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7-31日,受公共管理學院邀請,來自美國雪城大學馬克斯維爾公民與公共事務學院的Colleen M. Heflin教授來到清水河畔,為成電學子開講《社會福利政策》,圍繞“貧困的測度”“貧困的對象”“貧困的原因”“美國的社會福利系統”“貧困的影響”等五個話題,與同學們進行了交流與探討。方法比知識更重要:“給同學們一種社會學的視角”聆聽Heflin教授講課的39位同學,分別來自通信、電子、機電、自動化、計算機、數學、生命、經管、格拉斯哥學院等10余個學院。這是他們期待已久的課堂,之所以說“期待”,是因為Heflin教授要講的內容都是同學們十分關切的話題。同學們都很好奇:“美國有窮人嗎?”雖然同學們大多都是理工科學生,沒有多少社會學的知識基礎,但Heflin教授并不擔心。她說:“了解美國的社會福利政策,與同學們原有的知識架構并不沖突,反而可能促進大家認識和服務自己的國家。”第一堂課輕松活潑。為了讓師生之間以及不同學院的學生之間盡快熟悉起來,她做了一個小小的互動設計,讓學生畫一個“自畫像”,然后在旁邊的對話框里寫上:“你想從這門課學到什么?”“當課程結束時,你期望帶走什么收獲?”“你聽課時有什么感受?”她讓同學們把自畫像給她看之前,先分享給身邊的其他三位同學。熱身互動之后,Heflin教授開始從“貧困”的概念講起,深入淺出地分析了測度貧困的難度,即“貧困線的劃定有時候很難顯示政策的有效性。”她介紹了美國官方的貧困測度方法,以及學者提出的補充方法,并比較了發展中國家的貧困測量方法以及歐洲國家的貧困定義等內容,最后總結了“美國貧困線的嚴重缺陷”。在對比分析的時候,她提醒同學們,對貧困的測度或認定,因年齡、人種或民族、性別、地域、國別等而存在很大的差異,因此,在研究貧困問題時一定要結合實際,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不能用一個模子或標準生搬硬套。“這門課講的是美國的社會福利政策,或許對中國學生不是很有用。”她謙虛地說,“我對中國的社會福利政策沒有研究,因此不能講更多過關于中國的內容。但我希望講課的內容能夠幫助中國的同學們思考符合中國國情的社會福利政策。”她希望每個同學都能獨立地學習,大膽說出自己的想法,尤其是要學會社會學的研究方法,并培養和提升批判性思維。
量化研究很重要:“努力讓事實和數據說話!”“美國的公共政策或社會計劃能夠切實減少貧困嗎?”在隨后的幾天里,Heflin教授用豐富詳實的數據、圖表,討論了美國家庭收入在幾十年間的變化和分布情況,并從不同年齡、種族、性別等方面,分析了美國社會的財富分配、貧困變化的趨勢、貧困的代際流動以及國別比較,探討了美國社會公共政策的實際效果。那么,如何解釋這種貧困現象呢?她從經濟結構、家庭結構變化、群體行為和文化三個方面切入,考察了基于技能的技術變革、全球低技能勞動力競爭、就業工資與通貨膨脹,以及婚姻和家庭的變遷、婦女經濟獨立、子女撫養等諸多因素對貧困形成的影響。她還提出了“美國家庭模式的變化是否是造成貧困人口持續居高不下的原因”和“糟糕的選擇、價值觀和絕望感是否是阻止貧困家庭改善情況并擺脫貧困的重要原因”等思考題,啟發同學們思考這些觀點能否成立,并尋找出支持或反對這種觀點的“經驗證據”。在探討美國的社會福利政策史時,她從1935年美國“大蕭條時期”的社會政策開始,梳理分析了美國的社會保障制度、醫療保險制度、稅收減免政策、公共住房管理、“補充營養援助計劃”、兒童救助和支持計劃,討論了美國尼克松時期、卡特時期、里根時期、喬治·H·布什時期以及自1996年以來美國民主黨總統主持美國現代歷史上最緊縮的福利改革的實際效果。最后一課,她還講到了大數據對研究和解決貧困問題帶來的積極作用。通過大數據分析,她提出了一個發人深省的社會階層流動問題:“在美國收入分配為最低五分之一的父母所生的孩子達到收入分配最高五分之一的機會有多大?”答案是:“在加拿大實現這個夢想的可能性,要比在美國高出兩倍。”通過一系列大數據分析成果,她探討了美國兒童的成長和階層流動情況,并歸納出了“階層隔離”“收入差距”“學校質量”“家庭結構”“社會資本”等五大變量的影響,還給同學們留下了一個開放性的問題:“出生在貧困中的長期結果是什么?我們應該如何關注兒童的貧困與成人的貧困之間的因果關系?我們是否應該將政策和資金傾斜到兒童身上?”
研究是為了改變:“希望讓公共政策變得更好!”“相比于幫助一個家庭,我更加希望通過學術研究,推動法律或政策的制定和完善,以幫助更多的家庭。”談到從事貧困問題研究的初心,Heflin教授說,“研究社會問題、提出科學建議、推動政策優化,這樣可能更有意義。”自2002年從密歇根大學社會學專業獲得博士學位,她就一直致力于研究福利政策,探索物質困難的原因和后果,為弱勢群體尋求福祉。她做過一個研究項目,研究關于婦女和兒童的一項政策。這項政策規定,貧困兒童在五歲前可獲得社會福利,超過五歲就不再適用。她和研究團隊通過詳實的調查,發現超過五歲的貧困兒童,其家庭的食物、住所等資源仍然不足。這直接增加了孩子進入少管所的概率。基于此,她們給政府提出建議,希望能夠延長該項政策適用的年齡。“現在政府還沒有處理,但是十分有希望。”她高興地說:“我覺得,能影響政府的決策,這讓人很激動。”當然,她并不是一味地主張給窮人更多的幫助。她認為,受到美國民主黨、高級知識分子等的支持,美國的社會福利政策日漸完善,但是福利并不是越高越好。過高的福利將會助長受助窮人的惰性,與初心背道而馳。因此,如何建立一套鼓勵受助者保持獨立、努力工作的體系也是完善社會福利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用中國話說就是“扶貧先扶志”。中國“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給Heflin教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認為,這是一個很有雄心的目標。她同時驚嘆于每個中國人都熱切渴望并為之努力的精神。她建議:“建設小康社會是一個短期目標,因為距離2020年只有2年了,我們或許應該把目光放得更長遠一些,更要關注更基礎的、整個國家的教育事業,這是各個行業興旺發展的基石。”SummerinternationHeflin教授很看好中國在解決貧困問題上的實踐,認為這將是對世界的貢獻。目前,她與電子科技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建立學術合作關系已經有5年零6個月了,她還會持續關注中國的發展,以及中國的扶貧進展。她寄語成電學子,中國是一個社會學研究的大舞臺,有豐富多樣的研究對象和重要的科學問題需要大家深入探索,希望同學們能通過這次“國際學堂”課程獲得啟發,以后為建設自己的國家做出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