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學生萬字長文痛斥父母，決裂背后誰對誰錯？

最近，一篇“北大畢業美國留學生的萬字長文”刷屏網絡。

單從履歷看，這位“別人家的孩子”讓人艷羨：高考理科狀元、北大生物專業畢業、美國TOP50大學的心理學研究生……然而這封長文訴說的卻是一場徹頭徹尾的悲劇：

他已經有12年沒回家過春節了，并在6年前拉黑了父母的所有聯系方式，決裂的背后是雙方多年以來的矛盾堆積。

通讀完這封長文，朕感覺他的人生被分解為了無數個、細碎的至暗時刻。

如果要把這些時刻歸類，第一個關鍵詞就是“控制”。

我最早經歷的、但很晚才意識到的危機之一是我家人尤其是我母親并沒有完全接納我。

她以前多次陶醉地給我講我兩三歲時她把我打扮成女孩，并給我看過一張我的裙裝照片。

大約我上學前班時，我母親當著我的面對著她想像中的女兒“芽芽”說話（我是獨生子）。

或許是因為這段經歷，在接受紅星新聞的采訪時，他將化名取為“王猛”，一個剛強無比、充滿男子氣概的名字。

可在他的少年時代，“剛強”就是一個遙不可及的詞，父母為王猛包辦一切，大至選校，小至穿衣，并在必要的時候數落他自主選擇的后果。

我五年級時開始在離家四五公里的市里上奧數班，周末我父親帶著我坐車過去，而當時我母親很不樂意我去。

我當時學起來很有感覺，雖然一開始摸不著節奏，但后來進步相當快。

六年級時一次奧數班考試，我帶去的一個很普通的人造革文件夾丟失，找回后發現被人劃壞并涂抹。

我回家后我母親既不痛惜物質損失（確實沒必要），也沒有用積極的態度安慰我（這一點不妨和下文畢業旅行一起看），而是表現出一種混合了得意和癲狂的怪異情緒，歇斯底里地說：“這下你知道，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了吧。”

王猛一直都是學霸，按理說，優異的成績本為他增添了選校的資本，但中考結束后，他卻在父母的安排下就讀單位的子弟學校，他原本心水的是當地的一所名校。

從這段經歷可以看出，我父母在我讀中學的事情上采用了“三步走”策略：粉飾——將中學描述得很理想（但“你受不了當地名校的競爭”的說法足以證明他們自己都不認為二百五十一中水平高。

自己都不信的宣傳語，別人自然不會信）；否認——在我對學校的惡劣環境已經明確了解的情況下，否認我接觸的事實；強迫——表面上承認我反映的事實，逼迫我忍耐中學的惡劣環境并與不喜歡的人交往。

這種控制還延續到了王猛的大學生活甚至大洋彼岸的美國。

在北大讀書的時候，父母為他安排了一位大姨，大姨就像是父母在北京安插的眼線，不斷給他打電話，并向他身邊的同學了解情況。

到美國后，又推薦了一位“老朋友”照顧他，二人的相處并不愉快，還屢屢發生爭執。

有控制，就會有反抗。

也許是長期處于家庭的規訓中，王猛的反抗，更像是一種自我損耗。

從小到大，他對父母的安排都是“表面笑嘻嘻，心里媽賣批”，他也曾提出過異議，但在多次“反對無效”后，身心俱疲，最終釀成了決絕的爆發。

在和美國的“老朋友”鬧翻之后，王猛曾寫過一份4000字的信給父母，詳細列出了這位“老朋友”的各種問題，并表示要和她絕交。

可父母卻教他“學會跟有問題的人交往”，并稱他的信有“狂呼亂叫的味道”。

這讓王猛徹底崩潰了。

但讓朕哭笑不得的卻是這樣一段描述：

我預想了他們的四種反應：其一是他們授權我全權處理與姚交往一事，這種情況最順利，但可能性最小；

其二是他們還可能向我說明，雖然理解我與姚談不到一塊，但他們與姚多年的感情難于割舍，希望我還是盡量與她混個臉熟——那么我堅持不理會姚就行了；

其三，對我最不利的情況，也不外乎是他們難以改變年輕時對姚的良好印象，質疑我講的事情——即使這樣，我想時間也會證明一切（果真如此，只不過這一來就是幾年）；

最后，他們也可能說“事情重大，我們考慮一下”，然后一拖了之——這也不壞，我已經把該說的都說了，直接去忙自己的事就行。

我并沒有想到第五種可能：他們把粉飾、袒護二百五十一中學的故事重演一次。

我覺得有基本良心的人都不會這么干——這么想是因為畢竟我還是個學生。

一個成年人，在處理人際關系時，為什么要得到父母的授權、甚至還來全權這一說呢？乍看覺得不可思議，但從王猛描述的人生軌跡來看，這并不意外。

長期以來的控制，已經使他的反抗烙上了“請求”的印記，他在溝通的時候不自覺會懇求父母的授權，并把父母的任何拒絕視為下一層的控制。

事實上，此時的他——在美國讀心理學的研究生，應該具備獨自面對外界的能力，可這種能力一方面在少年時期被剝奪，另一方面，他也在成長后拒絕培養這種能力。

這完全成了惡性循環，你來我往，到了這個份上，撕裂就成為了必然的結果。

我知道以我原生家庭為中心的圈子已經變得危機四伏，但我要求生，要爭取或有或無的未來，于是攤牌成了唯一選擇。

大四除夕二姨挑事后我已經有了決裂的想法，但沒能下決心。

經過這幾年，姚奉獻（美國的“老朋友”）推波助瀾，父母執迷不悟，而我以我自己的方式成長和覺醒，一切終于無可挽回。

從控制到反抗再到撕裂，令朕觸目驚心不是這件事有多么極端，反而是它的普遍性。

王猛的父母就是典型的中國式傳統家長，他們條件尚可，說不上多么暴力，但對子女總是忍不住的“關懷”。

他們的問題在于沒有意識到孩子是獨立的個體，應該去追求自己的人生、塑造自我的人格。

他們總想著帶給孩子什么，卻沒有意識到，從嬰兒呱呱落地的那一天開始，身為父母也要從這個小不點身上學習什么。

從生理上講，成為父母是如此簡單，只要你性功能健全。

可就像加拿大作家麥克勞德所說的：“我們每個人都愿意自己是愛的衍生，而不只是添置的必需品，都希望在那次勃起之前，是和睦與滿足。”

父母應該和孩子一同成長，遺憾的是，很多父母以為自己進化到了完全體，但骨子里可能還是個巨嬰，于是他們不得不采用老一輩的方法教育兒女，因為經驗雖然痛苦，但卻是知識的唯一來源。

這種“多年媳婦熬成婆”的矛盾轉移，使得自我主體的塑造徹底缺位：我是一個殘缺品，時間到了，我要去制造下一個殘缺品。

所以很難說王猛在過去那些年中和父母的對話是否稱得上“溝通”，因為那完全是單方面的輸出和暗地里的較勁，而單就這封長信所呈現的言辭來看，他這個美國TOP50大學畢業的心理學研究生，專業水平是否過硬，也大有商榷的余地。

王猛這種拒絕溝通、封閉自我的狀態，原生家庭當然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可他也講了，自己之所以從生物轉向心理學，不就是為了稀釋哪些至暗時刻帶來的影響，并在今后“平等友善地和娃們溝通與交流”嗎？

長信一出，網上有很多聲音，在糾結是父母欠孩子一個道歉，還是孩子該同父母和解。

但說實話，意義不大。

道歉無法消解創傷，在父母并沒有意識到自己究竟錯在哪兒的時候，所謂道歉，更像是臨近買單了才端上的菜，讓人難以下咽。

而王猛也有不與過去和解的權利，某種程度上，那些疼痛也在倒逼他的成長，雖然那并不愉快。

唯一被忽略的事情是，我們被環境塑造的同時也在改變環境。

當家庭剝奪了自我塑造的機會后，校園是否能在這方面發現問題并給予補償？王猛所期盼的自我覺醒，是否能在更大的環境中得到啟蒙？

可我們具備這樣的環境嗎？在王猛的萬字長文刷屏后，他的父母也終于出面接受了采訪，她說了這樣一段話：

“要說掌控，他17歲以后就不在我們身邊，現在34歲了，人生一半都在外邊，如果前半程我們在掌控他，可問題出在這后面啊，照這樣說，反而是掌控不夠。”

這似乎預示了某種規律，宛如醬缸深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