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反思】斯蒂芬·M·沃爾特：美國高校國際關系專業面臨崩壞局面

學人簡介

作者系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貝爾?？茖W與國際事務中心教授；代表作《聯盟的起源》等

內容提要

表面上，美國高校的國際關系專業發展有很多的創新點，但實際卻積弊深重。

本文將討論如何對其進行修復優化。

沒有人能否認目前是一個學習國際事務類專業的好時代。

社會之間的聯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

各國的競合深入開展，并與企業、社運、非政府組織、不法之徒和其他許多社會形式產生合作紛爭。

曾經毋庸置疑的既有制度和傳統觀念目前正遭受各種思潮的圍攻，幾十年來，我們之前所理解的世界秩序可能正在發生根本性的變化。

強權政治的回歸(在遭遇短暫的停頓與停擺之后),對權力再平衡的思考正在對世界格局產生深遠的影響，國際政治和經濟之間復雜的相互作用力每年都變得愈加明顯。

全球沖突熱度升高，預示著未來幾十年將會有更廣泛和負面的影響接踵而來。

綜合考慮到這一些(還有更多的因素)異彩紛呈的變化，就很容易理解為什么當下有許多年輕人對國際事務學科產生了濃厚的學習興趣。

然而，即使美國對國際事務學科建設的捐贈基金在持續增長，美國高校的國關教室里站滿了求知若渴的學生，我們這些公共政策和國際事務學院的教書匠也沒有理由沾沾自喜。

為什么呢?

因為目前我們尚不清楚是否把工作做到了最好。

我們可能會吸引很多富有靈感的，頗具啟蒙意味的學生，并且很快就會為他們之后取得的學術或實務上的成就感到自豪。

但盡管如此,在過去的50年里，國際事務專業教育教學的發展似乎并不能激勵美國不斷改善對外政策和獲得更好的外交結果。

筆者并不是要將所有的失敗歸咎于美國各大高校的國際事務學院，但最終，我們進言獻策的致用度是否達到了我們的心理預期呢？

在美國，外交政策的制定曾受到舊有“東方體制”的影響,正如美國外交關系協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以及在創建世界戰后秩序方面發揮過關鍵作用的人士所展現的那樣——

例如：喬治?凱南(George Kennan)、迪安?艾奇遜(Dean Acheson)、約翰?麥克洛伊(John McCloy)等。

然而，除了少數例外，這些人都沒有參加過系統正規的國際關系研究學術培訓。

比如，凱南擁有歷史學學士學位，畢業后就加入了駐外事務機構。

然而總的來說，他們的成就卻令人印象深刻。

隨著美國扮演的全球角色日益增多，外交政策的制定似乎需要更多的專業知識來進行支撐。

根據戴斯勒，萊斯里·格爾伯和安東尼·萊克的觀點,到上世紀60年代，“美國外交政策的領導層結構正在發生一場巨變。

權力幾乎不知不覺地從舊有機構傳遞給新的美國職業精英——例如從銀行家到律師，節省的績效將有助于培養和管理更多通曉政府事務的人才和全職的對外政策專家?！?/p>

有人可能會認為，這種對專業知識的重視，將會大大改善派系及“保守勢力”帶來的弊端，并將產生更明智、更成功的決策。

美國的外交政策將由一個更多元化的專家團隊來制定，而不僅僅是依賴于一個由商界精英拼湊而成的，具有極強自我選擇性的精英群體,他們將接受經濟、軍事、歷史、外交或區域研究方面的專業培訓。

從理論上講，這些見多識廣的專業人士之間相互爭鳴的觀點會引發更激烈的辯論，從而確保對替代性政策的備份和選擇被預先進行審查評估,并降低出現重大失誤的可能性。

當錯誤發生時——因為它們不可避免地會發生——受過良好訓練和高度專業的政策團體會迅速識別錯誤并適當采取路線的調整。

本文作者 不幸的是，這種看似紀律嚴明，引人注目的美國職業種姓形象的確立并沒有充分考慮到當代美國外交政策界社群的現實情況，盡管在策略，立場和地位上長期求同存異，但偽共識和同質性仍然存在。

專業知識的廣泛擴展似乎并不能可靠地轉化為更明智和有效地對外政策。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呢？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是，“國際事務”的表現行為并不是真正的職業或學術行為,而是政治行為。

有影響力的外交決策人在最初并非要嚴格按照今后的工作領域選擇他們的專業,而選擇往往受到意識形態，個人信念，聲譽名望，人際關系和政治忠誠等諸多因素的影響。

人們沒有被要求必須要通過像美國律師資格考試一樣獲得資格證書,才能夠制定外交政策，就像必須經過專家委員會認證，才能成為心外科醫生一樣。

可以肯定的是，許多在智庫機構和政府機構工作的人都在相關領域進行了相當先進的培訓，但也有很多人沒有任何高級培訓的幫助就躋身其中。

想想美國總統特朗普的女婿兼高級顧問庫什納，他頗具影響力的職位資格源自于他的配偶選擇，甚至國務卿蒂勒森，擁有的是土木工程學士學位。

前總統奧巴馬的國家安全顧問是本·羅德斯，一位擁有政治學學士和美術學碩士學位的創意性小說家（誠然這對一個政府演說者來說不是一個好文憑）。

但我們不要忘記里根的國家安全顧問克拉克，是從來沒有上過大學的人。

問題不在于這些人無能的必然性， 盡管他們在國際事務中缺乏嚴肅的專業訓練，但他們都承擔或獲得了非凡的外交責任與成就。

在美國，至少在國際事務相關學科方面的高級學位可能是很有含金量的，但這不并是參與高層外交政策工作的先決與必要條件。

另一個理由或許更發人深省，高級的專業培訓并不能保證完全成功。

外交政策的運行實施是一項復雜而具有挑戰性的工作——特別是對于雄心勃勃的大國——哪怕是聰明、勤奮、受過良好高等教育的人，都隨時有可能會把事情搞砸。

喬治?W?布什(George W. Bush)負責外交政策的“火神”隊隊員們的簡歷閃閃發光(其中一些人擁有著名的博士學位)，但他們對美國外交政策的管理能力基本上是一場災難。

同樣，奧巴馬也有很多睿智的、受過良好教育的人為他工作，但他們卻在2009年的阿富汗問題上發出了錯誤指令，在利比亞和烏克蘭問題上也同樣遭受了嚴重挫折。

請注意，筆者并不是在做反智的爭辯，也不是說如果美國政府官員孤陋寡聞，我們這些學術人士才會有用武之地。

相反，筆者百分之百地確信，在國際事務中，接受過高級培訓的人有成千上萬，在政府、企業或非營利部門的工作也富有效率。

盡管如此，我們的國際事務類院校仍然可以為這些群體做出更好地學術培訓與職業規劃。

筆者在美國國際事務類(在普林斯頓大學伍德羅·威爾遜學院和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中度過了18年)院校中經歷了一大段美好的時光，以下有五種方法可供參考以提升國際關系學科學習與教學的經驗。

1.連接國際關系理論和外交政策。

眾所周知，理論對于政策的分析和處理是必不可少的。

世界是無限復雜的，我們需要簡明扼要的思維因果圖來理解事務,確定什么是最為重要的，并幫助我們對預測和決策提供可能性的判估。

沒有理論的支撐，我們所能做的只能是就目前的情況進行臆斷，但實際上，這種方法很少奏效。

此外，對相對糟糕理論(如重商主義、多米諾骨牌理論等)做出高昂代價的承諾，會在決策落地后產生嚴重的問題。

決策者們有時會嘲笑我們是“象牙塔理論家”,但事實是，每個人都會或多或少的使用某種壞理論來理解周圍發生的事情，而理論的基建對于培養提綱挈領和描繪藍圖的能力則是無價的。

不幸的是,美國的國際關系學界沒有一個現有的理論是屢試不爽和真正行之有效的——既不是自由主義、現實主義這樣的宏觀理論,也非聯盟，脅迫和制裁這樣的中觀理論等等，

這使得國際關系學界各理論派別持有者產生了無休止的爭論，并導致了外界人士錯誤地判定——研究國際關系理論毫無價值。

2.講授一些更為有用的經濟學知識。

國際經濟學家們非常擅長講授他們的專業:比較優勢理論、國際金融的基本原則以及如何閱讀日益增多的有關于國際經濟發展的文獻等等。

當然這其中也有一些重要的例外情況(包括筆者在肯尼迪學院的幾位同事),他們不擅長講授國際金融秩序的實質等一系列IPE問題。

(例如SWIFT系統是如何運作的?在多邊貿易談判中究竟發生了什么?等等）——老實說，美國國際關系與公共政策專業類的院校并不善于探索經濟和政治之間的相互聯系性，為了幫助我們的學生理解兩者之間的相互影響。

我的同事丹尼·羅德里克(Dani Rodrik)在此問題上做了大量的工作,但筆者的印象卻是,無論是微觀還是宏觀的經濟學課程,美國國際關系專業開設的許多高階教學課程甚至遠沒有一些相對低階的經濟學本科專業的課程所學的有意義。

當然，這樣的知識也并不是完全沒有價值的，但如果他們不那么癡迷于“為經濟部門的同僚留下好印象”的話，國際事務類學院或許在這方面就能做得更好。

3.歷史（尤其是國關史）的學習。

更為嚴重的教學缺陷是對歷史的忽視.在大多數美國高校的歷史研究部門中，外交史和世界史的學習一直以來都處于相對艱難的境況,觀察并跟蹤美國的國際事務類學院如何能夠彌補這一教學不足一直以來是一件有趣的事。

【例如弗蘭克·加文(Frank Gavin)最近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研究學院(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的任職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再如肯尼迪學院(Kennedy School)的弗雷德·洛文斯(Fred Logevall)、阿恩·韋斯特德(Arne Westad)和莫?？恕ぬ啬方?Moshik Temkin)等等】

如果不了解歷史進程對國際關系的塑造，那么幾乎沒有任何重要的國際問題可以被理解，更不用談如何解決了。

如果不了解烏克蘭、克里米亞和俄羅斯的歷史，人們怎么可能理解烏克蘭危機——并以期對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Vladimir Putin)的行為有一個客觀的解釋?

誰又能只知道美伊或巴以的復雜關系，卻不知道這些關系背后的歷史演變?韓國和日本相處得究竟好不好?....如果你不了解歷史，你就不會有任何線索。

這好似程序中一個強大的插件:盡管對現世問題的案例分析或許相似，但對歷史敘述的把握程度卻會收獲截然不同的研究成果。

最后一點是至關重要的:學生們需要明白，歷史不僅僅是名詞和時間的集合體，而是一組組相互競爭、相互交織、但仍然截然不同、變化各異的敘述體。

或許在過去，這一學科并沒有公開地向我們進行全景式的展示;它是由各種各樣的歷史學家和整個社會價值體系為我們解釋、辯論和建構而成的。

這里有一個重要的教訓，國際事務專業的所有從業者都應該看在眼里，記在心里:不同的人群和不同的國家不會以同樣的方式來看待自己的過去,因此也沒有必要要求看待歷史問題要具有絕對的一致性。

國際關系專業人不需要同意別人對歷史的看法，但要理解其觀點的客觀存在性，并且也需要認識到,自身可能需要學會這種以不同視角看待事物的能力，這是一個至關重要的洞見。

與“政治正確”或“文化敏感”毫無關系;它能夠讓人意識到，如果你的目標是說服別人去做你想做的事,那么你就必須知道如何進行著手準備，克服那些在被說服者看來是錯誤的想法。

簡而言之，如果國際事務類專業的學生接受了嚴肅的歷史學學術訓練后，那么對外交事務的決策力將會得到極大的提升。

美國各大國際關系專業高校目前可能雇傭了相當數量的歷史學家講授歷史，但歷史敘述和歷史研究方法的課程才是國際關系專業的核心需求之一，這與對經濟學或其他學科的分析方法要求是相通的。

像國際關系理論研究一樣，對歷史的學術訓練是側重學習如何篩選、衡量和評估材料證據的，這是我們專業在美國國宣時代假新聞橫行所需要的必備技能。

真正學習過歷史的學生會具有更好的寫作能力，避免廢話連篇，也能更好地理解今天的國際問題是如何產生的。

當他們出現研究困惑時，他們會懂得如何去從歷史中發掘答案。

這樣的訓練可能不會創造學術或實務的奇跡，但它對國際關系的學習有百利而無一害。

4.每個人都在談論“大戰略”，但鮮有人去做相關的實證來提升“大戰略”。

在美國，也許針對美國政府官員最常見的抱怨就是，他們缺乏一個清晰的戰略思路。

筆者自己也已經不止一次的撰文指出，而且認為大多數抱怨都是合理的。

但公平地來講，我們這些講授國際事務專業的人也沒有很好地引導我們的學生進行策略性的思考。

即便是耶魯大學(Yale University)引以為豪的大戰略項目課程(該項目也強調歷史研究的作用),可能其在培養領導力的方面已經做得很好了，但卻不能使學生為國家創供清晰連貫的戰略思路。

在今天的美國,所謂的“大戰略”是十分空洞的,例如前總統喬治·W·布什第二次就職演講就是一段毫無歷史依據的夸夸其談(“我們應當做X,我們應當做Y,這樣我們將成功地保證Z”)

當白宮的工作人員被法律強制要求制定國家安全戰略時，他們才聚集在一起拉清單和發布一個響亮的宣言。

以上的努力通常缺乏的是對重要國家利益的明確表述(包括解釋為什么這些國家利益是至關重要的)，以及為推進這些利益而制定的具體計劃和這些利益可能會引起其他相關參與者的預期反應等等。

戰略是連接手段和目的的重要思維方式。

在國際事務中，手段的選擇及其部署的合理與否取決于人們對其他相關參與者反應的判斷評估。

軍事指揮官們喜歡提醒我們，“the enemy gets a vote”，盟友、中立者和其他可能以阻礙或幫助的形式做出反應和介入的人也要統統進行考慮。

一個好的大戰略必須是全面的，筆者的意思是，必須要考慮國家在一個問題區域或地區的行動會否影響其在其他區域所推行的對外政策。

換句話說，從戰略上進行思考需要一種“全局觀”，并清楚地認識到參與者、發展趨勢和過程問題是如何結合到一起的。

如果沒有一個清晰而準確的世界藍圖——一種能夠識別區域重點、各層次行動如何影響世界的能力——那么就很難想象,任何行為體都能在世界舞臺上采取有效的行動。

當然，還少不了理論(第1點)和歷史經驗(第3點)的配套思維。

5.相關的教育孵化基地是否真正合格？也許當今國際事務類學院最大的局限性——至少在美國是這樣——是兩黨傾向于強化在“自由霸權”和“美國領導力”必要性背后的陳腐共識。

這些機構的院長和教職員都是外交政策界的領軍人物，他們中的大多數仍然堅定地致力于美國的泛權力。

毫不奇怪，這些機構的教師大多由政策取向鮮明的學者和前美國政府官員組成，他們不太可能質疑多年來支撐美國外交政策的核心與前提。

當然，這種模式有其存在的道理，且有一些明顯的優點。

國際事務類學院吸引的主要是那些對世界問題感興趣的學生，他們當然也對具體的政策問題感興趣,而且在大多數情況下，他們都渴望讓世界變得更美好。

同樣的描述也適用于在這些機構中任教的大部分教師。

當然，對于學生們來說，向關心現實世界的人以及那些在專業環境中富有經驗的人學習是一個不錯的主意。

但這是要付出代價的。

對學術機構的發展而言也并不是好事情——問題就在于如何對當代問題進行獨立，批判性的研究，并試圖分辨有用與無用以及我們如何能夠把國際關系研究做得更好——

與美國政界發生緊密聯系的愿望不可避免地誘導大多數國際事務類院校傾向于聚焦主流的共識而忽視了其他。

可以肯定的是，在具體的政策問題上有時會出現尖銳的分歧（比如我們是否應該對敘利亞進行干預？），但幾乎沒有人會質疑多年來引導美國外交政策的基本正統觀點。

不幸的是，美國國際關系專業的研究生院往往是許多國關學生重新審視自己世界觀和方法論的唯一場域;這也通常是他們建立智力資本的最后機會，這些智力資本也支撐著他們的生涯規劃和事業發展。

因此，國際事務學院應該更多地關注對傳統智慧層面的質疑，而不是簡單地為現有的國家機器制造訓練有素的人力齒輪。

畢竟，獨立和廣泛的調查研究是一所大學的比較性優勢所在，這就是為什么大型捐贈基金是有用的，為什么終身聘任仍然是必要的。

在聽完了上述論述后,是否就意味著有抱負的外交政策專家應該避開國際事務專業的研究生學術訓練，轉而選擇法學院或商學院深造呢?絕對不是。

相反，他們應該仔細研究不同的學術項目，找出那些能給他們提供大量智力多樣性的項目。

其他的多樣性探索也非常重要，包括學生身份背景構成的多樣性。

因為人們在研究生階段的學習，通常是可以從周圍人身上學到很多東西，就像他們從教師那里學到的一樣多。

如若想要獲得你所需要的基本學術技能——尤其是那些畢業即工作的人——你就應該希望你的先入之見受到他人的挑戰與質疑,即使你最終仍然堅持你最初的決定。

但是你卻有機會聽到不同觀點的教授們的言論，然后把握到適合自己的觀點。

簡而言之，希望在國際關系研究生院的經歷能讓學生們成為一個更廣博、更有見識、更有自信的思想者，而不僅僅是一個擁有令人印象深刻簡歷和技術技能的匠人。

這正是各大國際關系專業院校應該瞄準的發展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