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個博士生自殺了人人都成了兇手

去年12月25日圣誕節，走出湖北農村、一路來到西安交大的寒門博士楊寶德在冰冷的灞河結束了自己年輕的生命。

有什么比努力上進的如火青春戛然而止更令人惋惜？

楊寶德的死，驚醒了不少人——我們恍然發現，原來，最近新聞上不斷涌現出這些扎眼的標題：

“哈佛大學27歲博士因學術壓力過大服下氰化鉀自殺”；“非正常死亡的留美博士唐某某生前曾透有自殺的念頭”；“武漢大學34歲博士生在家用電線自殺”。

“物以稀為貴”。

1978年，中國只有18位學生修習博士課程，那時候“Dr.”是一小部分人引以為傲的特殊頭銜。

時過境遷，如今，中國儼然成為全球“出產”博士最多的國家，高等教育普及起步較晚的我們，博士“產量”超英趕美，過去十年幾乎每年都翻倍增長。

博士群體逐漸壯大，有一個問題，也順其自然地開始困擾越來越多的人——被符號化的博士們，生存現狀是怎樣的？

不管在國內還是國外，博士生（PhD）這個群體并非像本科生和碩士生那樣較為單純地讀書上課。

博士似乎更像是一份工作，除了上課，還需要做實驗，寫paper，給導師做項目做助教、研究助理。

今年是我讀PhD的第一年。

回顧這一年，我想過的最多的問題，是自己當時為什么選擇了讀博這條路。

為什么要讀博？

我出生在一個傳統家庭，記憶里小時候被長輩表揚的原因，大多是考試又考了第一名。

漸漸地，考好的成績潛移默化地成為了我心中定義優秀的標準答案。

在家人的鼓勵下，本科畢業后，我申請了美國大學的PhD項目，加入女博士行列。

讀博的過程雖然還沒掉光頭發、也沒想象中的壓力山大，但更多的是迷茫和不快樂。

開學第一次見導師，他問我：

“你為什么要讀PhD？”我腦海里閃過無數答案，最后卻是空白。

捫心自問，與其說真正熱愛科研，不如說我選擇讀博是一種向家人和朋友證明自己的方式。

有人說，博士這個頭銜，是高級的代言詞。

長久以來，它是一個符號，猶如女孩子的鉑金包，雖然貴，但很多人砸鍋賣鐵也想買一個，作為收藏。

收藏它，可能不是因為真的覺得它有多好看。

收藏它，可能只是因為它的標價讓人有成就感，可能只是因為周圍的姐妹都有鉑金包，我不好意思背Coach。

學歷，從某個層面上來說，又和奢侈品有多大區別呢？

曾經，一人考上大學、全村敲鑼打鼓；現在，每年參加高考人數近千萬，超過82%的考生能被錄取，“大學生”早已不是什么“珍稀物種”。

學歷通貨膨脹，我們的“教育自豪點”也隨之水漲船高：當考上大學不再值得炫耀，一個出人頭地的方法，就是考更有名的學校、刷更高的學歷、跟更牛的導師，甚至走出國門、走向世界，這樣才能標榜我們跟普通的大學生不一樣。

博士中、至少我身邊的博士中，有不少像我一樣遵循家人期許亦或是為了逃避就業和社會壓力而選擇讀博的人。

做科研不是我們的畢生追求，拓展人類知識領域也不是我們的終極夢想。

我們不一定快樂。

我們選擇讀博，只是習慣了跑在前面、習慣了不輸給別人，起碼是在很容易量化的教育頭銜上。

然而，無論出于什么原因，一旦上了道，讀博的機會成本往往是巨大且不可逆的。

二三十歲，往往是會產生量變和質變的年紀，在這個年紀讀博，每走一步，都時常充滿糾結和壓力。

誠然，每個職業都有壓力，但壓力的大小是相對的——同樣的工作，有人備受折磨生不如死，有人樂在其中甘之如飴，除了個體的心理承受能力不同，更重要的是--適不適合。

如果你問，到底什么樣的人適合讀博，一千個在讀博士也許會給你一千種答案，但他們的答案里我希望可以看到這樣一個共同的關鍵詞--熱愛科研。

我所見過在的領域內有所成就的博士生們，對專業都有著超乎尋常的熱愛，甚至瘋狂。

那是成百上千個遇到瓶頸想要放棄的日夜里，又轉念堅持的最初動力。

這種動力，是最強烈的，也是最持久的。

對這些蔣南翔、錢鐘書、季羨林們，我敬佩；對成不了他們、或者根本不想成為他們的博士生，我也不責怪。

畢竟，在這個誘惑越來越多的世界里，放下一張安靜的書桌，好像越來越難了。

讀博短則四五年、長則七八年，這期間，同齡人或者選擇進入職場拼搏，或選擇相夫教子的家庭生活：之前的同學有的創業公司上市，有的二胎都上了幼兒園，有的微商發家、坐擁千萬。

雖然嘴上不說，許多博士生的心里多少都會有同輩壓力（peer pressure）。

但大多數時候，因為倔強的驕傲，博士生們還是會故作輕松地笑著說：“我過得很好哦”；還是會寬慰自己：別人掙再多錢，沒文化也不過是“土豪”而已嘛，有多少暴發戶削尖腦袋想來高校鍍金的，我學歷比他們高，所以還是比他們牛。

博士生們常說，自己選擇的路，跪著也會走完。

真正熱愛這條路的人，即使磕出血跪出淚，心里不是傷口而是勛章；被迫走上這條路的人，只要跌了一個小跟頭，往往要么哭哭啼啼、猶猶豫豫地浪費時間，要么咬牙切齒、苦大仇深地發力過猛。

如果是這樣，我勸你別再“臥薪嘗膽”、別再“曲線救國”，我只愿你早點“調頭”。

博士生的苦，對誰說？

找好出發點，讀博之路就一定一帆風順了嗎？

剛剛離我們而去的寒門博士楊寶德，對學術和科研非常熱愛，一心渴望成為一名高校教師。

楊寶德去世的噩耗傳來，從同學，到朋友，甚至父母，都震驚地表示這一切發生的毫無征兆。

楊寶德的家人回憶，孩子讀博后，跟家人的交流越來越少，每次打電話也越來越短；他的好友也表示，楊寶德“臉上的笑容變少了”。

然而，縱使因為種種問題一肚子煩惱，楊寶德對家人永遠是“報喜不報憂”。

這可能一是因為高考失利，他始終卯著勁兒，想通過研究生和博士期間的成就“找”回來；二是因為，楊寶德知道，他今天孤獨遠行，承載著千里之外的家人無限的期許

楊寶德的親戚感嘆，“他們（楊寶德的父母）從人上人又跌到了最下面。”

這“人上人”，總覺得聽起來怪怪的——楊寶德的成功，讓父母成了“人上人”，他親手給父母戴上了勛章；更有甚者，這一個博士肩上擔起的可能不僅是父母的榮譽，還有爺爺奶奶七大姑八大姨，乃至全村、全鎮。

背著這么多光環走上神壇，他不敢讓家人擔心，他不能說，“媽媽，我在外面遇到困難了，爸爸，我堅持不下去了”；他不善表達，沒有尋找合適的發泄渠道，只能讓矛盾和糾結在自己的懷里逐漸發酵。

可能，他只有在女友面前才能偶爾喘息、舔舐傷口、展現自己脆弱的一面。

我讀博之后，尤其是進入課程較少、科研為主的階段以來，最大的感受，就是和外界隔離了，人際關系原子化了。

有時泡在實驗室，和書本、和文獻、和器材、和電腦打交道，一整天不需要說一句話；有時想找人傾訴，卻發現周圍本就狹小的朋友圈，沒人有時間陪我聊。

孤獨久了，可能會出毛病的。

曾經在知乎上看到有人問：

我覺得又好笑，又后怕，怕自己今天的輕度焦慮和抑郁，變成明天的貓叫和狗叫。

大學生心理問題層出不窮，很多高校已經設立了心理健康幫扶機制。

然而，一項對浙江七所高校的調查表示，由于認識不到位、定位不明確、機制不規范等問題，高校心理幫扶工作開展并不算一帆風順。

比如，在受訪者中，曾經求助“心理委員”的高校學生，僅有不到10%。

有些實則需要幫助的學生，選擇“獨自一個人流淚到天亮，把所有問題都自己扛”。

如果是這樣，我勸你別再硬撐，別再怕愚昧的人因此說你不行，我只愿你遇到困難尋求幫助。

博士狗，是誰的狗？

博士生總調侃自己是“博士狗”，可能不止是學業壓力大累成“狗”，可能還是因為，自己的脖子上總是有個項圈，項圈上有條繩兒，握著繩兒那端的，是導師。

說好聽點，博士們把導師叫做“老板”，因為能否畢業、能否發論文這樣的生殺大權幾乎都掌握在導師手中。

《中國青年報》報道，楊寶德在轉到“博導”周筠門下后，曾經向別人傾訴：“每天都活在痛苦之中”。

楊寶德不擅長拒絕人，所以當被導師要求放下手中的科研任務，到家里打掃衛生、陪同購物、洗車、擋酒的時候，他再糾結、再不甘，終究也還是去了。

一而再再而三地因為導師私事分散精力，沒有時間搞學術的楊寶德越來越焦慮，越來越痛；他說，感覺自己一事無成，甚至無顏面對碩導。

最終，無助的他走上了絕路。

據新華社消息，得知楊寶德死訊后，博導第一時間將楊寶德家屬拉黑。

曾經“好用”的學生，用壞了說扔就扔了。

楊寶德的女友直言不諱地說，男友的死，他的博導周筠應該負七成責任。

1月19日，西安交大方面回應稱，周筠讓博士生處理私事屬實，目前校方已經對周筠進行“嚴肅批評教育”，并取消其研究生招生資格。

有人說，這罰得不夠重。

那請問你覺得該怎么罰？

退一萬步，把西安交大的周筠罰得傾家蕩產、永遠不得站上三尺講臺，怎么能不保證明天、后天，沒有東安交大北安交大南安交大的王筠李筠張筠？

周筠的微信群，不是“學生群”，不是“師門好友群”，而是“粉絲群”。

只要有學生使出吃奶的力氣“眾星捧月”，即使懲罰的震懾力再大，毫無顧忌坐擁一切的周筠們也會層出不窮。

幾千年人情社會造成的模糊的邊界感，不是一朝一夕、喊幾句“整頓教師隊伍”口號就能改變的；再說，需要改變的，又豈止是教師隊伍。

有的導師牽著“狗”，有的“狗”爭相想被導師牽：當大家都送禮、我不送，當大家都幫導師擋酒、我堅決不喝，當大家都前仆后繼到導師家打掃衛生，我拒絕，我害怕的是我從此“不受提拔”。

這樣的風氣，對于愿意走任何捷徑早早拿下博士頭銜的人來說，再好不過；可對于真的一心一意想守住象牙塔做學問的人來說，是莫大的折磨。

如果是這樣，我勸你別再忍辱負重、別再曲意逢迎，我只愿你掙脫繩索。

博士畢業了，然后呢？

我曾抱怨讀博太冒險，快三十歲才能畢業正式踏入社會，錯過了拼事業的黃金期。

朋友安慰道：

“博士出來你的平臺就會很高了呀，不用打拼就可以坐享其成了。

”如果在讀博前聽到這句話我也許會很贊同。

因為學歷最容易量化，也往往是大公司從茫茫人海中遴選人才的第一道“檻”。

博士學位所代表的學術成就，被認為是一筆重要的人力資本，是躋身社會精英的墊腳石。

于是就不難理解有些人將讀博看做一種投資，認為不管合適與否，投資幾年的青春拿到學位就可以登上金字塔的尖端。

但這其實可能是一個泡沫。

首先，投資有風險，更何況，學術地位與社會精英之間的等號其實并不清晰。

學術是一個單向垂直的過程，而職場上還要靠多向交叉的人與人的交流合作。

知識儲備是硬技能，溝通協作的軟技能則是一個學位所無法全部給與的，也是用硬技能當了敲門磚以后，決定你能不能往上走的。

高學位不代表個人智慧，更不代表職場情商；盲目迷信它，只可能讓人在高不成低不就的怪圈里無法自拔。

另外，在現在的美國，高校的教職名額已經較為飽和，能拿到Assistant Professor（助理教授）已經相當不容易。

身邊許多師兄師姐即使歷盡千辛萬苦拿到PhD學位后，發現自己當初期待的工作待遇并沒有達到，只好繼續讀博士后，再艱難地找教職。

助理教授通常都有三到七年試用期，這之后，可能被提升為副教授并擁有終身職位，也可能被停止雇傭。

隨著博士生數量的增長，助理教授職位的競爭愈發激烈，但助理教授的職位空缺卻基本保持恒定。

美國高校教師的薪資也沒有人們想象中的那樣成為收入金字塔尖的top百分之十幾。

相比碩士畢業的同齡就業者，博士薪資的中位數與其相差不大。

所以說，如果你的目標是改變命運日入斗金走上人生巔峰迎娶白富美/高富帥，那么一個博士學位并不能帶給你這些。

在美國，導師跟我的一次談話讓我印象深刻。

他說美國人普遍認為讀博的目的一般只有一個--想要做學術。

在中國，我們說寒門學子唯有靠讀書改變命運。

我們的社會，無形之中在用學歷為博士生們制造一個巨大的泡沫和幻象。

追求知識本身并沒有問題，不斷探索拓寬人類知識邊界的人是值得所有人敬佩的，教育的確會賦予人許多知識以外的東西，比如更廣的視野、良好的品性和感知愛的能力。

危險的是，將讀書理所當然地看做是改變命運的唯一途徑。

莫將讀博當作賭博。

博士這個詞（PhD：Doctor of Philosophy），譯為哲學博士。

哲學博士并不一定修讀“哲學”學科，而是對其知識范疇的理論、內容及發展等都具有相當的認識，并在該范疇內對學術界有所建樹，對該學科的研究已經達到其哲學層面。

除了“博士”光環，如果人們能夠更多地回歸到“哲學”，回歸初心，是不是可以更好地回答上面的幾個問題呢？

常有想留學的人問我，美國怎么“考”研、怎么“考”博，我不知該怎么回答——在美國，每個負責任的錄取決定都要仔細評估五六七八九個文件，升學叫“申請”；在中國，資源和制度現狀決定標準化考試才是主導選拔方式，這時候，升學才叫“考”。

通過標準單一的“考”的方式跳上龍門的鯉魚，很多都是同一種類型——強壯，但桀驁不馴。

這也拉開了他們和其他人的距離。

他們看別人，是一群“無知小白”；

別人看他們，是一群“毒男剩女”：

對男博士，人們會問你頭發還在不在、年紀多大了有沒有女朋友；

對女博士，人們會下意識地把你劃分為除了男人女人以外的第三種生物，覺得你一定是不修邊幅、目光呆滯的眼鏡學霸臉。

甚至在博士之間，也有刻板印象與鄙視鏈：如果你長得有點好看，喜歡游山玩水穿衣打扮，哦，那你學術科研一定不太靠譜。

所以，博士生和誰都互不理解、互不妥協，就誕生了這樣一個類似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問題：

“是奇葩都去讀了博士，還是讀博士讓人變得奇葩”？

奇葩屬性終究不是骨子里帶出來的，是成長過程中養成的，也是人心和社會的觀念定義出來的。

被人打上奇葩的標簽，博士心里也是苦的。

這怪誰呢？

能夠勤勤懇懇讀博的人，我是敬佩的。

但有多少人其實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只是隨波逐流地在追一個泡沫一樣的夢？

旁觀的人，一面給他們一座泡沫做成的神壇和光環誘惑著博士生們，一面疏遠甚至唾棄著戴著光環爬上神壇的他們，還在他們前行的路上一根稻草一根稻草地給他們增加壓力。

那些曾經毅然決然想要爬上神壇的人，即使決定了要走這條路，有多少人被最后一根稻草壓倒，撐不到最后、半途而廢；更有多少人不敢在眾目睽睽下面對自己的“軟弱”，明明體力耗盡卻不敢退出，在不必要的痛苦和糾結里，越陷越深。

最終，泡沫破裂了。

博士生摔得粉身碎骨。

博士生們，請在泡沫破裂前學會自救，你已經不再是需要別人表揚的孩子，而成年世界的魅力恰恰在于，你手里握著選擇人生道路的權力。

提到博士，我希望能有更多的人看到的不再只是一個符號，而讀博的人少一些不必要的迷茫、能夠清楚地定位自己、自由地追求夢想。

中華文化從古到今對知識的渴望和尊重，毋容置疑是我們進步的根源之一，也讓走出國門的華人往往成為受教育程度較高、收入較高的少數族裔。

但別讓這樣的渴望和尊重，綁架了我們的博士生。

畢竟，一個博士生死了，人人都是兇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