光和緊張的姿勢完全看不出考上北大的喜悅和對未來的向往。

事件的一些細節無法還原，比如兩個女孩家長的反應、導游在路上聽見我母親拿我炫耀時的心理活動。

可以確定的是，導游的話固然不合適，但我父母的處理方式造成了更嚴重的后果，極大沖擊了我對“家庭”的認知以及對自己作為一個準成年人的社會價值的評估。

自然，我也再沒和他們一起長途旅行過。

我的家人一直拒絕我提世外桃源的事，一提就罵，朋友和咨詢師都想知道他們為什么會做出如此反應卻沒有答案。

那么，如果我父母換一種方式處理，比如哈哈大笑，后果會不同嗎？一定會，但這是一個不可能的架空，因為從之前他們歇斯底里地宣傳我、莫名發火或悲傷等表現來看，他們已經瘋了，在瘋狂狀態下只會有瘋狂的反應。

這樣說雖然失之寬泛和通俗，但可能是對于他們當時心態的唯一沒有爭議的描述。

另一方面，世外桃源事件對我造成這么大的壓力，跟我一直缺乏安全感和對周邊事物的掌控感可能有關。

就是說，一個在安全的家庭中成長，有權決定自己考哪所高中、高中學什么、跟什么人來往等等的孩子，因為知道自己有能力拒絕傷害，所以在此事發生后應該不像我這么擔憂。

這個假設難以驗證，因為后一個孩子的父母根本不會大罵無辜的孩子，根本不會在旅游車上愁眉苦臉地拿自己的孩子顯擺，甚至根本不會強迫孩子去旅行。

即使假設成立，未成年人缺乏安全感和掌控感，也是父母的責任。

如果以上講述的事件不夠清晰，那么我長話短說：一個剛從如前所述的學校環境中脫身的孩子在公眾場合被開不適當的玩笑，父母不幫反罵。

那么，他對父母還能有多少信任？他對參與社交活動還能有多少勇氣？他會因求助不得而何等自卑？……比以上這些答案更緊要的是現實：我馬上就要去上大學，必須在開始這段新生活之前盡可能修復已經危機四伏的內心。

不過留給我的時間只有十天了，而這十天與世外桃源之旅并無本質區別，仍然狂躁、閉塞，甚至加上了一些怪誕，令人窒息。

◆離開之前

我父親的一個表兄弟或是堂兄弟當時在清陽經營酒店，給我父親說他想虛構我臨考前在他管理的酒店住過的故事，用“北大學子”的名頭來招攬生意。

我父親似乎并不反感這種營銷，而我不喜歡跟這種商人來往，這次只是焦頭爛額到了沒有精力去厭惡他，也不知道后來他們怎么操作的。

我耳朵里充斥著家人“北大都是人精……你不行的……”之類的話。

我赴北大前，我母親執意帶我去當地的批發市場給我買質量差、樣式怪異的挎包、衣服和鞋。

她苦著臉要我試穿。

世外桃源的事情剛過去，我不愿和她出去。

我幾乎沒有離開家，無法做任何事情來改變處境。

自己出去旅行放松自然免談，我也沒有機會跟朋友交流減壓。

如果說有什么交往，那就是按家人的要求跟北京的大姨多次打電話，請她之后多多照顧。

和我父母點頭之交的一個家庭的孩子和我考上了同一個系，他們在第一次見到這個同學前、連這個同學的名字都沒念流利的時候，便以一種如獲至寶的語氣告訴我：xx喜歡告密，你在大學里老實點。

◆生存：To be or not to be?

我相當清楚自己上大學前積累的種種缺陷。

憑我的情況，在本科學習初期的壓力本已肯定不小，而世外桃源事件及其后的一些事又帶來了大量無意義的、無法轉化為動力的壓力，這一切很快造成了無情的后果。

專業的實驗課比重較高，我開學初的一次實驗沒做好，癱在寢室床上臉朝墻不跟任何人說話。

我擔心父母說的“你不行”這么快就應驗了。

北大人的榮耀和我不甘平庸的心理決定了我不能接受這個想法，不過我渴望找到彌補缺陷的方法并行之有效地完善自己。

于是與過去的抗爭便成了我大學四年的主題。

開學前兩天我見到了大姨。

她開場便冷冰冰地說：“你媽——那個人，對孩子總是管得太死，不愿放手。”我心里有了疙瘩。

這不是因為我不同意大姨的話——事實上可能沒人比我更了解細節，而是因為既然大姨對她妹妹有意見，那么無論表面文章如何，內心也不會對妹妹的孩子好到哪里去。

后來，她一次次地擺架子和玩權術讓我越發反感，而父母反復要我去找她。

我以忙為借口提出不想再去她家，我父親看出我和大姨之間有些“不和諧”（我預料到他能看出），但勸我忍受她的態度：“有位大師說過，壯年好說教。”我沒有和大姨翻臉，但自行停止了來往。

多年后我才知道我父親這是曲解了鐘書先生的《談教訓》，先生本主張戒隨意教訓人。

他記錯了原文，是否還有故意曲解的動機則不得而知。

總之我大學畢業前，父母也和大姨鬧翻了，原因據說是大姨編造外婆的話，想讓弟妹們都唯她馬首是瞻，結果穿了幫。

細節不清楚，權當野史。

那個時候我嘴很笨，有一次給某個表親打電話，最后想找點話說就說“祝你正常”。

對方轉告給我父母，他們提醒我這是句不禮貌的話。

我向表親道了歉，多年后我父母卻用了這句話。

大一我是班上唯一配了傳呼機的人。

于是有一次我一邊聽著大姨數落我家人，一邊收到他們發來的信息。

大一下學期在焦慮極為嚴重、課業形勢嚴峻的時候我找了系里輔導員。

我說父母給我打電話太多，甚至悄悄聯系我的同學了解我的情況。

輔導員說他們或許只是想聽聽我的聲音。

我不知道該說什么——輔導員并不了解我大學前的經歷。

我一邊渴望自救一邊在焦慮中掙扎，緊鎖著眉頭咬著牙背書、做題，一次次力不從心地做砸實驗。

成長環境的局限、國內心理咨詢起步晚等因素導致我一度不信任心理咨詢師，直到我自己轉行心理學后。

我高三時很胖，大一一年體重下降了12千克，至畢業時下降了16千克。

我后來想到，之前體重失控的一個重要原因可能是過大的壓力導致內分泌失調，而北大至少有完全的安全感和相當的自主性，所以壓力減輕，內分泌逐漸得到調整。

與過去的抗爭并不容易。

少年時我的訴求被反復無理忽視的經歷揮之不去，我父親說”憑成績好？哼”時的猙獰表情一次次燒灼我的視網膜和內心。

努力真的會為自己贏得尊重嗎？我究竟是否值得愛，是否配得上成功？……To be or not to be? 我時而陷入悲觀與迷茫——我來自一個封閉和情緒化的家庭，我不容易合群，我的動手能力被從小嘲笑到大，時而拾起勇氣與理想——我是北大人，我身邊有許多值得學習的優秀同學，我理應找到自己的價值。

很多人都會經歷形形色色的內心斗爭，所以我對那時自己的掙扎并不感到奇怪。

成長過程就是光明與黑暗較量的過程。

只是當時如果有足夠的外部力量幫我解決心理問題，我后面的路可能會更順利些。

最后的結果是：我并沒有融入這個專業，不過沒有掛科；英語成績不錯。

也正是英語不錯讓我有了出國的想法，雖然對我來說這難度不小。

大約是大三升大四時，我父母不失時機地向我介紹了他們的另一個“老朋友”——姚奉獻。

姚是我外婆的干女兒、大舅的大學同學，曾在省委工作，據說見過一些大人物。

從80年代起，姚長期在美國生活。

我父母說她“特別堅強”、上班“打飛的”（生活體面）、“思想已經完全美國化”等，甚至特別提及姚奉獻和我大姨不和。

他們以這些牽強的理由一直勸我多和姚交流，但對于姚出國的原因及出國后的行為遮遮掩掩，被問及時很不耐煩。

我也知道他們是在不顧一切地尋找以后控制我的代理人，但當時我想姚奉獻畢竟是我能聯系的第一個在美華人，在美十多年的她起碼英語應該很好。

而且至少表面上，至少在這個時候，姚奉獻的確做出了一點長輩的樣子，既不像大姨那樣盛氣凌人，也不像二姨那樣尖酸刻薄，更不像我父母那樣僵化保守。

基于以上原因，我并沒有拒絕與她用電話和郵件交流——后來我為自己的見識和決心不足付出了慘痛代價。

最后的春節

05年大四的除夕正是二姨的生日。

那幾年我還是年年春節回家的，但這一次我擔心二姨借生日的機會惹事，就在04年底給我家人打了個電話，委婉地說我不希望在畢業季與二姨沖突。

我父親以無可辯駁的語氣說：“你這孩子要用發展的眼光看問題，今天的二姨和昨天的二姨不一樣。”最后我同意春節回家。

二姨來了。

她看見我在做一件塑料模型，用三角眼瞟著我，訕笑：”原來你只有玩模型時動手能力才不那么差。

“我從5歲開始就被她戲弄過，再加上后來多年頻繁被她借上文所述剝雞蛋等事嘲笑，對她向來沒好感。

大學幾年我在專業學習中相當被動也有動手能力的原因，于是我猛地站起來怒視她。

我父母在場，但他們以前從不保護我，這次自然也沒敢對二姨說不。

一場小吵后，我父親可憐兮兮地說：“你和二姨之間有一件東西是不能不要的，那就是親情。”我沒理他。

過了這個已經沒有意義的春節，我逃回學校。

至今，我沒有再回家度過春節。

一個快要大學畢業的男孩子無法在自己家里保護自己，我對自己十分失望。

我對努力考學、做研究的意義產生了明顯的懷疑，同時又擔心畢業課題的進度。

往遠看，有動手能力的問題在，我做這個學科有多少前景，我又有多大資格換專業？我的畢業學期一開始便陷入了一片混亂。

我要感謝很多人在畢業季中幫助我，尤其是帶我做畢設的博士生學姐，姐對我的肯定和關心大大緩解了除夕鬧劇的沖擊。

我父母卻多次說“你整天那副氣哼哼的樣子，你瞧你認可過誰，你覺得誰對你好過？”、“你二姨、二百五十一中學、我們介紹給你的人，你都覺得他們對你不好，你不覺得自己有問題嗎？”雖然我寫給學姐的信足以證明這些問題都是無理的，但我清楚我自己、我父母以及他們認可的人、我認可的人都是什么樣的人，所以這些問題沒有反駁的價值。

◆命運與冒險

一線希望

大學畢業后我去了一家專業相關的研究機構做實驗。

冷靜下來看，當時這個選擇其實說明我并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和適合干什么，直接層面上則基于兩種負面心理：因為自卑而不相信自己有能力學好別的專業，抱著賭徒心態固執地相信自己玩命就能回本。

我碰得鼻青臉腫，不斷地思考自己的方向，一年多后決定換專業，去了一個心理學課題組跟組學習。

事實證明換專業是明智的，我第一次申請出國便拿到了美國一所排名前50大學的半獎碩士錄取。

一個小碩的確沒什么可炫耀的，只不過這已經是憑我背景能爭取到的最好結果了。

意氣風發的我為面前的冒險之路而興奮，而在光榮與夢想的背后，一場由舊事和新事共同造成的慘烈動蕩正在初露端倪。

◆“老朋友”

我開始申請時，家人把我的出國計劃告訴了姚奉獻，姚通過家人以動人的語氣提出幫我改英語個人陳述，我就寄給了她，結果她馬上把材料轉交給她丈夫的一個拐彎抹角的親戚、同樣在美國工作的賈庶炬。

此人先找我要了材料的中譯稿。

一個在美國工作的中國人看不懂一個英語尚可的中國學生寫的稿子——可以想像我看到賈來信時的心情，不過我還是把中文給他了。

接著賈在我那篇肯定需要很多改動的陳述中只改了無關緊要的一句，加了一個無關緊要的短語。

我對姚說她找的人專業不合、英語也不好，她支支吾吾不愿承認。

我向父母反映此事，他們也支支吾吾。

姚自己攬下的事情自己總得了結，她只好答應幫我看稿子，但總是說自己要上飛機了沒空云云，最后在我反復懇求下看了一遍材料，改了一點。

我擔心誤事，就請課題組同事們幫我改，他們完全讀懂了我寫的東西并給出了重要的修改意見。

這時候我知道，姚奉獻可給面子但不可深交。

那個夏天我去美國報到前和姚通話。

她得知我準備從清陽經北京轉機去美國，便讓我開學后一周再去學校，因為那時有一班北京直飛西海岸的飛機，方便我去看她（當然，我看了她還得再飛到離西海岸不近的學校去）。

我很震驚，向她說明我的學業不能耽誤，她馬上用慷慨激昂的語氣說“哎，缺課算什么，美國是一個非——常——自——由——的地方”，我匆匆應付幾句便掛斷了電話（這里和“未完的路”一段結合看，頗能說明姚奉獻其人如何）。

11月，賈庶炬學術造假一事曝光。

我告訴姚，她在電話里用最難聽的話大罵此人。

我皺眉。

后來又發生了一些事情，我不僅發現與姚無共同語言，而且愈發感覺此人心術不正，例如像大姨一樣喜歡玩權術整人，而同時我家人幾乎每次聯系我時都要求我多和姚說話，有空去找她。

我頂著壓力一直沒見她。

一年多以后，我不得不告訴家人我與姚交流困難，他們不以為然，并替姚找借口，說她為了自己孩子的前途奔忙，沒時間了解我、記住我學的什么專業。

我雖然感覺不對，但還是立即認真地提醒他們：我剛上大學時也按照他們的要求對大姨“三天一電話七天一拜訪”，結果沒幾年我和他們先后跟大姨疏遠，所以我還是和姚這個老朋友保持距離好些。

我家人回了我一大段雞湯。

我感到和家人的關系前景不妙，因為我意識到，他們到這時還讓我與姚交往，說明他們想討好姚奉獻、炫耀自己有個讀研的孩子，以及通過姚奉獻監控我的決心從來沒有死過；盡管他們至今沒有承認自己有這些目的，而是一直聲稱要給我找個大朋友或者人生導師。

他們對我的回答，與其說是隨口做出的，不如說反映了他們事先就鐵了心維護姚奉獻——但幾年后終于維護不下去了。

◆隱患爆發

初步做到了揚長避短，課程學習確實比以前得心應手多了。

但是，出國第二年的春季，我發現自己“不由自主地開始回想沮喪的事情”（當時給人寫的求助信），后來發展到了只要拿起文獻就會想起中學、二姨和世外桃源的旅行。

雖然我是學心理的，但方向與臨床相去甚遠，所以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該怎么辦。

秋季，注意力等方面的情況已經惡化到了必須果斷采取措施的程度，我就決定去學校的咨詢中心（這是我二十多年來第一次咨詢）。

這一步非常正確，只是晚了。

在和咨詢師的交談中，純粹計算我說話的時間，我花了大約六小時用還算不錯的英語（至少咨詢師全聽懂了）講了上述內容中大約四分之三以及其他一些類似的事，沒有講我認為相對不重要的大姨和姚奉獻。

講到大四除夕二姨惹事時，我為了說明模型是什么，特意帶去一盒艦船模型給咨詢師看。

咨詢師說我幾乎有PTSD（創傷后應激障礙）的所有癥狀，但按當時標準沒有經歷過嚴格意義上的“創傷”（可能新版的DSM手冊會擴展定義，或者加入“發展性障礙”的分類），所以診斷報告是按廣泛性焦慮障礙寫的。

也是在那里，我時隔多年第一次向別人回憶了世外桃源旅行事件。

一位與學校咨詢中心合作，在當地兒童醫院任職的中年女精神科醫生聽了我的陳述后鄭重告訴我：以后我的孩子不能讓二姨接觸。

我感到專家的確和我父母不一樣。

我選了一個時間發信告訴家人我被診斷出焦慮障礙，后來又寄回了診斷報告（這一步現在看來極不明智）。

他們起初不為所動，后來雖承認事實，但一有機會就把責任推給我。

隱患的集中爆發，社交和適應能力的早期缺陷，加上我選擇研究具體方向等等失誤，使我的學業異常艱難，不過終于一步步走了下去。

我趁病情較輕的時候選修和自學了一些高級統計課，覺得總會有用。

寫碩士論文的時候我對姚奉獻已經徹底絕望，但為了給他們一輩人基本面子，還是答應偶爾給她打電話。

我說了也做了，但只在4月我碩士畢業前打了一個電話。

這次談話本來波瀾不驚，我告訴姚我要畢業了、感謝她，但她最后來了一句“你們那些人，用什么藥，什么儀器啊機器啊做實驗……可要注意安……”我沒等她說完就掛了，因為我知道再說下去肯定吵架。

我意識到，這個一直聲稱想和我做朋友、曾經主動請求幫我改申請文書的人，不僅完全不了解我的過去和現在，也完全不想了解這一切。

她也從未學過任何要用藥和儀器做實驗的專業，因此她的話并非出于職業習慣。

緊接著姚給我的電話留了一段聽不太清楚的語音，我則立即給她寫了一封簡短、明確，不帶任何感情的信說明我的專業已經和我本科時完全不同，并提醒她：她曾經主動要求看我的陳述。

她沒回信。

我繼續趕論文。

剛畢業，我以寫給姚奉獻的口吻寫了一封近4000字長信，寄給我的家人，列舉了姚為人的各方面問題，向他們解釋我為什么與姚已無可能再交流，但沒有發給姚。

我希望一方面對姚奉獻疏遠但避免對抗，一方面保持和修復與家人的關系。

我想，他們一向要求我多交流、勤講理（且不管是否真心如此），那么如此翔實的事實和嚴密的論證（至少在我看來如此），應該可以不困難地讓他們明白我的想法，明白該怎樣處理我和姚的關系。

他們一向要求我遇事“內緊外松”（自己充分重視事件，但不刺激對方），我現在是在完全照做。

我預想了他們的四種反應：其一是他們授權我全權處理與姚交往一事，這種情況最順利，但可能性最小；其二是他們還可能向我說明，雖然理解我與姚談不到一塊，但他們與姚多年的感情難于割舍，希望我還是盡量與她混個臉熟——那么我堅持不理會姚就行了；

其三，對我最不利的情況，也不外乎是他們難以改變年輕時對姚的良好印象，質疑我講的事情——即使這樣，我想時間也會證明一切（果真如此，只不過這一來就是幾年）；最后，他們也可能說“事情重大，我們考慮一下”，

然后一拖了之——這也不壞，我已經把該說的都說了，直接去忙自己的事就行。

我并沒有想到第五種可能：他們把粉飾、袒護二百五十一中學的故事重演一次。

我覺得有基本良心的人都不會這么干——這么想是因為畢竟我還是個學生。

回信一天后就來了，雖然開頭承認我的“憤怒是真實而強烈的”，但之后的陰狠超出了我的想像：稱我的信“有狂呼亂叫的味道”，“不過，本沒什么交往卻又非要絕交不可，未免太狹隘甚至無禮了。

”最刺眼的則是“要學會跟有問題的人交往”——在我離開二百五十一中好幾年后，“你必須學會跟任何人相處，聽著，任何人”的胡言亂語突然回響——圖窮匕見！

最后竟然還有一句他們多年前曾經提醒我不要說的“祝正常”

……我目瞪口呆，渾身發冷，接著一拳砸在桌子上！血全涌進了腦袋，最后我癱在床上呆呆地盯著天花板。

回過神來，我終于意識到這么多年有一個基本假設是錯的：我父母是講道理的人。

大概我和很多人一樣，被他們從不對我動手、從不冒臟字（這是我當時的想法，我那時沒想起前文所述“最卑賤的狗”）的表象騙了。

我讀研期間從二年級上學期到最后畢業一直在接受心理咨詢，最近又拿到了學位，心情一度好轉，結果這一切都毀于一封信。

拿到碩士學位的第十天我住了院。

情感的孤兒

過去無數的悲涼和傷痛像電影一樣閃過。

我跟很多人談了這次和家人的沖突及相關的事，唯獨沒有再和家人談。

我慨嘆：如果教育的目的就是控制孩子，那我父母真的是出類拔萃的模范！我面臨一道二選一的題：認為我過去經歷的那些事情叫愛，或者承認自己缺少愛。

我選了后者，因為前者無法與我的認知調和。

從那時開始，我用“情感的孤兒”來描述自己。

我給姚奉獻寫了一封簡短的絕交信，并直截了當地指責我父母沒有骨氣。

但到了這時，我還沒打算跟他們徹底鬧翻，畢竟沒感情也有交情，盡量好聚好散。

可是事態仿佛循著定數一般，沿著殘酷而簡單的軌道迅速惡化。

我畢業那年年底，05年除夕挑事的二姨開始發表大量“黑色段子”和謠言，最后竟然連散發這些言論的敵對勢力媒體的名字也不再遮掩——某種意義上，的確“今天的二姨和昨天的二姨不一樣”了。

如果說這些言論本身對我影響不大，那么有一點我不得不擔心：在大家庭里如果認同敵對勢力都可以不受譴責，就沒什么事情不能做了。

我立即給家人說了我對二姨這些行為的不滿，因為我覺得他們就算不講道理，總還得講原則。

結果我遭到一陣無端指責，我也明白了不講道理的人必然也不講原則。

這時，我清楚這段延續了二十多年的病態關系已經到了當斷不斷反受其亂的時刻。

其一，二姨肆無忌憚的言行也許是偶然，但我這時已經明白，自半年前我和姚奉獻絕交時，我和家人的決裂就只是遲早——

他們對姚奉獻言聽計從，而我不過是他們眼里一件隨意使喚的工具，他們怎么可能容忍區區工具挑戰自己死心塌地伺候的人？

其二，通過勸我與姚奉獻交往時寫的那段雞湯里漂的兩句干話，他們的為人已經昭然若揭：“為人交往的基本原則是趨利避害。”“只要有必要，可以跟任何人搞好關系。”

——平時宣揚的什么道義、科學、信仰、原則，當然還有我，都可以棄如敝履。

我知道以我原生家庭為中心的圈子已經變得危機四伏，但我要求生，要爭取或有或無的未來，于是攤牌成了唯一選擇。

大四除夕二姨挑事后我已經有了決裂的想法，但沒能下決心。

經過這幾年，姚奉獻推波助瀾，父母執迷不悟，而我以我自己的方式成長和覺醒，一切終于無可挽回。

第二年春節前幾天，我正式寫信與他們決裂，把“人皆有好惡的對象”一句送還給他們，最后咬牙切齒地寫道：記住，在世界的一角，有一個傷痕累累的靈魂在恨著他的教育者們。

我沒有用感嘆號，因為字詞已經足夠了。

我父親回信說我“病得不輕”，并建議我“回家休養”。

我沒理他。

六、為將來而記下的過去

未完的路

從“起源”算起，三十年的時光，文中的幾個重要角色將在歷史中留下怎樣的形象，都已經或者即將論定。

生活本身有時就是一部不可思議的劇作。

二五一中是清陽80年代至今唯一解散的普通高中。

它的倒下是任何上得或上不得臺面的手段都無法改變的必然。

順勢者昌，逆勢者亡，一國之大事如此，一校之小事也如此。

我父母鼓吹“學會和有問題的人交往”，卻沒有和老朋友姚奉獻繼續交往下去。

我在美國期間，姚奉獻有一次回國走訪了清陽等地，任務包括為涉外非政府組織“樹才鄉土閱讀聯盟”（化名）在中小學籌建圖書館。

她在清陽停留時住在我原來的家，并由我父親帶路與當地志愿者會合前往學校考察。

幾年前的秋季，該組織因存在政治問題而被查。

次年初，隨著清陽有關部門在排查工作中發現姚奉獻作為該組織關聯人員，企圖拉攏當地退休干部，我父母不管與人斷交是否“狹隘甚至無禮”，立即與她斷絕了一切交流。

不久，我錯開春節回了一趟清陽辦事，順便和他們對質了一些事情。

我問家人，為什么要逼我和姚奉獻來往。

他們托辭“我們不了解美國才犯這個錯誤”。

不了解美國不要緊，不了解自己的孩子才是致命的——我想著，卻沒說，因為和不敢正視問題的人沒什么好談的。

鑒于姚奉獻的事已經曝光，我家人承認逼我和姚奉獻來往的做法不對究竟是不是因為他們明白了自由發展的意義，就不言自明了。

那年除夕二姨挑事后我再沒見過她。

這次對質，我父母不再像以前那樣替她的胡說八道找理由，不再像那個除夕一樣勸我顧及和她的“親情”，而是——用發泄式的語調——告訴我她“瘋了”——無法無天的她惹怒了已經臥床不起的外婆。

聽到他們聲稱已經不記得那年除夕的事情，我雖沒再說什么，但我知道被忘記的過去都可能重演。

而我的路還要繼續，或者說重新開始。

最晚從高中開始，我便一直在上進和厭學間掙扎，而我碩士畢業前后和家人爭吵、住院后，更一度嚴重懷疑過努力的意義。

親和力和動手能力的弱點對找工作十分不利。

碩士畢業后最初兩三年，我已經談不上什么斗志和規劃了，有一搭沒一搭地到處工作，多次旅行也沒有治愈自己。

其間偶爾得到過認可，但沒能一直做下去（有研究說這是欺凌受害者的普遍問題）。

后來，出國前帶我做心理學科研的老師和其他幾個朋友都鼓勵我繼續做研究。

我決定堅持下去，至少為了那些關心和肯定我的人。

去年我合署發表了目前專業的第一篇英語論文。

另一方面，自身心理的修復則是個必然極其漫長而且很可能曲折的過程。

結語

時過境遷。

在欺凌事件兩分鐘就能用智能手機發上微博的今天，教育者及被教育者的錯誤和惡行也會付出更高的代價。

我的成長經歷決不能被效仿，更不能被遺忘。

這沉重的一切必須被釘在教育的恥辱柱頂端。

我的遭遇有一定的必然因素。

時代大背景權且不談，我的父親在一個缺乏情感交流的家庭長大，極端自卑，而我的母親作為老幺從小受寵。

這兩人在一起本就有風險，而社會支持的不完善進一步導致教育實踐中的錯誤沒能得到預防和糾正。

另外，我肯定是親生的。

我的感情經歷寫不出多少，所以放在最后。

我有過喜歡的對象，也用自己的方式付出過和努力過，但我的經歷決定了我建立親密關系是非常困難的。

這篇文字里的部分內容，我以“為將來而記下的過去”為題發給過很多同輩朋友，希望他們“平等友善地和娃們溝通與交流”（一個朋友的回復）。

我們和我們的子女大部分是普通人，然而，再普通的生命，也應當身為人而得到尊重，也有資格追求安寧或精彩的生活。

謹以此文獻給重拾夢想的時刻，并紀念我所有的成就、努力、幸運、錯誤、迷茫和傷痛。

一

“無微不至”的父母為何變成了仇人？

萬言書里，他是這么看待父母的：

有“拒絕接納孩子現狀的偏執”和“以自身意志肆意操控孩子的欲望”。

當他在學校受到傷害，他的父母是這么安慰的：

“同桌有什么影響？”

“最卑賤的狗才想要什么公平！”

“憑什么要學校優待你？”

膽小和自卑導致了他在學校受到這樣的霸凌：

“課上抵抗周邊學生的騷擾和閑話；課間遭受欺凌，被打耳光、抱摔、掐、言語羞辱”

“萬言書”里，王猛控訴了父母的幾種罪：

1. “從小的生活和學習都被父母控制”

“如果教育的目的是控制孩子，那我父母真的是出類拔萃的模范！”王猛對紅星新聞記者說。

王猛在“萬言書”里列舉了他從小學開始被父母干涉選擇自由的事例。

比如，他從小都是被父母安排穿衣服，自己沒有選擇權。

上小學時，有一次文藝演出班里要求他穿齊膝短褲，但他父母執意讓他穿長褲，結果讓他在老師和同學面前出丑。

除了生活上的小事，王猛說自己讀高中也受到了父母的干涉。

以他從小優異的成績，他希望去名校“清中”讀高中。

但是，父母執意讓他留在單位的子弟學校。

他曾多次要求轉校，但都被父母“冷言”拒絕。

盡管王猛上大學后就不常回家，但他依然能感到父母對他的“控制”：在北大念書時，父母囑咐在北京生活的“大姨”照顧他，但大姨卻不斷地給他打電話，甚至從別人口中了解他的情況；王猛遠赴美國念研究生，父親又把他介紹了一個“姚阿姨”，囑咐這位阿姨在美國幫助他。

結果，這位姚阿姨沒能給他什么幫助，反而十分自大。

2. 冷言相對、忽視情感的需要

王猛認為自己成年后出現的“安全感缺乏”、自卑和焦慮都與父母從小對自己冷言相對，忽視他情感上的需要有關。

王猛說，每當他跟父母抱怨自己遇到了什么問題，甚至是自己在學校受到霸凌。

父母不僅將所有問題推卸在王猛自己身上，有時還會冷言嘲笑他。

他還抱怨，當父母目擊他被親戚或他人取笑時，父母從來沒有保護過他，只是冷眼旁觀。

二缺乏邊界感和情感關懷的傳統父母

根據紅星新聞報道，王猛的父親和母親到現在都搞不懂兒子為什么要跟自己決裂。

王猛的父母對兒子的抱怨，甚至“決裂書”已經習以為常，但不覺得自己在教育中出現了什么重大問題。

但是，父母說他們都在期待一個契機，給他時間和空間，等他回家。

王猛和父母之間的矛盾在現在的社會中是普遍的。

年輕人或多或少能從王猛的經歷中找到自己的影子，也能在輕而易舉地在身邊發現王猛“大姨”“二姨”這樣的親戚。

有一句話是這么說的——“在本質上父母的角色是撫育，而不是塑造或者構建。”

與建立了“個人邊界意識”的新一代不同，很多傳統父母的觀念中，無論孩子多大，都是自己的“私人物品”。

他們誤以為物質上事無巨細的安排是關心孩子的表現，而且認為在自己羽翼下長大的孩子不會遇到心理和情感的問題。

不善于表達情感、不善于處理孩子的情緒問題，是傳統父母的另一個特點。

父母喜歡以一種“教育者”的姿態面對孩子的抱怨，還不是一種“傾聽者”的角色。

于是，就有了王猛信中所說的“凡事都是你的責任”的父母。

上一輩的家長很少會抱著教育學和兒童心理學的書籍教育孩子，他們都是學著他們的父母對待自己的孩子，他們也不是將自己在社會中遇到的問題與“原生家庭”和“早期經歷”聯系在一起。

但新一代不一樣了，他們開始有了控訴父母的理論依據——三一面控訴著家長，一面當著巨嬰的年輕人

“原生家庭”，是近年來常被人提到的熱門詞，也是年輕人用以解釋自己在社會中遭遇不順的最新借口。

對待人際關系上，80代以后與父母有著巨大的區別。

他們開始煩惱中國傳統家庭里“家長制”和緊密粘稠的關系；他們已經開始意識到“自我邊界“的重要；他們也開始閱讀心理學的文章和公眾號來解答家庭給自己帶來的困擾。

童年和少年時期的經歷無疑對人的性格塑造起到關鍵的作用，那些早期的經歷有的會變成陰影與你相伴一生。

自從心理學在中國流行后出現了一個新的情況，人們長大后遇到了無法解答的問題，紛紛翻起了原生家庭的舊賬。

對心理狀態的關注、自我分析和找到問題的源頭是一個好的習慣，但是先要搞清楚，翻舊帳是為了推卸責任還是為了解決問題、與過去和解？

如果不是抱著與自己、與父母和解的心態尋求心理學上的解答，他們只不過是將所有受傷的經歷、痛心的回憶帶入到理論當中，尋求心理學理論來合理化自己的傷痛，將自己長大后遭遇的不順找借口。

在“萬言書”里，我看到了一對推卸責任的父母和一個推卸責任的孩子。

王猛的父母認為王猛在學習生活中遇到的問題，都是他的錯；而王猛則認為自己在學習生活中遇到的問題，都是爸媽的錯。

他控訴父母對自己毫無邊界意識地加以控制，卻沒有意識到，做為成年人，他如今也毫無邊界意識地讓父母成為自己情緒的垃圾桶。

原生家庭無法完全定義你，帶著早期受傷經歷和陰影的孩子已經長大成人，父母并不給現在的你負全責。

四去和昨天和解吧

年輕人與父母一輩的矛盾是一個永久的話題。

小時候，父母希望改變我們；等我們掌握了話語權后，又希望能改變父母。

“王猛”說父母控制自己，造成了現在的后果。

但他如今與父母絕交，也是因為控制不了父母，無法讓父母適應自己——這就是一個循環。

“父母的愛其實是傷害，過去的經歷無法與我的認知調和。” 王猛在信中這么說。

如今，年輕一代開始掌握了解讀內心、解讀父母的知識了。

我們將心理學當作興趣，有條件的會就像王猛一樣，出國念心理學。

打開心理學世界的大門后，我們發現了與父母一輩的傳統教育和為人處事理念格格不入的新世界。

早前，有另一則新聞同樣引起熱議，一名殺人犯在死刑被允許給自己的家人留最后一句話。

殺人犯對自己的母親說，為什么她以前不好好管教自己。

造成今天的局面。

學不好怪父母，學好了怪父母管太多？我們在控訴父母的思維方式與自己格格不入的同時，也應該反思自己的思維方式了。

我們所接受的新理念和建立的新“三觀”，或多或少源于西方，“邊界感”、“原生家庭”、“童年陰影”這些概念也從西方傳入。

這些概念打開了我們的眼界，提供了對自身問題的一種解讀。

但是，我們卻停留在這些概念上，忘記了身處的中國家庭土壤。

西方文化帶有“弒父”的情結，而中國傳統文化則長久地帶著“尊父”的情結。

且不論文化的好壞，中國年輕人在網上學到“弒父”的文化，需要面對和和解的現實卻是“尊父”的文化。

“王猛”們學習了“弒父”的文化，卻一直糾結在這一點上，無法接納與自己格格不入的父母。

不要再糾結于“原生家庭”，去和昨天和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