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中國、俄羅斯、印度這四大國的興衰取決于什么？30年過去，答案愈發清晰！
來源：瞭望智庫
文 | ?徐劍梅 ?瞭望智庫駐華盛頓研究員
劉晨 ?瞭望智庫國際觀察員
保羅·肯尼迪，耶魯歷史系資深教授，31年前預測美國走向相對衰落的歷史學家。在共和黨總統里根執政末期、蘇聯解體和冷戰結束之前，出版《大國的興衰》，縱論公元1500年以降，五百年間世界大國的興衰及其因果。引發轟動和爭議，一時間洛陽紙貴，各國爭相出版，美國國會當時舉行數場聽證會，召他作證陳述。
《大國的興衰》引發的轟動和爭議，是肯尼迪教授事先不曾料想到的。他的第一本書，出版社只印行了兩千冊。但《大國的興衰》首印7000冊，數日內就銷售一空，此后連續7周登上《紐約時報》非小說類暢銷書榜單，在美國至少售出25萬冊。在日本，日文版印行第一年就賣出至少60萬冊精裝本。問世31年來，這本書已譯成23種語言在世界多國一版再版。
《大國的興衰》為肯尼迪教授贏得很多榮譽和贊譽。
他把大國競爭置于全球格局之下進行整體考量，被認為具有“大戰略”眼光，開辟了一條歷史研究的新路。他對史料縱橫自如的綜合運用與比較分析，不僅顯示了扎實的史學功底，也凸顯了歷史研究對洞察人類未來的巨大價值和意義。
與此同時，各種專業和非專業的批評也密集而至。比較集中的批評包括：
一是過于突出經濟實力對大國興衰的作用，具有經濟決定論色彩，低估了國家軟實力影響、沒有充分點明大國經濟實力所仰賴的人的因素、制度和文化的因素；
二是認為他是“糟糕的預言家”，預言美國在走向相對衰落，但事實上《大國的興衰》出版數年后，就發生蘇東劇變，美國成為唯一超級大國。三是認為視角和敘述模式失于單一，明顯脫胎于歐洲“均勢”史學，在理論方面缺乏深度和突破。
3月下旬的一天，在春雪初霽的耶魯，肯尼迪教授接受了庫叔近兩個小時的專訪。
保羅·肯尼迪在耶魯大學接受專訪（徐劍梅 攝）
他自我分析《大國的興衰》為何能一紙風行：部分原因是出書的時機湊巧，無意間趕上美國的大選之年。伴隨1988年兩黨選戰初啟，美國社會掀起對里根主義8年得失的討論。
當時，美蘇兩個超級大國都存在對外黷武而忽略國內基礎并因此導致衰落的風險。而在國際社會，特別是當時德國和日本的中產階級和知識階層中，對這樣一部剖析500年來大國經濟、軍事和戰略所塑造世界歷史的通史和國別比較史類型的著作也存在強烈渴求，歐洲讀者同樣十分希望知道美國是否在相對衰落及如何求解自身面臨的問題。
特別是日本，1978年GDP就超越蘇聯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80年代深受美歐媒體鼓噪的日本威脅論困擾。
日本的崛起會否使美國失去頭號大國地位？這是當時全世界都關心的問題。這是此書在日本大賣的重要原因。
肯尼迪教授曾經到過香港，并多次在韓國講學。但遺憾的是，雖然《大國的興衰》一書很早就有中譯本并屢次再版，但他本人迄今沒有訪問過中國內地。他仍然拿著英國護照，同時持有美國綠卡。
英國允許雙重國籍，歸化美國對肯尼迪易如反掌且毋需魚與熊掌擇一，但他似乎無意于此。但實際上，身份認同問題似乎也沒給他帶來任何困擾。近兩個小時的訪談中，他常常用“我們”這個字眼談論美國，毫無窒礙。
讀他給《紐約時報》《大西洋月刊》等撰寫的文章，也常見“我們美國”的字樣。很難想象客居美國的法國或德國教授能夠如此。
英美特殊關系在他這里，可以說得到個人化的深度體現。
肯尼迪教授雖然以《大國的興衰》成名，但在他看來，世界歷史并非完全是大國所塑造和操縱的。相反，“很多時候，小角色唱了大戲”。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發生，導火索就是塞爾維亞民族主義者、19歲青年普林西普瞄準奧匈帝國王儲斐迪南大公的致命一槍。在展望21世紀時，肯尼迪教授也曾經寫道，不管這是否符合我們的希望，必須承認，21世紀的地球，仍然是一個民族國家的世界。
“人類集體應對的能力，和潛在全球威脅的規模不相匹配，這是一件危險的事情。”
31年間，滄海幾回換了桑田。倘若重寫此書，肯尼迪教授的主要觀點有無改變？
美國作為世界頭號大國，在走向衰落嗎？中國威脅論的喧囂背后，美國到底在擔憂什么？
作為世界上最重要的一對雙邊關系，中美關系究竟會如何發展？
時年42歲的肯尼迪，在《大國的興衰》一書中闡述的主要觀點包括：
*大國的興衰，是相對而言的，取決于當時環境里，和其他國家實力升降的比較；
*興衰的主要和最終決定因素，是國家的經濟基礎和軍事力量；
*不斷擴展戰略承諾，導致軍費攀升，最終使國家經濟基礎負擔過重，是一個大國走向長期衰落的開始。
*大國的興衰，不是突變，而是一個漸變的長期過程。
簡言之，大國興衰是與其競爭對手比較而言，而因對外黷武損害本國經濟，是500年來全球舞臺上，一個個興盛一時的大國走馬燈般走向衰落的主要歷史原因。
在雅致的耶魯歷史系小樓，如今已華發蕭疏的肯尼迪教授告訴庫叔，去年夏天，他完成了自己關于二戰海軍和海洋強國歷史的最新著作，有出版社約他為《大國的興衰》寫篇新的前言，他因此深思這個問題，“想了很多”。
答案仍然是：書中主要觀點“不需要改變”。
他說，500年來大國興衰歷史表明，大國相對的經濟實力與地位，與其相對的軍事實力或地位相關聯；而大國之興衰，最終、更重要、更具決定性的因素，是相對他國而言的經濟實力。“大國的經濟基礎決定和影響著它的相對地位”。
他舉例說，《大國的興衰》剛出版時，蘇聯相對的經濟地位萎縮和瓦解得如此之快，因此動搖了俄羅斯的軍事大國地位。即便俄羅斯總統普京百般設法復興國家，但虛弱的經濟基礎使得俄羅斯至今仍是一個相對軟弱的經濟體。
中國則在過去30多年里經濟不斷增長。現在，到處聽見人們談論中國的大國地位、中國對世界事務的影響。明智的人們會認識到，中國目前在世界事務中的影響力，其基礎是經濟成功。一旦中國經濟停滯或下行，人們也會懷疑中國在世界上相對的政治和軍事影響將減弱。
另一個例子是日本。從上世紀60至80年代，日本經濟逐年增長，如果這一態勢持續，日本將會成為世界數一數二的大國。但事實上，《大國的興衰》出版兩年后，即大約1990年，日本經濟停止增長，并從那以后長期停滯，日本的國際影響隨之走低。
1990年，哈佛政治學教授約瑟夫·奈首次提出了維系大國領導力的軟實力概念。此后，美國國際政治學界又“開發”出巧實力、銳實力等概念。
對此，肯尼迪教授認為，所謂軟實力和巧實力，較難加以衡量和確定，不像評估GDP總量或軍艦坦克，所有問題都是硬梆梆、可測量、看得見。再者，按照奈教授提出的概念，軟實力就是影響其他人的能力，做自己想做，而其他人最初不想做的事。所以，軟實力關乎的是影響力、說服力、吸引力，更依賴于定義而不是評估，不那么切實可見，來得快去得也快。
肯尼迪教授說，美國民主黨總統奧巴馬執政期間，從拉美到非洲，國際社會看到美國在世界的軟實力上升。但換了一位總統，對非洲一再出言無狀，對外國文化嗤之以鼻，讓其他國家感到冒犯，高大上的美國軟實力就“崩潰”了。所以，軟實力會起起落落，比實打實的軍力和具有競爭性的經濟力量要更加脆弱和不穩定。在國際事務中，包括金融和技術實力在內的經濟力量更加持久，更加重要，勝于政治領導人的言辭，也超越文化的理解與誤解。
肯尼迪教授說：一個大國，如果經濟健康強勁，就會興盛；如果經濟軟弱、停滯和受到削弱，就存在問題，其在世界上的相對地位就會下降，這是一種普遍現象。雖然就此而言，不同的大國情況不同，并且技術進步的優勢、特定大國領導人相對而言的聰明敏銳、大國相對而言的社會內在凝聚力，這些都很重要，但“大國興衰的主旨是取決于經濟”。
在1987年面世的《大國的興衰》中，肯尼迪教授曾經預言美國的相對衰落，但隨后蘇聯解體、冷戰結束，美國成為唯一的超級大國，風頭一時無倆，肯尼迪教授因而被有些人批評為“糟糕的預言家”，但他對此并不服氣，認為他著眼的并非五年十年的情況，而是50年乃至一個世紀的大趨勢，是歷史的長周期。
時隔31年，我們舊問重提：美國作為世界頭號大國，在走向衰落嗎？
肯尼迪教授說：“你們可能不會滿意我的答案，但答案是：‘我們必須得觀望’”。（We will have to see）。
他說，以美國目前的經濟狀況，要就此得出一個簡單化的答案是極其困難的。美國經濟各類跡象并存，既有創新和科技進步、就業市場的復蘇；又有在全球市場的失利和退卻，與中國、韓國、日本、德國的貿易赤字還將持續。
許多跡象顯示，特朗普宣布新的關稅政策，不是在宣示美國的力量，而是在事實上承認美國人缺乏競爭力，反映出美國存在的巨大焦慮——不論投資比率、基礎教育、醫保總體水平還是技術培訓，都顯示出美國相對缺乏競爭力的跡象。相形之下，上世紀50年代艾森豪威爾執政時期，美國在這些方面遠比當時世界上其他任何國家更加強大、更有競爭力。
肯尼迪教授一再強調衰落的相對性，同時也繼續堅持他關于美國在走向相對衰落的觀點，主要依據是美國經濟在世界經濟中占據的份額縮小。對美國領導人來說，主要挑戰就是如何成功地、智慧地處理美國這種相對衰落。
特朗普能夠領導美國戰勝這一挑戰，進而“重新偉大”嗎？從肯尼迪教授對特朗普的評價來看，顯然是困難的。在訪談中，肯尼迪教授多次點名或不點名批評特朗普。“我們的領導人，從身體上、情緒上、從內心深處，確實沒有耐心。他從不讀書，就看福克斯新聞臺，不看其他新聞報道，早上醒來就想搞點事情。”
他嚴詞批評特朗普的執政風格，認為特朗普“不耐心”“不穩定”，政策訴諸波動的情緒和本能直覺，“經常冒犯美國的朋友和侮辱美國的競爭者”。3月以來，白宮政策“更加混亂、動蕩和令人迷惑”，管理不善并且未能理解這個世界的本來面目。
肯尼迪教授使用“愚勇”（foolhardiness）一詞形容特朗普的執政特點，認為特朗普由此削弱了美國的相對地位。但他立刻自問自答：“這是否會永久損害美國的相對地位？我認為恐怕不會，或者說，可能還沒有發生。”
“換言之，如果白宮繼續作出魯莽并且適得其反的決定，那就可能損害美國的競爭力和社會內在凝聚力，這就可能削弱美國的地位，會使特朗普先生的繼任者更加難以彌補這種損害。”
肯尼迪教授說，特朗普執政“不會搞垮美國，因為美國太強大，太有應變能力。但是領導人的一整套政策具有破壞性，使得我們生活在一個破壞性的時代（damaging times）”。
他同時指出，美國的相對衰落勢頭，并非不可逆轉。
盡管未來50年里，世界經濟的總體趨勢是東升西降——亞洲和非洲經濟份額相對增加，美國和歐洲經濟份額相對下降，但以美國經濟的多元和體量之巨，也可能通過創新和技術進步，遏制并逆轉其相對的衰落。
《大國的興衰》成書于上世紀80年代，但到90年代民主黨總統克林頓執政時期，美國經濟就曾連年較快增長，在世界經濟所占份額相應有所回升。
所以，肯尼迪教授說，大國的興衰是相對的，對大國興衰的思考和分析應當加以條件限定。就目前而言，長期趨勢似乎是美國在世界經濟中所占份額將沒有過去高，大概率事件是，以經濟和軍事指數衡量，美國可能失去世界第一的位置。
但美國不會因此失去大國地位，仍將在國際事務中極具影響力，因為它內在實力和資源規模非常巨大，特別是它能夠調動的各方面資源，非常豐富。
肯尼迪教授強調，中美關系“極為重要而復雜”，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對雙邊關系，中美是世界國家“叢林中兩頭最大的大象”。兩個大國的領導人傳遞給世界的信息，可能會被其他許多國家效仿或利用。
他認為，特朗普的關稅政策，一方面，是將美國與其他國家經貿關系過分簡單化，將其當成有形的貨物交易，視之為非輸即贏的棋類游戲；另一方面，其中的政治考量大于經濟考量，缺乏對中美關系復雜性的理解。對從中國進口產品大規模征收關稅，對美國的經濟地位來說，弊大于利；對中美相互理解來說，也是件糟糕的事情。
美國政府停止對華接觸政策（engagement policy）了嗎？肯尼迪教授回答說：“是的，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停止。”但如果幾周后，特朗普宣布和北京進行了非常好的政策對話，兩國關系很棒，他不會感到驚訝。
這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特朗普的用人方式。特朗普憑借直覺執政，對白宮顧問和政府高官的不同意見感到沮喪，國務卿蒂勒森和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科恩的離職都是象征性的，更值得注意的是哪些政府高級官員留了下來。
如果特朗普政府里都是一些對他點頭稱是、對外強硬對抗的人，他們的政策會相當有破壞性。特朗普政府不傾聽經濟或外交專業人士意見。這對美國沒好處，也對中美關系不利。
更重要的影響因素，自然是一段時間以來，在美國朝野不斷興起風浪的新一波中國威脅論，肯尼迪教授說，如今，中國頻繁成為《經濟學人》等英美報刊的頭條或者特刊焦點。這讓他想到，百年前德國崛起時，在大英帝國的報章上、在當時所謂愛國民粹團體的政治議程里，也充斥著德國威脅論，因而產生這樣一句俗話：“滿腦子德國”（Germany on the brain），如今，也可以說“滿腦子中國”（China on the brain）。
肯尼迪教授說，目前美國朝野對華輿論的確過度夸張渲染，走得太遠、調門太高。那些民粹主義、咄咄逼人的反華辭藻，并沒有數據作為支撐，令美國擔憂的某些事情也還沒有發生。這些夸大其辭的論調，沒能理解中國擔憂和中國弱點。
對很大一部分國際受眾來說，中國被描繪成一個過于高大的巨人。但與此同時，許多明智的中國人會說，我們實在并沒有這么強大，中國有很多自己要操心的內部問題。“中國所有這些擔憂可能都沒有被提到，那么中國所有威脅也就可能被夸大。”
和展望美國的相對衰落一樣，在談論中國和亞洲的崛起時，也同樣必需使用條件限定。中國人也是人，也有可能摔跤，中國也像日本一樣，已發現保持經濟增長的難度。他說，我們應謹慎使用預測性語言。截至目前，最大的風向標是：中國經濟將繼續相對增長，即便不像以前那么快，也會相對于美國在增長。
肯尼迪教授還特別告誡，要警惕選擇性使用事實進行偏頗論證的習氣，謹慎辨析觀點背后的事實。“我們能制造各種數據顯示中國有50英尺（約15.24 米）高，也能制造更多數據顯示中國只有4英尺高（約1.22米）。
與此同時，肯尼迪教授也引用了一句古老的英國諺語：“無火不冒煙”，意即我們常說的無風不起浪。他說，在中國威脅論的喧囂背后，也存在毫無疑問的鐵的事實——連續30年，中國的經濟成功使她穩步獲取了全球制造的更大份額。
“因此，是否中國在相對崛起而美國在相對衰落？
我的答案是：‘是的’。
這是否讓美國人擔憂，就像歷史上其他任何頭號大國所擔憂的那樣？
是的。
新的中國海軍、空軍和武器導彈系統是否帶給美國實力、效率和技術上的威脅？
是的。
中國和25年前相比，是否軍事上更有效和更強大？
是的。
肯尼迪認為，這種相對變化的發生，就是對美國的挑戰。中國在理解當前美國上存在問題。而美國，包括有才智的美國人，對理解中國并確切衡量美國所面臨挑戰的規模上也存在問題。識別美國真正關切的領域，將其與對中國的夸張描述區分開來，這是最為困難而又必要的事情。
缺乏相互理解會導致互信缺失，那么增進中美交流就能夠改變中美關系現狀嗎？
肯尼迪教授給出了雙重但并非模棱兩可的答案：“能，但也不能”。
他說，過去（很多國家之間）都有很多這樣的情形：兩國政府或領導人宣布采取了一系列舉措使兩國關系取得進展，即便這些措施有些可能切實可行，有些只是作秀和宣示。美國也致力于擴大兩國學生和民間交流，比如高中球隊比賽、芭蕾舞演出等等。這些措施能夠成為兩國關系向前邁步的“突出進展”，因為它們能夠針對歧異帶來更加現實主義的理解和交流。
與此同時，這些交流也難以消彌中美之間“真正的不同”。對待具體問題和國際事務，和中國相比，美國的政治文化“有不同的、特出的態度”。“我們應當理解，中美有不同的世界取向，不同的世界觀，而不是假定另一方糟糕或者坐下來談就能相處甚歡。”
中美需要厘清兩國的所有分歧中，哪些是真正的不同，哪些能夠通過智慧的妥協而加以改善。如果界定四五個這樣的領域，就可望朝著明智的中美關系邁出真正的步伐。
歸根結底，中美能夠避免掉進修昔底德陷阱嗎？肯尼迪教授回答說：“這是一個大問題。”“從政治上、情感上、本能上，都很難得出一個確切和清晰的答案”。
他指出，哈佛教授格拉漢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根據16個歷史案例研究提出“修昔底德陷阱”，認為新興大國改變國際秩序現狀、挑戰守成大國，由此導致沖突和戰爭。大約3年前，中國就宣布不會踏入“修昔底德陷阱”。這表明，至少有一方已經理解這一假說，承認這是一個問題，向避免這一陷阱邁出了第一步也是重要的一步。
美國和中國都是驕傲的、富有自我意識的主權國家。如今在眾多行業，中國都位居世界第二，并在取代美國的領先地位，而美國即便長期而言可能進行戰略收縮，也決計不會退出亞太，把勢力范圍自囿于加利福尼亞州至夏威夷的東太平洋，在這個問題上，“美國是不會妥協的”。
不過，肯尼迪教授并不認為中美之間必然存在結構性沖突。他說，世界經濟——這是最大的結構，中美同為其中一部分。如果整個世界經濟，從貿易、投資到制造，都是以令人滿意的速度增長，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份額會相對上升，而美國的份額相對下降，但美國經濟也會繼續繁榮。
這樣的世界經濟結構，既允許中國的相對增長，也允許美國相對而言和中國共享繁榮，而不必產生任何結構性沖突。簡言之，世界市場這塊大蛋糕越大，大國間的結構性沖突可能性越小。反之，如果像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時期那樣，整個世界經濟的蛋糕變小，沖突的幾率肯定會增大。
無論如何，中美關系的發展，需要戰略耐心，特別是對特朗普的白宮，需要“盡可能耐心”，而中國領導人懂得這一點。
肯尼迪教授列舉了西方歷史上兩個富有戰略耐心的領導人例子。一是普魯士首相俾斯麥，明智而審慎，在統一德國后，非常密切地觀察俄羅斯、奧匈帝國等強權的動向。二是美國共和黨總統艾森豪威爾的“耐心大戰略”，最近美國史學家就此出版了一本有趣的新書。
肯尼迪教授說，中美關系廣闊而復雜，世界上找不到哪根魔杖或某種帽子戲法，能夠使中美關系“突然轉型”。另一方面，事緩則圓，兩國應當秉持耐心和相互理解的政策，在未來多年里采用俾斯麥或艾森豪威爾式的戰略妥協與耐心，問題是可能解決的。
“如果雙方都認識到，在世界大國事務中，最重要的單一問題是避免嚴重的中美對抗，那么我們能夠避免（修昔底德陷阱）。”肯尼迪教授說。
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發布任內首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強調經濟發展攸關美國安全，認為世界進入“大國競爭”時代，并把中國和俄羅斯列為競爭對手，指責兩國“試圖挑戰美國的影響力、價值觀和財富”。
美國、俄羅斯、中國和印度，則是肯尼迪教授近些年界定的21世紀世界的四個大國。它們都是國際權力體系中，具有高辨識度的傳統大國。
肯尼迪教授說，這里討論的大國，主要指單一主權國家，而不是若干經濟體的集群。歐盟沒有統一的軍事和外交，是若干經濟體的集群，所以不在他討論的大國之列。但肯尼迪教授說，他是強烈的歐洲主義者，不希望英國退歐，希望看到歐洲聯合，但歐洲需要改革，而改變需要假以時日。
但凡大國——大型主權國家，肯尼迪教授說，天生利己，以自我為中心（inherently egoistic），首先考慮自己的利益。盡管很多較小國家同樣如此，但大國對國際事務有更大權力，因此其利己主義（egoism）會對世界產生更多的消極影響。
大國的競爭，會否在21世紀引發世界大戰？
肯尼迪教授說，首先，需要明確世界大戰的特殊含義。世界大戰不是普通的戰爭，而是指即便肇始于某一地區，也會升級并使得幾乎整個地球都卷入的戰爭。其次，新的世界大戰如果發生，能避免使用核武器嗎？艾利森教授的“修昔底德陷阱”假說，弱點之一就在于此。
16個新興大國挑戰守成大國案例研究中，最后3個就發生在核武器出現的當代，但都沒有導致戰爭。因此，大國的對抗不見得會是跨越大洋的核武對抗。
對21世紀的人們來說，描述未來的語言或已改變，但在肯尼迪教授看來，歷史學訓練的優勢仍然凸顯。
他把自己首先定位為一名歷史學家。歷史學家因為其史學訓練的背景，比其他社會科學研究者更加謹慎，更不容易輕信，不相信僅憑獲取和觀察大數據就能論斷政策的后果。
在歷史學家看來，導致歷史后果的進程存在許多變項，存在太多不可預測因素，應當慎重從事。
在《大國的興衰》一書終章，他這樣寫道：“不可預知的事件、純粹的意外、一種趨勢的終止，能夠毀掉最為貌似合理的預測。”
肯尼迪教授說，預測大國未來可能的興衰，首先要記住這種預測屬于當下，是即時性質的。其次，應當記住普魯士鐵血首相俾斯麥——一位富有智慧的政治家的名言：“大國很長壽，緩緩走下坡”（great powers have a long life and go down gradually）。大國衰落是一個逐漸的過程。
俾斯麥說這句話時，可能是在思考當時的哈布斯堡王朝和奧匈帝國境地，也可能想到西班牙帝國的興衰。西班牙在17世紀失去了頭號強國位置，但在其后120年里，一直保持著自己的大國地位。
多年來，除了教學研究，肯尼迪教授還經常給《紐約日報》《大西洋月刊》等撰寫評論文章。庫叔發現，展望美國和世界未來，肯尼迪教授頗愛使用“應付過關”（muddle through）這個英式英語詞組，還曾在一篇文章里專門詳細解釋這個詞組的意思，大致就是：雖沒有取得大的成功，但也沒有發生大的災難，在迷惑混亂的境地里，好歹應付過來了。
早在上世紀90年代，他就使用這個詞組展望美國——“優點和弱點的巨大混合體”在21世紀的前景，在預測2017年的世界時，他甚至把這個詞組用于文章的標題。不求大富大貴，但求不發生大災大難，這其中，蘊含了一位現實主義歷史學家對人類未來的愿望。
耶魯向有名教授給本科生講課的傳統。這學期，肯尼迪教授為本科生開了一門關于二戰起源的討論課。他說，上世紀30年代是國際危機高發的年代，日本侵華、納粹德國占領奧地利、慕尼黑危機……他的15個學生和他一樣，都知道所有這些國際危機的終點，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
“但我告訴學生們，在這些危機發生期間，那些決策者沒有一個知道他們的決策會導致什么樣的未來。同理，2025年的歷史學家會知道我們的談話嗎？他們知道2018年到2025年會發生什么嗎？是的，他們知道，但你我都無從知曉。”
“或許事情在朝這個方向走，但別太自信能洞見未來。還是那句阿拉伯諺語說得好：準確預測未來的人，并不是聰明，而只是運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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