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niel Negreanu 自述：“人，數字，競爭”

先說說什么是SPR

SPR全名為Stack to Pot Ratio，它是一個比值，用剩余（有效）籌碼除以鍋里籌碼得來的數字就是SPR。使用SPR的語境一般在翻牌前動作完成后，翻牌行動開始之前衡量。

SPR就是兩個數字的比例。這沒有什么神奇的。它就是一個工具而已，甚至連工具也不算，就是一個衡量方法。即使不用SPR，我們也會大致地說：小鍋、大鍋、我面前籌碼很少、我的籌碼還挺深等等起到類似作用的語言，來描述兩者之間的關系。

跟SPR可以類比的，有一個很好的例子，就是溫度計。溫度計是用來衡量溫度的。在溫度計發明之前，人們肯定有很熱、很冷、燙手、冰涼等等一系列描述冷熱的詞匯，也不會因為沒有溫度計就不知道出門穿什么衣服，或者燒水燒不開。

然而溫度計發明之后，溫度被量化，成了數字。這貌似也沒啥大不了的，其實不然。

首先，交流方便多了。天氣預報可以說25度，你就可以知道該穿什么衣服了。兩個地方的人見面，不知道誰那兒熱，都說自己那里涼快。拿溫度計一測，一個20度，一個18度，這下毫無爭議，問題解決。當然，溫度計得是標準的。

其次，量化溫度能幫助產生很多新產品，比如說溫控冰箱、暖箱。只知道冷熱不知具體數字，我們就永遠不會做出把溫度定到-18C來冷凍海鮮，4C來冷藏水果。

德州撲克之所以難，就是因為絕大多數選擇都是雙向的：我們既要擔心自己的牌榨取不到不夠價值，也要擔心一旦對方的牌大時我們輸的太多。如此瞻前顧后，大量耗費腦細胞，且效果還不一定好。

Daniel Negreanu 自述：“人，數字，競爭”

我很難準確的指出是什么時候我開始以撲克為生的，但是要是回溯以往的話，在我童年時期還是有一些關鍵的時刻導致我走向職業道路的。

在我5歲的時候，爸媽帶我和我哥哥去逛商場，我就像其他小孩那樣盯著路人看啊看的。但是和別的小孩不同的是，我還會試圖觀察別人在想什么，就像現在我也會觀察對手一樣，我小時候就開始這樣做了。

我記得當時有一對情侶在吃午飯。女方很漂亮，男方看起來很有錢，而且很愛那個女的。因為我發現男方非常關注女方的一舉一動，他一直微微靠向女方，而且想一直握著她的手。但是這個女的就不一樣了，她根本不愛那男的。男方每次示愛，她的眼珠都會亂轉，一副非常厭煩的樣子。

過了幾分鐘，他們的一些朋友過來了。突然那個女的眼睛一亮。她的右腿微微像另外一個剛剛坐下來的男的傾斜。我當時只有五歲，但是我記得我對自己說，她跟著這男的只是為了錢，她不愛他，她喜歡的是另外那個剛坐下來的男的。

盡管剛剛那只是一個簡單的讀人，但是對于一個五歲小孩來說也不算太簡單了。從那時開始，每次去商場我都會干這種事。我簡直對此無法自拔，我就是喜歡觀察被人，試圖讀出他們的特點。我做的這些事恰好是撲克桌上的一項完美的訓練。這跟你打牌的時候做的事是一樣的，試圖走入別人的大腦，探明他們究竟在想什么。

我生長在多倫多一個傳統的歐洲風格的家庭。我父親是個電工，母親是羅馬尼亞人，在家做全職主婦，照顧孩子們。我有個比我大五歲的哥哥，我們幾乎什么事都吵，他比我高比我強壯，負責解決所有事，而我只能幫忙打打電話。

除了觀察別人，我童年時期另一大愛好就是數字。我玩電腦和別的小孩不同。當時有個游戲叫RBI棒球，我記得我玩這個游戲會追蹤游戲數據。如果一個球員的擊中次數是4/11，我就會算出他的擊中率是35.4%，當時的游戲不會為你記錄這些，但是我會自己記錄。我媽媽當時經常會奇怪我弄這么多紙寫寫畫畫是在干什么。當時我用來記錄的紙擺滿了整個屋子。

我對人，數字，競爭的癡迷最終帶我來到的撲克世界。我幼年時期并沒打過牌，我第一次打牌是朋友在臺球廳帶我打的。有一次臺球賽過后我被邀請去了一個人家打CASH，我帶了10刀和半打啤酒過去了。他們會打很多亂七八糟的項目，第一次不出意外的，很快我就輸掉了這10刀，然后我就開始坐在一邊為他們加油助威了。后來每周去打牌變成了常規項目，由于我的競爭天性，我開始試圖找到游戲的訣竅。我發現有個亞洲人John Sato幾乎每次都會贏錢，我發現他每晚幾乎就玩那么四五手牌，我好奇為什么不參與游戲卻能贏錢。后來我注意到他每次入池都是超級大牌，而其他玩家似乎并不在乎這點，每當Sato入池他們就應該趕快跑掉。

我在Sato這學到了非常重要的一課：沒牌別入池。要有耐心，等待好牌。當我學會去打很少的手牌時，情況開始好轉了。后來有一天晚上，我們的撲克局被敲響了警鐘。一個又圓又胖，噴著古龍水，渾身珠光拋棄的意大利長發男Benny加入了游戲，并且完全掌控了整個局面。他每次下注都很重，他會主動攻擊其他人，累積籌碼，那天晚上他贏了600刀走，這是我們見過最大的勝利了。Benny的瘋狂侵略風格主宰了整個牌桌。所以到此我了解了兩個風格，一個是Sato的緊石頭風格，一個是Benny的超級大炮，一直砸對手直到對手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