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本科留學丨“拼爹”的美國精英教育
藤校放榜，又一輪的學子競爭的落下帷幕，過去3年，每所藤校的申請者不斷突破，從3萬，4萬，直至升到5萬，但是錄取人數的兩三千人（除卻康奈爾錄取超五千）不僅沒有大幅度上漲，反而還有愈發縮緊的趨勢。
我們說，孩子的競爭，千萬不能輸在起跑線上，從幼兒園入學開始，不僅孩子需要面臨考核，家庭的社會關系也進入學校篩選人才的行列，而這一套的措施無非是從源頭最大概率地培養出最多的菁英人才。
但實際上，我們與美國那些申請精英大學的家庭也基本上有著相似的經歷。藤校對于當地學生來講，也有著很高的難度，他們看待這種競爭的方式會轉化成整個家庭從孩子育齡期開始共同要付出心血的行動。
國際問題專欄專家于時語，因為“兒子在美國一路考上了常春藤”，讓這個爸爸得以近距離管窺美國精英教育低齡化的眾生相，并寫下《攀藤而上》這本書。
我們今天分享他這本書中對于美國學子和家庭是如何爭取進入常青藤學校的……
美國孩子們的學業競爭，不是在高中，不是在小學，而是在出生后。
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指出，美國貧富兩極分化和社會階層進一步固化的共同原因是教育機會正呈兩極分化。《紐約時報》在2012年分析列出，到2009年，在最富有的四分之一美國家庭的子女中，24歲時擁有大學學位的占82%，在最窮困的四分之一的家庭里，這一比例只有8%，相差整整10倍。
曾任百事可樂和大通銀行副總裁的著名企業家紐鮑爾總結，“除非去上大學，否則你不會走上生活的上升曲線；今天在美國，教育是成功的關鍵。”
相比之下，常春藤為代表的頂尖名校的情況截然相反。“在一個充滿全國和國際奧數選手、科學大獎獲得者、正式報紙雜志甚至科學論文作者的校園里，通宵開放的圖書館便是這一高度競爭學習環境的象征”。于時語直言，?最重要的教育分化結果，莫過于學生畢業后的社會地位。
與普通大學畢業生情況相反，美國精英大學畢業生在職場上依然風光。《大西洋月刊》調查顯示，即便是排名第25名次級的名牌大學，畢業生收入還是比哈佛、耶魯的畢業生少了差不多40%，不用說排名50之后的普通大學。
近幾十年來，美國社會兩極分化和社會競爭迅速加劇，催生了擔心社會經濟地位下滑的普遍焦慮。這一演變強化了美國精英地位延續的老規律：“富貴不足保，唯常春藤教育之澤可及于無窮。”換言之，維持精英地位和身份的前提，在于常春藤名校代表的精英教育。
這一教育學術活動的“理論基礎”來自芝加哥大學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海克曼，他提出了關于教育投資回報與年齡的關系曲線。海克曼曲線清楚地表明，教育投資回報最大的是早期和學齡前的智力開發。這是缺乏知識和金錢的窮人父母最薄弱的環節。
該曲線也體現了美國社會競爭不斷加劇之下的教育投資和”起跑線”的提前。在美國的知識精英和上層階級中，教育競爭實際從托兒所和幼兒園時代就開始了。
再看海克曼曲線展示的一條信息：在關鍵的嬰幼兒時期，再多金錢也無法取代父母的關愛和家庭的知識環境。
2010年，加州大學一對經濟學家夫婦發表了題為“地毯老鼠學術活動”的研究報告，披露了美國白熱化教育競爭中一個重要的非物質層次。研究標題借用了經濟學上常用的“老鼠學術活動”，描述了美國名校入學競爭低齡化的社會趨勢。
這項研究展示了美國家長在子女教育問題上的重要行為變化：在1975年，不同教育程度的美國母親在管教子女的時間投入區別不大，此后30多年，低教育水平（沒有大學學位）的母親每周管教子女的時間大約增加了4小時，而大學畢業的母親增加了8小時，是前者的整整兩倍。
哈佛大學第27任校長薩默斯在評論法國學者皮凱蒂談教育導致的階層固化時特別提到，美國的兩極分化并不限于錢財，同等重要的現象是“在過去兩代人的時間內，富人與窮人子女的教育成就之間幾乎有成倍的差距”。
薩默斯點出一條發現：從嬰幼時期到小學六年級，美國中上階層的孩子比窮人的孩子平均多接受了6000個小時的教育和其他智力發展活動！這是美國一個教育機構綜合了十多項有關調查研究總結出來的數字，其中包括父母陪讀、學前教育、課外活動、暑期教育和游學等。這一“起跑線”上就產生的巨大差距，將會伴隨這些孩子的整個人生歷程。
也因為這樣的早期競爭加劇，給一部分人帶去噩耗。直到20世紀50年代，哈佛大學還在盡力維持“快樂的四分之一最差生”政策，作為世家子弟延續精英地位的瀟灑道路。但如今，從幼兒園起到常春藤大門，一路競爭。
美國名牌私立中學的歷史要早于公立學校，尤其在教育發達的東北部，這些學校原先的主要目的是向哈佛、耶魯等名牌大學輸送學生，因此獲得“預備學校”之稱。
隨著常春藤盟校招生政策從偏顧貴族子弟向“憑才入學”演變，私立貴族預校也在做出相應變革，“江湖地位”依然不可撼動。有調查顯示，1998-2001年，如果把美國所有高中按照畢業生進入常春藤老三大（哈佛、耶魯、普林斯頓）的比例排名，那么排前100名中，有94所是私立學校。
一名美國的華裔母親也曾告訴記者，美國人之所以熱衷讓孩子參加體育賽事，除了體育項目是校園社交的“標準配置”，另一條心照不宣的理由是培養孩子的競爭意識。“小小一條賽道就能讓孩子有了競爭意識，告訴他們人生有時候不是幾分之差，而可能就是零點幾分之差，你就名落孫山。”她說。
美國大學招生盡管講究綜合素質，但代表學業成就的“高考”成績仍然是其中的關鍵項目。例如，作為SAT摸底考試的PSAT成績，是所謂全美榮譽獎學金的入圍標準，尖子生的標志。又比如中學生總統獎，其中學業部分的初選名單就是SAT每次應試中每個州的男女“狀元”和“榜眼”。獲得這些獎項的提名，成為名校錄取的重要砝碼。
隨著常春藤名校入學競爭的低齡化，在精英父母集聚的地區，課外補習和私人輔導已成為重要的經濟行業。《紐約時報》2013年報道，紐約市的高檔私人家教每小時學費是600美元，半天輔導的費用超過大多數工薪人士半個月的薪水。
2006年，美聯社關于大紐約區的名牌預校學費已超過哈佛大學，仍然“生滿為患”，有長長的候補排隊名單。望子成龍、趨之若鶩的家長。《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布魯克斯曾經挖苦，位于華盛頓市區西北的第三選區是聯邦政府高層主管人員的聚集地，其特征是雖然行政權力很大，也都算是高工資，可是60%的可支配收入都花在送子女上私立學校的學費上了。
哈佛大學畢業的著名社會學者卡拉貝爾，2007年在《紐約時報》上發表評論，描述還在小孩蹣跚學步時期，富有的父母就開始雇傭昂貴的教育顧問，在漫長的“常春藤學術活動”中提前出發，并總結說：
或許正因為經歷了這樣的殘酷競爭，讓獲得常春藤入場券的“精英”在繁衍下一代的問題上不愿“圈外繁殖”。于時語發現，階層固化還表現為年輕人的“選擇性婚配”。2006年在洛杉磯成立的“常春藤擴大聯合會”，已擴展到全美，其主要功能是為單身的常春藤校友提供“魚找魚，蝦找蝦”的約會平臺，是選擇性婚配的最好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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