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點

跨學科教學是當前教育改革一大熱點，可由于教育管理體制問題，現實中的跨學科教育實踐鳳毛麟角。但在東北財經大學，經濟學家汪丁丁做起了跨學科教育實驗。這位“百科全書式”的學者認為，跨學科教育是中西高等教育唯一可以走的路。

它能適應知識爆炸的年代，培養學生成為新的人類——他們以問題為導向，把各個學科的知識模塊串聯起來，通過批判性思考尋找合用知識。這樣的孩子，即便人工智能也無法取代他們。開學初，外灘君特地來到大連，在東北財經大學校園和汪丁丁教授就跨學科教育實驗做了一次深入探討。

文 | 張瑤 ? ? 編輯丨李臻

攝影丨曉黑

在高考恢復40周年之際，經濟學家汪丁丁接受媒體采訪，他說，“我在做一件很酷的事，如果能做成，生死以之”。

汪丁丁

原來汪丁丁正在遼寧大連的東北財經大學（以下簡稱“東財”）養護一片試驗田——跨學科教育。如果用一句話概括這個教育實驗項目的屬性的話，那就是生長在體制內的體制外教育。它在知識爆炸的時代和中國轉型期社會中應運而生，在汪丁丁看來，它和應試教育有著本質上的差別，無論是在教學方法上還是評價體系上。

汪丁丁是數學專業出身，現受聘于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他常被稱為“百科全書式”的人物。雖然他的專業研究領域為經濟，但他自己卻是個“通才”，有著一套非常龐雜的知識體系。

汪丁丁的學術著作豐厚，由他撰寫的《行為社會科學基本問題》甚至被認為是傳世之作，需要慢慢解讀。浙大經濟學教授葉航曾說：“丁丁在學術上的前瞻性，別人比不了。你要10年后才能意識到他寫的那些文章的價值”。萬圣書園的經營者劉蘇里評價：“汪丁丁是我們這個時代少有的文藝復興式的知識人”。

這樣一位學術型知識分子，在五十歲的時候開始操作起了辦學這件事。他的好友、北大教授周其仁得知后就勸他：“辦學你就不要碰了，你一介書生，會碰到大問題”。應了這句話，汪丁丁在浙大的辦學就以失敗告終。后來，他在東財開始了第二次嘗試，創辦了社會與行為跨學科研究中心。而這場教育實驗在搖搖晃晃中進入了第十個年頭。

“在體制內辦學，真是翻江倒海”，汪丁丁說。

可是他還是嘗試去做這件事情，他說一部分原因是為了自己內心能夠安生，讓自己活得踏實點。還有一部分原因是，他相信，哪怕跨學科實驗只做了一年，在一百年之后，一定會有教育史家回來找這個案例。

“因為在理論上可以判定，這是中西高等教育唯一可以走的路。它能適應知識爆炸的年代，培養新的人類，人工智能也無法取代他們”。

在知識爆炸的社會，

以教科書為導向的教育已過時

或許很多人都會有這樣的疑惑，工作以后，我們在大學學的知識都用不上。

“因為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知識爆炸的時代”，汪丁丁引述了美國管理學大師德魯克1994年發表的“知識社會”學說。德魯克認為，從1995年開始，沒有一個大學生在畢業時敢肯定他學的知識不全部作廢。事實上，現在的大學生在畢業那一天，他們在大學學習的知識75%以上已經是陳舊的知識。

根據汪丁丁的判斷，中國從2003年開始，就進入了知識社會。知識在以不可預期的速度更新，而應試教育仍然關注的是具體瑣碎的知識。高等教育應該如何應對？汪丁丁找到的出路是，讓學生在學習時以問題為導向，把求解問題中涉及到的各個學科的知識模塊串聯起來，讓學生們通過批判性思考尋找合用的知識。這就是他的跨學科教育實驗。

跨學科教育實驗主要培養“行為金融學”專業的學生，這里的“行為”一詞和“問題”息息相關。汪丁丁一再強調，跨學科以問題為導向而不是以教科書為導向，甚至跨學科實驗班學生的任何一門課都沒有標準化教材。這是跨學科教育與應試教育最本質的區別之一。

汪丁丁用宋明理學的招牌“理一分殊”解釋了跨學科的道理。天下只有一理，也就是根本性的問題，各種分殊的道理就是專門的學科知識。理一分殊就像月映萬川，月亮投影在不同的江河里，呈現出的月影不一樣，但還是同一個月亮。

課堂上的“理一分殊”

跨學科學習的“問題”來自哪里？梁漱溟在一次演講里說自己的一生致力于解決兩個問題，一個是人生問題，一個是中國問題。這句話也被寫在跨學科中心的招生簡章里。簡單來說，跨學科中心的“問題”來自于生活，來自于具體的情境。

汪丁丁指著一幅心智地圖（Mind Map）向外灘君示范了“行為金融學導論”的跨學科教學方法。地圖左上角有一位家庭主婦，她手里有一萬元的資金，她想要理財，但是她不懂金融學。于是，行為金融學導論的第一個問題是，如果這位家庭主婦向實驗班學生求助，這些學生應該怎樣幫她解決理財的問題？

接著，跨學科教研組的老師們開始給學生講解如何求解這個問題。伴隨著求解家庭主婦理財問題的過程，實驗班師生共同探討的一個基本問題是：何為金融？求解家庭主婦理財問題的過程會涉及許多知識模塊，至少二十五門課程，比如金融學、心理學和數學。實驗班學生在修完“導論”之后的兩年里，將深入學習這些課程，并且在每一課程中重溫上述的金融學基本問題以及他們在“導論”里已充分熟悉的家庭主婦理財問題的心智地圖。

以問題為導向，是汪丁丁指導的跨學科教育實驗的基本原則。

“行為金融學導論”課程心智地圖

如何擴大知識版圖？

從腦子里找知識是錯誤的

經歷過應試教育的人都會有這樣的體驗，期末考試前臨時抱佛腳“死記硬背”，但考完試后，學的知識就立馬忘了。根據腦科學的解釋，這是因為我們通過背誦的方式學習到的知識只能在大腦中形成短期記憶，但是當我們的學習與身體融為合一時，我們通常能獲得長期記憶。比如，當我們學游泳、騎自行車時，這些技能一旦學會，我們就不會把它遺忘。歸根結底，這是因為人類有場景記憶的能力。

汪丁丁寫了多篇短文來澄清跨學科教育與應試教育之間的本質差異，在這些短文里，他特別強調跨學科教育的主旨是培養學生的“實踐智慧”（Practical Wisedom）。這一核心觀念由亞里士多德提出，但是在西方思想傳統里已丟失兩千多年。“實踐智慧”的含義是，在具體情境之內運用合適的知識求解重要問題的能力。

這一定義有兩項要素，缺一不可。首先是對具有根本重要性的問題的感受能力，汪丁丁稱之為“重要性感受”。沒有這樣的感受能力，在具體情境之內的人只能求解不重要的或瑣碎的問題。其次是運用合適的知識，所謂“合適的”，就不必是最新的或最高端的。因此，這里出現了一個關鍵能力，也就是康德所說的“判斷力”——判斷何種知識最適合解決何種問題的能力。這種能力在教育界可以被稱為是“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它意味著學生可以在瞬息萬變的具體情境之內尋找和掌握新知識的能力。

汪丁丁介紹，批判性思考在跨學科教育實踐中表現為，每一組學生對一個問題提出不同的解決方案，每一個解決方案又各有利弊。在一輪又一輪的思辨中，學生的知識版圖在不斷擴大，“而不是像應試教育的畢業生那樣從腦子里去找知識”，后者是完全錯誤的方法。

汪丁丁說，批判性思考能夠讓一個學生帶著永遠無解（不可能有教科書式的解答）的問題活下去，并且唯有這樣的生活才是真正的生活。這樣的思維模式也是學科發展的推動力，它使圍繞著具有根本重要性的問題展開爭辯的各方在科學領域里持續探索，于是導致了科學的持續發展。他這樣定義一個學科的死亡：如果沒有內在沖突，這一學科就死了。因為沒有內在沖突就意味著沒有學術爭論和批判性思考，那么，這一領域的學術生命就消失。這也從一個側面解釋了中國學術無法進入世界前沿的原因。

為了培養學生的批判性思考能力以及營造學術爭辯的氛圍，汪丁丁把最初學校為他提供的他稱之為“官僚化的”辦公室改造成了自己喜歡的“學術起居室”，這一稱呼，來源于希臘文“廣場”，意指民眾公開辯論的地方。實驗班的第一批博士生開始參與跨學科教學工作時，他更進一步將學術起居室改造為“跨學科實驗教室”。

“學術起居室”的陳設

在實驗教室里，桌椅被重新擺放。這里沒有固定的講臺，老師和圍坐在各課桌的學生一起討論。相反，傳統的階梯教室有“官僚化”的味道，它代表的是一種“權威”以及與“聽眾”的單向度的知識傳播過程。汪丁丁說，課桌散布于教室四處，各小組的學生圍坐在課桌旁交流，這才是最適合批判性思考的討論方式。在這里，學生們主動參與教學過程并逐漸形成批判性思考的思維習慣。所以，在理想狀態中，根據汪丁丁對未來教育的想象，教師逐漸成為蒙臺梭利想象中的“教具”而學生逐漸成為蒙臺梭利想象中的“探索者”。

用相與之情，改變評價體系

走進“學術起居室”，視線的正前方是一塊木匾，上面寫著，“相與之情厚，向上之心強”。這是汪丁丁為跨學科教育實驗班學生確立的座右銘，源自梁漱溟之言：一心向上之心強，一為相與之情厚。梁漱溟在《中國文化的命運》文稿里，用這兩句話概括了中國文化的精髓。它的含義是，一個人擁有自我實現的強烈愿望，同時，人與人之間有相互關照的情感。

“學術起居室”的木匾

汪丁丁長期關注中國社會發展與道德重建問題，他覺得實驗教學的效果，主要取決于師生之間和學生們相互之間的情感溝通。中國的公立學堂從五四運動后開始興起，逐漸取代了傳統私塾，這種新式教育導致教學過程缺乏情感交流。老師下課就離開校園，學生下課就不再與老師接觸；學生們之間也不再有基于姓氏和族田私塾的親緣關系，何來“相與之情”？

除了校園情感的沒落，中國社會也彌漫著文化失落的氣息。在汪丁丁的論述里，中國社會最近一百五十年以及未來百年內要經歷三重轉型期：政治的、文化的、經濟的。他認為文化轉型或許是更早開始的，例如，從唐宋之際，文化就發生了本質性改變。不論如何，文化是為人生提供意義的，民國以來中國文化的急速轉型，讓現在的中國人很難有確定不移的生活意義，當然也就很難確立核心價值觀。這一特征，與政治的和經濟的轉型聯合作用，導致當下中國大學生的現實焦慮。

由此看來，相與之情在教育中的地位也就顯得格外重要，它成為跨學科教育實驗的培養目標、教學方法及畢業生評價體系的一項基本原則。汪丁丁在2006年寫給東北財經大學艾洪德校長的長信里解釋說，跨學科教育實驗的培養目標可用韋伯的語言概括為“培養有靈魂的專家”。這里，“有靈魂的”這一定語，是指以“相與之情”為基礎的人文關懷。

汪丁丁在大連的住所，在東財校園里，緊鄰東財主要的教學大樓和學生自習場所“之遠樓”。他幾乎每晚都和學生們約好時間，通常在日落時分，圍著之遠樓的大廣場散步聊天。他們談論的話題涉及范圍很廣，從學習中的煩惱事到天下事甚至還有個人生活問題。汪丁丁說，在中國的校園里推廣這種“柏拉圖學園”式的散步，就是要彌補應試教育體制里師生之間和同學們之間“相與之情”的缺失。

除此之外，老師之間的相與之情，也決定了跨學科教育能否順利進行下去。跨學科教育采用聯合授課的方式，不同學科知識背景的老師們圍繞同一“知識版塊”研發統一的教學流程。由于實驗班招收的學生來自各院系，他們不可能擁有整齊劃一的“先修知識”水平，因此老師們合作研發一門適合所有學生知識水平的課程非常重要。汪丁丁說，“行為金融學”實驗班的導論課教室里曾經有11位教師參與授課。

“相與之情”和“向上之心”也是評價學生的兩項維度。此外，汪丁丁又添加了第三維度：“自由之精神與獨立之思考”。這三個維度組成了跨學科實驗中心對學生“人品”與“學品”的評價體系。為了評價學生在這三方面的表現，汪丁丁精心設計了三類問題，并將其制作成問卷，在每一年結束時，他將問卷發放給每一位學生，由學生們在每一維度評選自己認為排在前七名的同學，然后通過民主政治實踐中的“博達計票法”為學生統計分數，最終得到每一位學生的綜合評價（三個維度得分加權求和）在全班學生當中的排序。

綜合評價的成績，累積三年后，成為實驗班學生“保研”的核心依據。在確定實驗班每一名學生的推免保研資格時，學習成績排名的權重是50%、三維博達計票得分的權重是30%、核心教研組評價的權重是20%，據此得到全體學生的保研資格排序，位高者優先。這樣，在實驗班，保研的依據不再單純是學習成績。

借梁漱溟之言，汪丁丁認為人與人之間“以身相隔”，競爭意識主導人際關系，所謂“向上之心”也就蛻變為競爭之心。在中國傳統的倫理本位的社會里，人與人之間“以心相通”，競爭意識不能主導人際關系。因此，汪丁丁指出，在教育中，“相與之情”應是“向上之心”的前提。

在體制內重新辦學，最有價值

跨學科實驗中心至今已走到第十個年頭。汪丁丁將這十年分為兩階段，第一階段是前五年經歷的艱苦卓絕的斗爭，主要是與官僚體制斗爭。用汪丁丁自己的話表述，那五年的斗爭簡直是“翻江倒海”。

東財的跨學科中心從2008年開始正式招收實驗班學生，首先就遇到了“行政官僚化”問題。汪丁丁和校內五大相關學院的院長分別談判溝通協調，很難達成共識。此外，實驗班課程在教務處的電腦系統里注冊學分時也遇到了很大的技術性困難。因為，跨學科課程常常是多門學科知識融合在一起，例如，“行為金融學導論”這一門課程是12學分，但是在體制內，一門課最多只有4學分。經過冗長的談判，導論課被允許注冊為三個“4學分”課程。

隨后的困難是，導論課的期末考試形式和教務處的規定發生了沖突。由于跨學科中心的期末考試通常以獨立解決跨學科問題為指導原則來設計考卷，并且只有一張考卷。而學校教務部門按照教育部的規定，要求每一門課的任課教師呈交通常兩小時的期末考試“A卷”與“B卷”兩套考卷，也就是說，導論課的期末考卷必須拆分為三門4學分課程各兩套考卷（一共六套考卷）呈交給教務管理部門。

說到這里，汪丁丁也嘆了一口氣，他說教育實驗中的每一個細節，都要和現行官僚體制反復斗爭，這總讓他想起魯迅的那句話：“在中國，哪怕搬動一張桌子，都是要流血的”。

最讓汪丁丁深惡痛絕的，是嚴重官僚化的教育管理體制和錯綜復雜的人際關系。他在浙江大學的跨學科教育實驗之所以失敗，部分原因也歸于此。2003年，汪丁丁在浙大創建跨學科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到了第三年，他就想在浙大經濟學院開設教育實驗班。于是，他向主持相關部門工作的朋友們提交了一份培養方案，旨在打通本科生教育與研究生教育之間嚴重隔離的“四年一貫制”。相關管理部門之間反復斟酌，最終不能采納這一教育實驗方案。這次嘗試的失敗，讓汪丁丁意識到：越是名校，教育管理體制的僵硬格局也就越難以突破。

但是東財的跨學科教育實驗中的困難都被逐個克服，這主要是得益于學校核心領導的支持。汪丁丁在浙大的教育構想失敗后，東財的校長就聯系上了他，邀請他來大連辦學。之后，東財的歷屆校長也一直很支持他的教育實驗。

汪丁丁教授將自己在美國學習時積累的文獻捐贈給跨學科中心，并建立“微型圖書館”

“東財的跨學科實驗最困難的部分就是師資問題”。由于跨學科中心有一套完整的跨學科教育理念和方法，從外校或者其他院系招來的老師很難有高契合度，所以實驗中心必須得自己培養老師。“現在的高校留本校老師任教幾乎不可能”，汪丁丁說，但是得益于東財校領導的“庇護”，跨學科實驗中心被允許每年留3-5名自己培養的博士研究生。

走過前五年斗爭后，跨學科中心進入了最近這四五年風平浪靜的階段。從教學模式、招生到師資培養各問題都逐步穩定確立下來。在平穩的局勢中，汪丁丁也能預感到，這五年存在一個潛在的威脅，也就是“和平演變”——外部的體制吸引力會瓦解團隊內部。

汪丁丁每年只有兩到三個月待在東財，這就意味著，跨學科團隊的老師大部分時間是生活在體制之內，維持他們的生活繼續下去的必需品也由體制提供。考慮到團隊內部會逐漸被體制消解，汪丁丁總是悲觀地認為，跨學科中心注定是曇花一現的。

他用赫胥黎在《天演論》里的一句話做解釋：人類辛辛苦苦把花園做起來了，但是只要這個花園沒有人，過幾年回來，就是蒿草叢生。

但辦學的過程也讓汪丁丁深受鼓舞。在最初那五年，由于體制斗爭厲害，再加上他為找老師四處奔波，當時身體就出現了生理反應上的嘔吐。汪丁丁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是，“我是一個很不能堅持做事情的人”，所以在2008年第一批學生開始上課后，他就開始打退堂鼓。

他對學生說“很對不起你們，你們舉手表決要解散這個班嗎？”，有兩位同學鼓勵老師堅持下去，她們說即使失敗了，也愿意待在教育實驗班里，而不要回到原來的傳統體制。而這兩位同學最終成為跨學科實驗中心自己培養的第一批博士生。

在跌跌撞撞中，跨學科中心培養出三個博士生，他們也成為跨學科教育繼續下去的薪火。

汪丁丁

B=外灘教育 W=汪丁丁

跨學科學生的優勢將在未來體現

B：跨學科教育實驗班對學生有什么要求？

W：對學生的自學能力要求很高。在實驗中心上課，老師教20%，剩下的80%得學生自己學。比如，中心上課以問題為導向，這些問題通常要由學生在小組里討論得出，所以學生要主動參與學習。

我們通過面試，招進來的學生都是非常聰明的“學霸”型學生。但是他也得有自我預期，如果他進了這個班，自學能力變差，他就會立刻變成最后一名。從所謂的“好生”變成“差生”，學生的內心也會受到煎熬。

B：實驗中心的面試評價原則是，合作求解問題能力、獨立思考能力和激發同伴想象力的能力，根據你的觀察，學生在哪方面表現得最弱？

W：合作求解問題的能力弱，當然這個是一部分是客觀原因，學生剛進來面試誰都不認識；獨立思考的能力很弱，這是最明顯的，也是應試教育培養出來的學生典型特征；激發同伴想象力這個就有點難了。

B: 那這個獨立思考的能力在北大學生身上表現得怎么樣？

W：現在的北大學生相比于90年代的北大學生就是差在沒有獨立思考的能力。1997年我剛到北大任教，一個班50人，至少有45 個人有自己獨立思考的能力。到了去年我為北大的學生開設《行為經濟學》課程，一個班最多的時候300人，最終通過考試的有170多人，這里沒有一個學生是能獨立思考的。反倒是旁聽生，他們有獨立思考的能力。

我的好朋友周其仁，他也是北大的教授，他就說，你一年里可以在北大遇見上千個學生，能遇見一個優秀的，你就應該心滿意足了。所以，有獨立思考能力的優秀北大學生只有千分之一的概率。我當時剛回來的時候，有50%是有優秀頭腦的學生。所以我說，真正優秀的人才已經被大學教育扼殺了。

B：跨學科中心培養的學生在找工作上有什么優勢？

W：剛開始找工作其實不太容易，但是最近兩年好一點了，逐漸有一個風向會轉成有利于我們跨學科教育的。

我請了一位從美國回來的老朋友給跨學科中心的大四學生上《商務分析與實踐》的課程，他就跟我說跨學科教育在找工作的時候沒辦法給自己貼標簽。雖然我們跨學科中心最終頒發的學位證書是行為金融學學士，但如果別人問，你是什么專業的？他們其實什么專業都學過，所以這個標簽不容易貼。這就導致了求職非常困難。但是一旦進了一個公司，他們批判性思考和跨學科能力的優勢就體現出來了。這也正是公司最需要找的人。

我們的主任崔文杰保存了歷屆學生的就業情況檔案，根據他的反映，這些學生出去后的就業情況遠遠超過東財其他院系，基本上是在北大清華的群體里競爭。有一位學生畢業后，應聘國際最大的私募基金之一KKR集團，競爭非常激烈，初試的淘汰率為3000:1；經歷七輪面試后，她和MIT的學生進入最終PK環節，但最后憾敗于MIT的學生。

跨學科教育的本質是有機的，而非拼盤式的

B：跨學科教育目前遇到的最大困難是什么？

W：是師資上的問題。現在中心老師的組成是三個我們自己培養的博士生，以及從外面招來的老師。但是招來的老師不能和中心的理念完全契合，所以需要慢慢同化。所以，最主要的師資還是得自己培養。

其實現在的高校留自己本校學生成為老師是不大可能的。我們跨學科中心得益于校領導的“庇護”，當時留下了一個紅頭文件，上面寫著允許跨學科實驗中心培養的博士生每年留3-5名。

2008年第一屆學生30個人最終只留下了三個博士生，十分之九都走了。以往沒有人愿意留校，學金融的學生都去財經界工作了。但是現在都爭著留校，因為外面工作不好找。但是因為我們注重首先品格，然后學識，所以3-5的名額用不了，一般每一年留一到兩個博士就可以了。

B：現在很多高校都有跨學科學院，你認為這些學院和東財跨學科實驗有何異同點？

W：我在浙大創辦了跨學科中心后，在2008年左右，教育部就開始鼓吹教育的跨學科，然后在高校成立學科交叉的學院，北大清華都有。但這些學校的跨學科學院都是在官僚化的體制中運作，學院用行政命令的手段讓學生到各院系進行跨學科聽課。這是拼盤跨學科，不是有機的。

比如，一個心理學系的學生到統計學院上課，老師也不管他有沒有學過先修課程，就當他是本院系的學生，于是這些體制內的學生就得自己學自己補很多課程，所以他們在學習中備受煎熬。

東財的跨學科教育以問題為導向，連接各個學科，探究各模塊知識之間的關系而不是任何知識模塊內部的細節。因此，跨學科實驗中心的學生從一年級招上來以后，就有一整套跨學科方法和跨學科課程來學習。

B：跨學科教育同美國興起的創新學校有些相似，你是把西方的教育理念移植到了中國體制內大學嗎？

W：跨學科教育方法在整體設計上確實借鑒了西方教育理念，我們的教育宗旨也是希望培養中西融合的人才。但是，西方的這些創新教育不能直接移植到中國。因為，他們都生長在硅谷，而硅谷是反抗主流文化的地方，所以，它可以自然生長這樣的創新。但是其他地方沒有硅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