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追《脫口秀大會》第三季，又喪又有梗的李雪琴，出乎意料地火了。她的火，除了脫口秀說得好，還有幾個極具反差的標簽：搞笑段子手，北大學霸，抑郁癥患者。真實演繹出“喜劇的內核就是悲劇”。
有人不解：都當上“天之驕子”，成為北大學生了，怎么還會抑郁？
而現實正是：付出巨大努力考進了名校，反而越有可能陷入抑郁和焦慮的怪圈。
『一到期末』
北大去精神科看抑郁癥的人可多了
北京大學心理健康教育與咨詢中心副主任徐凱文，曾在一個論壇上分享：
“我見過很多名校中最優秀的學生，他們中的很多都有嚴重的心理健康問題，甚至屢次三番嘗試放棄生命。這不是普通的抑郁癥，是非常嚴重的新情況，我把它叫做‘空心病’”。
而他做過的調查更觸目驚心：北大一年級的新生，有30.4%的學生厭惡學習，或者認為學習沒有意義；40.4%的學生認為“活著人生沒有意義”。
大四確診抑郁的李雪琴，連提到自己的病時還不忘自嘲：
“北大一到期末看抑郁癥的人可多了。我到北醫六院看病，那是精神科最好的醫院，我們學校的學生去那兒可以打折，一折，不然我看不起”。
得抑郁癥的名校生，李雪琴不是唯一一個。
不久之前爆紅于網絡的《一個北大高考狀元的抗抑郁史》，作者考進了北大最難進的光華管理學院，卻因抑郁癥休學一整年。
在豆瓣上，還有一位自主招生進入北大的同學，自稱“進入天坑專業的學渣”，真實地記錄到：
這個趨勢，在國外同樣嚴峻。
哈佛大學健康服務中心，在2017年和2018年進行的心理健康調查結果，哈佛學生抑郁患病率高達15%-30%，焦慮患病率為13.2%-30%，都高于疾控中心公布的全國平均水平。
『即便沒抑郁』
進名校也意味著巨大壓力
幾乎每一個進入名校的學生，都是從一個小池子里的“大魚”，突然變成了“巨大池子里特別渺小的魚”，會有一種深深的落差感。清華畢業的郝景芳，卻說自己在大學里就是學渣，因為無論怎樣努力，周圍總有比自己厲害的人，比如各個科目都考到95分以上的、隨便寫一個英文的論文都能發到最好的雜志上的…親歷北大、MIT以后選擇回國做小學老師的“小飛機”鄭博士，大一時首先收獲的就是打擊，因為身邊多數同學都是學術活動保送進北大，天賦高、實驗做得好、課都學完了，而自己“學得吃力，有不小差距”。
▲“小飛機”博士專訪視頻
再比如我自己，從西北省份出來，帶著一份驕傲進入北大最好的學院，然而第一周就感受到了同學們的360度碾壓——高數能得99分，唱歌跳舞主持樣樣精通，去過幾十個國家，高中就是學生會主席，還有的大神高中就開始創業。“一山更比一山高”，可能沒人比名校學生更有體會了。
那么，名校和抑郁、焦慮的“不解之緣”，到底有辦法破解嗎？如果我們的孩子很優秀，舉全家之力把ta送進了最好的大學，如何避免造成空心病、抑郁癥、焦慮的后果？究竟怎樣才能培養出在未來有超強適應力的孩子？『千萬別隨便讓孩子“聽話”』
你教的可能是錯的
根據我的觀察，進入名校的很多孩子，從小最大的特征就是：聽話、刻苦、努力。
?小時候：“聽話考上好大學，一切就好了”
上大學前，家長和學校給孩子定的目標就是高考，認為只要考上了清華北大等好大學，就等于擁有了美好的未來，生活從此一片光明，所以“好孩子”們很聽話，按部就班地走。
李雪琴說的一段話，就特別典型：
“我所有的青春期、叛逆期，可以說在小學結束了。我上初中開始我就懂事了，我再也不逃課了，我學習特別好，一直考第一名，啥活動我都參加，一點沒讓我爸我媽操過心。
▲李雪琴和北大同學可“好孩子”們一旦進入了高手云集的大學，就像一下子被拋入空中，找不到落腳點：
“不知道人生的方向在哪里，不知道我學這么多有什么用。沒有人可以告訴我，你的未來是怎樣的。父母根本不了解我要面對的社會。我真的不知道該怎么辦。”這樣的孩子在高考過后就再也沒有了目標，失去自己的方向。一路聽話走到今天，卻沒有獲得一個令自己開心、興奮、有保障的未來，的確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
?聽了話，做了學霸，還是沒帶來成功
我們曾經采訪過心理學博士劉丹老師，作為在清華、北大這兩所高等院校里長期從事心理學工作的老師，她對這個問題的解釋非常獨到：
著名的社會建構主義理論提出者肯尼斯·格根提出，經濟水平低下的時候社會一般屬于金字塔型結構，這是一種比較穩定的形態。
上一代人雖然不富裕，但變化小，人們享有一種安全感，聽話在穩定的社會結構中很重要。因為：
一方面，金字塔結構使得越是頂端的人掌握的信息越多。我們強調尊老愛幼，越“老”代表著越有智慧，年輕人聽年長人的話，因為年長人的經驗能夠幫助年輕人在一個穩定的社會里生存；
另一方面，過去社會階層上升的途徑比較單一，人們按照一定的步驟，聽話就能一步步走到金字塔頂端。就像過去的科舉制度，現在的高考制度。
但隨著經濟逐漸發展，穩定的社會形態逐漸被打破。社會急劇變化之下，人們面臨的不確定性越來越多。
首先是家長自身對社會發展的不適應，喪失了安全感。比如這幾年經濟形勢急劇變化，以前工作穩定的人，現在可能失業；原來有錢的人，現在可能沒錢。變化之下，未來會怎樣，沒人能準確預測。
其次是孩子未來的不確定性。我們養育孩子，都要面向未來。教育是長線投資，家長把一大筆錢投出去，希望自己的“產品”在未來能升值，孩子能適應未來社會的發展。可是現在，人們并不明確地知道自己培養出的孩子，究竟要具備怎樣的能力才能在未來存活下來。
這兩大不確定因素，直接造成了家長的極大焦慮——社會正在并將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家長的經驗已經無法覆蓋未來。
?父母讓我聽的“話”，原來早過時了
所以，你讓孩子“聽話”，聽什么“話”呢？如果“話”本身已經不具備對未來的指導性。
所有的人如果發展得好，都是要超越父母的。并不是年輕人適應不了未來的社會，而是父母一代——作為一個知識結構、價值體系都很穩定的人更難以適應未來。
我們更應該擔心的不是孩子，而是我們自己。
『別把“成功”鎖死在一條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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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家長為了抵抗不確定性帶來的焦慮，看到別的孩子學什么就跟著去學，別人學奧數、英語、計算機，自己孩子也要。
事實上，如果我們知道，在未來社會大家只要“跑得快”就能活得好，那選擇就變得很容易。可是現在沒人知道到底是跑得快、跳得高，或是英語好、奧數好，才能活得好。那什么是我們可以用來作出判斷的依據？
劉丹博士建議，我們還是要回到肯尼斯·格根的理論看看。如今的中國正處于金字塔型向水流型轉變的混合型社會：
首先，成功的途徑不再單一。
和過去傳統的、需要依靠本科碩士博士一路學習、一層層鍍金才能走上人生巔峰的路不同，一些有好點子、不依賴于文憑（當然他們可能有）的人，也能通過創業等途徑創造財富。像扎克伯格這樣有自己的發明、即使不用上完大學就能做出一番成績的情況，在中國也會越來越多。
▲李雪琴被人質疑“北大的為什么會這樣”，她說“北大的為什么就不能做個廢物呢”
其次，追求獨特性。
人們富裕起來之后，就會有更多個人空間，有更多自由和愛好，對物質和精神產品更追求品質而不是數量，更追求生活體驗獨特性和“私人訂制”，統一標準、流水線上生產的東西越來越不受歡迎。
因此，家長讓孩子們學習奧數、英語，變成同一個流水線上的標準化產品，其實不再是必需的了。能不能培養孩子的獨特性，變得更重要。
比如有的人，游戲打得很好，或是甜點做得很好，或像李雪琴一樣脫口秀說得棒，也是成功。
整個社會系統里所有鏈條上的每一節，都需要有人來創造，每一個不同特點的人，都有他的用武之地。
我們的人生發展觀念，不會再聚焦哪條路更好，而是聚焦在：什么是我想要的，并且令我感覺到愉快和有價值的。
未來，人們不是為了生活而工作，而是因為“我喜歡和享受工作”。我做椅子，是因為我喜歡做椅子；我養花，是因為我喜歡養花；我設計垃圾袋，是因為我喜歡環保。知識本身沒有高低貴賤之分，都是生活的一部分。
人們干自己喜歡干的事情，而且干好了，會對社會有幫助，自己也受益。
▲李雪琴曾經接受訪問時說，“我就是一個盡可能不想給別人添麻煩，希望能讓人快樂的人。我累啊，但我讓人快樂的時候能緩解這種累。很多人勸我調整，我還沒找到好的調整方式。那我就先讓大家快樂著，沒關系”。
也許父母適當放手，
就是好的
現在的社會，已經沒有哪一個人能夠完全掌控另一個人的可能性了。人們都在相互合作，所以，平等對話是一個新的方式。
父母能做的，也許只能是不斷傾聽孩子們的聲音，也可以努力讓孩子學會傾聽他們自己的聲音，問孩子“你的感覺是怎樣的”，而不是說“我要你怎樣”；問他“這個故事你喜歡嗎”，而不是“這個故事你應該喜歡”。
當孩子能夠不斷去關注自己的感受，“我喜不喜歡這個東西？”“我自己的想法是什么？”并不斷確認自己的想法和感受之后，他在未來社會中面對非常多選擇的時候，就會傾聽自己內心的想法，找到最適合自己的道路。
而我們家長，要學會從教育者的位置上走下來，把孩子當做一個有自己思想、有獨特能力的人，去分享、對話。
很高興看到李雪琴已經成為一個“獨特的人”，也希望所有孩子，都不用被“優秀”本身困住，勇敢去做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