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高考”大熱，留學隊伍的結構迅速變化——越來越多中學生把美國的大學作為本科教育“目的地”；而為了上美國名校，諸多學生在讀初中或高中期間，便遠涉重洋。

但家長們花了大把錢把孩子送出去，真的能讓他們對接優質教育嗎？還有，提早留學而躲開國內的應試教育模式，孩子真的就輕松了嗎？

李偉倫是四川人，早在2004年讀初二時，就被父母送到美國東部一座城市。一家人的夢想，是希望她申請進入一所排名前50的美國大學讀本科。但成績全A的李偉倫，在競爭路上栽了個大跟頭。

“在美國上高中，每天下午3點就放學了。但3點以后的自由時間，美國同學都安排得滿滿的，參加各種體育運動、社會服務、藝術類或科學類社團活動……”

“申請名校的本科，一個重要錄取指標是看你是否展現出了領導才能。對我來說，成為當地學生的領袖，顯然很難在高中三年里做到。”高中畢業前，李偉倫申請了15所全美排名前50的大學，結果一份錄取通知書都沒收到，只能去了一所名不見經傳的普通大學。

“進大學后，我重新分配了時間和精力，30%學習，40%社會服務，還有30%用來建立社會關系——最終在大學期間換來了一張填得滿滿的履歷表。”4年努力，李偉倫贏得了耶魯的認可。

但在耶魯念碩士，她心里別有滋味：“其實耶魯這樣的名牌大學，最重視的是本科生，其次是博士生，碩士生排在最后。”

李偉倫懂這些學歷的不同含金量，不像國內許多人，一聽“耶魯”就立正，而且想當然地認定那里的博士一定比本科生身價高。

有些名校的碩士項目，完全可以說是“創收”，“有的專業，碩士一招100多，而博士每年才招10個不到；碩士一年學費要四五萬美元，而博士給獎學金，自己不需要花一分錢。”李偉倫說，因為經濟不景氣，美國很多高校這兩年都擴大了碩士招生規模，即便“常春藤名校”，也開設了過去十分不屑的1年制碩士項目，二三流大學新開的碩士項目更多。

李偉倫說，要申請名牌大學，普通中學的學生往往吃點虧，除非你是學生中公認的領袖人物，甚至要在所在地區或所在州出類拔萃。美國人也相信，名牌中學有更多資源，特別是擁有眾多優秀學生能造就更好的學校氛圍。名牌中學老師為申請人寫的推薦信，對名牌大學是有說服力的。

“亞裔家庭重視孩子學業成績已是世界聞名，但竭力幫助孩子考上名牌大學一樣是美國家庭的大事——這和膚色、國籍等等無關。”紐約史戴文森高中（Stuyvesant High School）的學生輔導員杰瑞米說。

在美國入讀好的高中，學業并不像國內傳說的那樣輕松。“美國人不捧‘奧賽’，但好學校的學科難度一點不比‘奧賽’低。”而且，美國也充斥各種“沖刺班”、補習班和家教。“很多孩子到8年級就要去上‘沖刺班’，為了考高中；考SAT前也上‘沖刺班’。只不過白人圈子、亞裔圈子有各自追捧的輔導班。”一名剛被麻省理工錄取的學生這樣告訴記者。

美國名校比較多，很多家庭更傾向于讓孩子選擇離家較近的名校，比如家在西海岸的多選西部名校、東海岸的更青睞東部名校，另外各個州也有一些不錯的州立大學，在本州讀大學還免學費，所以不像國內大家一窩蜂地只盯著少數幾所名校。但這并不意味著競爭不激烈。

雖然所有名校都在招生廣告中宣稱：“歡迎每位有興趣的學生選擇加入。”但事實上，無論中外，永遠只有前1%的尖子生才真正有“選擇權”。

她告訴了記者一個數字：20，“本科四屆學生加起來，真正從大陸考過來的，也就20出頭。”

小舟出國前，家鄉好幾家報紙和雜志爭相報道她的事跡，但都“正確”地隱瞞了一個關鍵信息：從小學起她就進了奧數培訓班，然后接受了長達10多年的奧數訓練——這會把很多人逼瘋，卻成就了像小舟這樣真正熱愛數學且有超強數學才能的人，也把她送進了世界名校。

“在這里，拿過各種國際大賽金牌的學生多的是，不稀奇。”小舟身邊的那幾個大陸同胞，她赴美前就有印象，“有一個拿過物理金牌，比我高一屆；有兩個先被北大錄取，大二才來這里，也都是我們這種級別的‘選手’。”

生源是名校的生命線——這是一條“招生公理”，世界通行。名校招生，小舟形象地打了個比方，是在“萃取”：“美國名牌大學強調文化多元化、生源國際化，所以招生時會在世界各地、各種族、各民族的尖子生中按比例萃取若干。”

“曾經很不服氣，想不通為什么被拒。”在波士頓劍橋鎮，麻省理工學院跟哈佛大學緊挨著。小舟去隔壁的哈佛聽過課，也漸漸結識了不少哈佛的學生，最終想通了：“哈佛更喜歡招收有‘領袖氣質’的學生，果然，他們在大學里總忙著給自己組織的各類活動拉粉絲，總能滔滔不絕地介紹自己……我真要去了那里，肯定像個傻瓜，也會被煩死。”

性格沉穩文靜的小舟，如今已經釋然：除了分數、能力之類，各名校對學生的性格、特長更有諸多細節要求，很講究精準度：“國內大學招生，是用考分做網眼、撒網打魚；美國大學招生有點像釣魚，而且只釣某幾個品種。”

后來，還有人向記者道出了去美國讀書才能知道的一個“文化秘密”：“美國很多名牌大學所稱呼的‘校友’，并不包括碩士生和博士生。只有那些被精挑細選進來讀本科的學生，才被認為是‘校友’。”

學校按照“同氣相求”的原則挑來本科生，而由他們體現、延續學校一貫的“氣質”。

弄明白了這些背景，再來看SAT高分，就不難明白：它管用，但程度有限。指望考得高分就進名校，那是中國式思維。

比如打牌。當中國留學生圍在一起玩“三國殺”，美國同學也在玩自己的牌。“有好幾次，他們邀請我試著玩玩。我很快熟悉了他們玩的牌的每一條規則，但真的玩不到一起，感覺融不進去，別扭得很。”

而有些過來人看得更遠，“過得不好”很可能不只是一段時間——所謂的“適應期”，也不只是在國外的若干年。

“許多人還是想回國發展的，或者想留在國外卻留不下來；而一旦回到中國，他們很可能也會‘過得不好’。因為在國外待了那么多年，小留學生更是在觀念、行為方式形成的關鍵時期就待在國外，或多或少‘西化’了的人，回國后能否適應國內的社會環境、人際關系，又是一道坎！”

來美國讀本科前，小羅在國內有過一段不太愉快的求學經歷。這個北方小伙當年高考的第一志愿是上海交大，無奈幾分之差，被北京一所二本院校的計算機系錄取。父母焦灼于小羅“沒上名校，出路堪憂”，便鼓勵兒子退學留美。

雖然這一番折騰耗費了兩年，但小羅覺得值：“我讀的這個專業在全美排名靠前，以后不擔心找不到工作。”

電子工程、計算機等專業，因為就業前景好，是很多中國學生留美的首選。

麻省理工學院的電子工程專業，在全美乃至全世界都排名第一，研究生當中亞裔特別多，不少在中國名校讀完本科的高材生來這里念博士。但在本科生中，這個專業并不炙手可熱。選讀經濟系的本科生也不很多。

張旭，麻省理工學院電子工程系研究生。一入學他就吃驚地發現，在選專業上“反潮流”的老美，大有人在。比如，“有個哥們辛辛苦苦擠進來，理工科基礎不錯，卻居然選了自己不怎么懂的音樂系。他說音樂不僅是音樂，也是一門技術活。”

中國學生堅信，揚長避短是在異國求學爭取出類拔萃的不二法門，“過去讀什么，來了這里還讀什么，精益求精。”或許這就“謀殺”了個人發展的很多種可能。

和美國同學談就業選擇，張旭感慨更多：“本來以為他們的目標是去谷歌、微軟這樣的大公司，或者去華爾街，可發現根本不是。”美國同學心目中理想的公司，是剛剛起步、有潛力的小公司；而更多的人，根本不想去公司工作。

比爾·蓋茲在麻省理工學院150周年校慶時專門寫了一篇文章，題曰“麻省理工為什么出色？”

蓋茲引述了一些廣受追捧的數字，比如這兒共有76個諾獎獲得者；還展示了一些許多人沒聽說過的數字：這所大學的校友迄今總共創辦了近26000家公司，合計有330萬名員工，每年創造銷售額2萬億美元。

“這里的科研氛圍很濃，但它更是一所鼓勵創新和創業的學校。”張旭正在慢慢適應麻省理工，他在中國留學生圈子里搞了一個平臺，鼓勵大家也嘗試創業，不要整日忙于考試、實驗。

留美已七八年的周鵬告訴記者，對大學專業和大學教育的認知，展現著中美兩國學生的差異。

“中國學生來美國，選專業大都跟找工作掛鉤。比如以前生物專業很熱，但現在讀生物的人，連博士后也不容易找工作，所以這個專業就冷了。”他感慨：“好不容易進了美國名牌大學，卻不去汲取它的精髓，可惜了！”

在耶魯就讀期間跟一位執教藝術專業的教授的一次閑聊，讓周鵬印象深刻。

“你以為這兒還是過去的耶魯嗎？她早就墮落了，被技術時代和商業社會的功利所侵蝕，大概只有中國人還覺得是天堂。”對方很認真地說。

在今天的耶魯，持如此批評態度的教授并不鮮見，“他們反感學校的一些做法，主要反對學校把過多經費撥給那些更能在短期內產出效益的應用類學科。”但周鵬知道，應用性越強、越容易找工作的專業，一向是中國留學生的“心頭愛”。

“在美國，很多本科生真正在意和感到自豪的，根本不是自己讀什么專業，而是自己和別人有什么不同。”

周鵬的本科是在俄亥俄州歐柏林大學讀的。這所學校在中國沒什么知名度，可它的音樂專業在全美排名很靠前。他憶起自己本科畢業前的最后一課——那是他第一次被美國大學的教育理念震撼到。

“學校請來一位搞藝術的校友給我們上那一課。她講的，是在歐柏林讀書期間，她怎么拒絕學校的專業課程設置，最后給自己設計了一個專業，她要研究的竟然是巫術。而大學竟然允許她這么做了，最后還給了她學位！”周鵬說，此后他對美國教育多了關注和思考，比如教育環境和創新、個性、為學術而學術、讓興趣做主等等的關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