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數天才墜落之后聽聽他的獨白

付云皓——這個曾占領IMO（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學術活動）高點的、備受期待的奧數天才——在接下來的十五年中，意外地在學術界消失了。天賦曾經給付云皓帶來過好運氣，又讓他在之后的人生中吃盡苦頭。更多翰林數學國際學術活動介紹

上課鈴像陣雨一般突然而至。剛剛還在和記者熱烈交談的付云皓先生扭頭沖進了教室，沒說完的半截話頭被尷尬地甩在了門外。

他一屁股坐在講臺前的椅子上，撫平呼吸、打開公文包、掏出講義，像臺機器似的熟練地往外蹦詞兒，「上節課我們學習了圓冪的定義，以及跟它相關的根軸和根心的概念……」

教室里電扇呼啦啦轉，窗外是廣州郊外茫然一片的田野。清明午后的時光總讓人不知如何打發，正在上課的廣東第二師范學院的同學們都有些昏昏欲睡。在這所以培養小學老師為目標的二本師范學校，正在講授的初中數學內容對學生來說似乎有點太難了，而這些是付云皓在小學就輕松掌握的知識。

《人物》記者問旁邊一個一直埋頭刷微博的女生，「知不知道這個老師是誰？」沒等她回答，坐在前排的女生突然回過頭說，「很崇拜他，很厲害啊。」她瞟了眼那個正在奮力把黑板上的公切線和對頂角擦掉的數學系助教，神神秘秘地說，「就是那個兩屆奧數冠軍啊！」

「那個兩屆奧數冠軍」——盡管不夠準確，也大體概括了付云皓前33年的人生里取得的最高成就：他是IMO（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學術活動）2002和2003連續兩年的滿分金牌得主。在中國國家隊三十余年的參賽史上，取得這一成績的選手只有三個。IMO有「相對困難」和「相對簡單」的難度區分，付云皓是唯一一個征戰了兩屆「相對困難」的中國選手。奧數教育權威朱華偉評價付云皓：「他是中國數學界標志性的人物。」

某種程度上，有資格踏上IMO戰場的年輕人能代表那一代最杰出的數學頭腦。前蘇聯科學院通訊院士、曾連任兩屆IMO主席的雅科夫列夫教授下過著名斷言：「現在參賽的學生，10年后將成為世界上握著知識、智慧金鑰匙的勞動者，未來屬于他們。」

IMO參賽者成年后大多會繼續從事數學研究，2000年以后的14位菲爾茲獎（被譽為「數學界的諾貝爾獎」）得主中，至少8位都有IMO的獲獎記錄。但付云皓——這個曾占領IMO高點的、備受期待的奧數天才——在接下來的十五年中，卻意外地在學術界消失了。

有網友翻出一個名為《付云皓，一等牛人》的舊帖，留言打聽付云皓的現狀。像是引燃了好奇心，那些曾聽聞其名聲的人們，紛紛在底下互相詢問著：付云皓去哪了？

顯然的52歲的楊建生頭發灰白，坐在位于北京大學數學科學學院的辦公室中回憶起當年。他曾擔任過三屆數院學生的班主任，當記者問起對哪個學生印象深刻時，他幾乎不假思索地回答：「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了，付云皓。」

2003年，付云皓憑借出色的學術活動成績被保送至北大數學科學學院。剛入學時，他就是同學中名氣最大的那一個。名氣迅速兌現為「特權」，楊建生指定付云皓當了班長，學院則指派他擔任迎新晚會的主持人，同學們第一次把傳說中的兩屆IMO滿分金牌獲得者和眼前這個胖胖的、由于緊張不停拭汗的小伙子掛上了鉤。

數學語言中有個術語是「顯然」，指某樣事物非常容易被理解，不需要過多解釋，有些恃才傲物的意思。比如，矩陣是顯然的，微分中值定理是顯然的，以及，「有天賦就能學好數學」也是顯然的。

數院在北大以刻苦出名，宿舍11點鐘斷電，很多同學會端著小板凳到樓道里借光看書。通過高考升學和通過學術活動保送的同學們劃分成兩個陣營，「高考黨」羨慕「學術活動黨」的高起點，而在「學術活動黨」的圈子里，付云皓又是那個被仰望的對象。在楊建生的記憶中，這個前奧數明星就連講話也帶上了一錘定音的效果，「好像他說的什么都是對的，也未必能聽到別人不同的意見。」

靠著數學學術活動的功底，大一上的「三高」（數學分析、高等代數、高等幾何），付云皓輕松上了九十。大一上學期，同級同學還常看到付云皓和孫洪賓、萬昕等「大神」聚在一塊討論高年級課程。從北大畢業后，孫洪賓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讀完博士，前往羅格斯大學任教，萬昕則在中科院數學研究所擔任研究員。不出意外的話，付云皓的人生軌跡也應如此運轉下去。

但在大學里，總有一些不那么「顯然」的事情。

一個嶄新的世界正在付云皓面前展開。原來除了數學以外，還有那么多新鮮的玩意兒——比如游戲。游戲對年輕人的吸引力亙古不變，入學第一年，非典的余威還沒完全消退，北大建立了嚴格的進出審查制度，躁動的學生們無處可去，把荷爾蒙都揮灑在虛擬時空的戰場上。那是《星際爭霸》最火熱的年代。

比付云皓高一級的鄧楊擁有一臺當時罕見的4G內存的高配置電腦，這讓幾乎從未接觸過游戲的付云皓深深著迷。在游戲的誘惑下，他成了鄧楊宿舍的「第五人」。鄧楊一個舍友的描述是：「當當當」打開門，發現我床上睡了一個大胖子，還在那打呼。

新鮮玩意不止游戲，對付云皓來說，大學除數學外的必修課也是第一次接觸。高中三年，他幾乎沒學過數學課以外的科目。付云皓對文科的理解是，需要大量背誦，需要把自己能想到的所有觀點全都堆上去，而他不愿也不屑這么做。「上課就上唄，考試什么的也沒那么太當回事。」付云皓說，他醉心于《星際爭霸》的種族搏殺，從未嘗試同學們考前挑燈夜戰的復習方式。第一個學期結束時，他發現自己「軍事理論」課的成績是個耀眼的紅色數字，他考了不及格，并且是全年級的唯一一個。

受追捧的生活出現了一絲罅隙。但19歲的付云皓并不重視，「這種課又不是數學課。」隨著游戲水平的日益精進，緊接著，他又掛了政治、英語、物理這些「扯淡的課程」，加起來滿了十學分，收到了一個學術警告。在付云皓的判斷中，它們并非是需要引起擔憂的掛科。他心疼的是和當時物價水平并不匹配的重修費——一個學分200塊，一門5學分的課就要1000塊——某種程度上可以被視為來自學校的懲戒。

因此，盡管早有預警，在付云皓眼里，那場改變命運的「意外」也是一瞬間發生的。大一下學期他的物理課是56分，需要重修。當他一年后重修這門課時，一共只見過老師兩次，第一次是第一周下課時，申請由于沖突選課不能來上課，第二次是考試前，把所有作業都補交了上去。最后他的分數比去年提高了1分，57分。

得知成績時他在任課老師的辦公室，「當時就不知道該說什么了。」他的第一反應是規則的不合理，在付云皓的想象中，學生任何一門課出了問題，所有人都要想辦法去補救。他對老師說：「要是55分以下，我一句話都不會說的，我認了。」他的潛臺詞是，只差了3分，「老師完全可以提交一份申請，把這個分數改一改。」

老師并沒有這么做。讓付云皓無言的是老師不通人情的態度，他揣測「人家可能就看你不順眼」。那時他并不確切知道要為此事承擔的后果。「我要是那個時候就懂這些東西，也太不符合年齡了。」付云皓說，事后他才得知，北大的規定是，一門課重修不過即拿不到畢業證，視同肄業。

大二結束的那個夏天，付云皓都希望能要到個說法。有一整周，他每天穿越車流洶涌的中關村北大街，到馬路對面的物理學院尋找老師的蹤跡，得到的消息總是冰冷的「老師不在」。他最終沒有看到那張改變他人生軌跡的試卷，也再沒有見到過那個老師。他感覺自己仿佛被整個世界遺棄了。

鄧楊是那時付云皓最重要的朋友。他把付云皓比作《小李飛刀》中的阿飛，毫無招式，不諳世事，但快劍凌厲絕倫，最終練成了「天下第一快劍」。問題是，「劍總有特定適應的領域，你不能用來干別的事。」

離開奧數的庇護后，一切都變了。只是付云皓并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在赤道吹熱風

「好比剛才還在赤道吹熱風，瞬間給發射到了北極。」付云皓的發小耿悅形容大學肄業對付云皓人生的改變。

在生命的前十八年里，數學天賦是付云皓王國的主宰，他一直生活在一種類似于在赤道吹熱風的沸騰的亢奮中。

如果說有「注定」，那付云皓可以說是「注定」為奧數而生。第一屆IMO（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學術活動）1959年在羅馬尼亞舉行，初衷是發現和選拔具有數學天賦的青少年，并加以特殊培養。當文革結束、中國迎來「科學的春天」后，奧數同樣走進了它在這個國家的黃金時代。在付云皓出生的1985年，中國第一次選派兩名學生參加IMO，這被標記為奧數在中國的發軔。

1990年，第三十一屆IMO在北京舉行，初中語文課本詳細描繪了那屆IMO的盛況，其中重點寫了中國隊年紀最小的金牌得主王菘，「王菘老是拖著長鼻涕，也不擦。上課時一定要把耳朵貼在桌面上，不看黑板，好像睡著了一樣，其實聽得極其認真。」王菘因為獲金牌得到了一位中央領導的接見。

在典型故事的感召下，家長們信奉一套「天才可以培養」的理論，各種類型的奧數班應運而生，迎春杯和華羅庚金杯這兩項少年奧數比賽成為被哄搶的香餑餑。

付云皓在高校云集的北京海淀區出生和長大，那里也是奧數浪潮最先席卷的地方。他的祖父輩都是清華大學的職工，父母是中學教師，教育幾乎是這個知識分子家庭的頭等大事。還是個幼童時，父母就讓他嘗試了繪畫、練字、鋼琴、少兒英語，都是半途而廢，數學上的天賦卻出乎意料地顯露了出來：這個還不會流利說話的男孩兒拾來外婆裁剪衣服用的粉筆，趴在石板上寫歪歪扭扭的數字，大人們研究了半天，發現小付云皓無師自通地學會了四則運算。

6歲前付云皓就學完了小學數學課本，父母并沒有放過這個令兒子充分施展天賦的機會。除了就讀清華附小外，他們還為一年級的付云皓報考了華羅庚數學學校，這是一個校外培訓性質的超常教育實驗基地，倡導對學生實施高速度和高難度的教學，從四年級才開始招生。在插班生考試中，四題付云皓答出了三題，于是成為了學校里年紀最小的學生。那時付云皓會認字但不會寫字，母親李淑榮還跟到班上幫他記筆記。

在自小長大的清華大院，付云皓是令旁人歆羨的數學神童。「這是個標準的『別人家的孩子』。」和付云皓同齡的耿悅說。人們一提到付爸爸或付媽媽，最先想到的一定是付云皓的名字。在一次奧數比賽獲獎后，他父親有個剛懷孕的同事找到他母親，詢問懷著付云皓的時候愛吃什么，他母親答，「愛喝玉米粥」，孕婦立刻去超市買了一箱玉米面。

絕大多數孩子會在攀登奧數高峰的半山腰掉下懸崖，付云皓是那個稀有的幸存者。在和奧數相伴的青少年時代，他參加過四十次左右的大型比賽，得了二十多項大獎。與奧數相關的書籍疊起來比他本人還高。他享受解題的快感，也在輪番的獎項轟炸中體會到了榮譽的滋味。

二年級時，付云皓代表學校參加面向六年級的迎春杯數學比賽，一等獎有十個，他離分數線差了兩三分，組委會又意外又驚喜，給這個矮矮的小朋友頒發了一個一等特別獎。

從三年級到五年級，付云皓始終離一等獎有些距離，這被視為他奧數生涯中難得的屈辱。原因怪異得讓人發笑：比賽中總會出幾道應用題，但按照付云皓那個年齡段的心智，并不能完全理解題意。因此，那幾年付云皓把重心放在反復練習一本《小學應用題大全》上，「刷的我惡心了。」

終于，短板補上了。六年級他拿了華羅庚金杯賽的團體第一和個人第一，初一拿了迎春杯初中組第一，初中奧林匹克數學聯賽也是北京市第一。每到比賽前，付云皓的熱情會從100分躥升至150分，智力學術活動的短期激勵機制太有效了，他開始戰無不勝。

與此同時，北京幾家著名中學都對小學即將畢業的付云皓展開了爭奪戰。面對人大附中等排名更高的對手，清華附中給出的條件更具誘惑力：為了讓付云皓到高中部上數學課，可以把初一和高一數學課排在同一時間；為付云皓安排高中部的宿舍床位，通過和高年級同學交流以提高數學水平。學校還為付云皓一個人提前推行「一條龍」教育，無論小升初、中考考得如何，他只要數學成績過硬，就能一路直通上高中，而「一條龍」教育在付云皓下一屆才全面推行。

這些特殊待遇讓付云皓的父母感到滿意，他們為付云皓選擇了清華附中。在日后奪得兩屆IMO滿分金牌的新聞報道中，清華附中時任校長趙慶剛說：「付云皓的成長就是清華附中『一條龍』教改試驗的一個成功寫照，他的成功就是我們『一條龍』教改試驗的最好證明。」

付云皓得獎后不久，他和趙慶剛的合影就被裝裱在新建教學樓的校史展覽欄中。「對學校來講，根本不看重你其他的。」付云皓說。他和學校達成了某種默契：通過特殊人才培養，付云皓確認了自我價值，學校也獲得了名聲。「付是個天才，在當時教育制度下被呵護、青睞。」耿悅說，「這使得他有孩童般的純凈，也有孩童般的簡單和幼稚。」

付云皓在數學學術活動的道路上流連忘返，他并沒有注意到，這條路上的同行者越來越少。IMO是初等數學的頂峰，但數學研究更廣闊的風景在高等數學。數學學術活動能培養出的能力類型，也只是做數學研究需要的能力類型的一小部分。更早兩屆的IMO滿分金牌得主惲之瑋拒絕再次征戰奧賽，他申請提前畢業，早一年去北大報了到。十余年后惲之瑋在耶魯大學擔任教職，成為幾何表示論領域的領軍人物。

最近獲得未來科學大獎的青年數學家許晨陽當年甚至沒能夠進入國家隊。「我認識的一些優秀數學學術活動參加者，他們的共同之處是在某個時間節點上，自覺或者不自覺地認識到了數學學術活動的這種局限性，而選擇了擴大自己的能力范圍，為后來成長為杰出數學家奠定了關鍵的一步。」許晨陽在一篇講述數學學術活動的文章中寫道。

早在國家集訓隊的一個月訓練里，許晨陽就發覺，自己已經獲得了數學學術活動能給予他的所有東西，需要朝著下一個目標前進了。

好運

「運氣好。」在若干次采訪中，付云皓總是習慣性地這么解釋當年的成就。對付云皓來說，在這條路上走下去幾乎是種宿命，他的好運氣屢屢奏效。

代表國家隊征戰IMO需要經過殘酷的層層選拔，首先是一張「全國高中數學聯賽」的試卷——在10萬個參賽高中生中，只有180名左右可以進入冬令營，之后其中30名入選國家集訓隊，最后經過一個月的封閉訓練，選出最出挑的6名同學組成中國數學奧林匹克國家隊。

2001年付云皓高一，差一分沒進冬令營。但那年國家隊在他的學校清華附中集訓，特批他旁聽，那會就被早早地視為后兩年的后備力量。高二他第一次入選國家隊，實力在隊里只能排到第四，「作為一個高二的同學去的時候沒想那么多」，結果是中國隊拿滿分的兩人之一。最后一題是最難的組合幾何，付云皓在考場上如有神助，當他回國后試圖和同學們講這道題時，卻發現怎么也講不明白。

運氣好的事不只一件。不同于由各國教育部長頒發金牌的傳統，2002年在英國格拉斯哥舉行的IMO，金牌由安妮公主親手頒發，伊麗莎白女王前一年剛過了75歲大壽，那枚金牌的背面還刻上了一頂小小的王冠。第二年來到了日本東京，頒獎人又成了皇太子明仁。這兩次與權勢人物的近距離接觸讓付云皓感到不可思議。兩枚金牌被擦拭干凈，和另外十幾個獎牌和證書一起安置在他家的櫥柜里。

21世紀初，北京剛剛申奧成功，學科的奧林匹克學術活動連帶著被寄予厚望，「為國爭光」是被主教練在集訓隊開幕式上反復提及的信條。在拿了第一塊金牌后，付云皓曾進入麻省理工學院的最終輪面試。按照他的學術活動成績，拿到offer并獲得全額獎學金是板上釘釘的事。面試官看上去也很喜歡他，但卻沒等到任何通知便結束了。付云皓猜測，可能是他的英語不好，也可能是非典的肆虐，使麻省理工在那一年縮減了中國留學生的名額。

這讓付云皓再次確認，自己在數學學術活動以外的領域并不受到命運眷顧。這時，急需老隊員來帶新隊員的國家隊召喚他歸來，他想都沒想就回去了。「為什么不在高中再待一年呢？」付云皓對未來沒太多規劃，能上個好大學固然不賴，再拿塊金牌聽上去也不錯——他又把機械的刷題時光重復了半年。

在輝煌的奧數戰績面前，其他學科似乎都顯得無足輕重了。付云皓高中就讀的是全國理科實驗班，更通俗的說法是「學術活動班」。從高二起，班內就很少有統一的教學安排，事實上也幾乎不需要：奧賽選手們像候鳥一般隨季節遷徙，12月參加冬令營，3月參加為期三周的集訓隊集訓，6月參加一個月的國家隊集訓，每段間隔的時間都是在為下一個節點沖刺。

很難評估這一階段付云皓的綜合成績。他的語文是「一直拖后腿的」，英語也擠不進年級前列，但這些科目都不重要，他的課內學習停滯在高一以前。他憑借學術活動成績獲得了保送資格，不用參加高考。而在當時起步不久、尚顯混亂的保送制度下，他甚至沒有參加會考，普通中學生或多或少都曾涉獵的學科，比如歷史和政治，對他來說純然陌生。奧數填滿了他的高中生涯，鄰居們也很少聽到付云皓的父母提及他在奧數以外的生活。

兩屆IMO滿分金牌是付云皓的一個高峰，但在父母的期待中，這遠遠不該是他的頂點。因此很容易能想象到，一個自幼被精心呵護的孩子在大學遇到成績的滑坡，會對這個家庭造成多么劇烈的震動。

得知兒子掛科的消息后，付云皓的母親李淑榮匆忙趕到學校。班主任楊建生記得，這位清華附中的化學老師強勢而又著急，她追溯了一遍付云皓從小到大的數學學術活動經歷，并解釋說「主要是靠數學學術活動來上大學，別的課程相對來說肯定會花的時間少一些」，她還有意無意地提到：「因為他那個數學太突出了，別的老師可能就會遷就。」

「但大學的管理可不一樣。」楊建生回答她。這次交流并沒得到什么結果。

幾天后，付云皓沖進了楊建生辦公室，「他一來情緒就不對」，憤怒的表情都寫在臉上，進門第一句就是：「你背后說我壞話。」楊建生意識到，李淑榮把自己「掏心掏肺的話」「轉述」給了付云皓，他的善意被出賣了。

面對眼前怒氣沖沖的年輕人，楊建生感到悲哀和無奈，談話在幾分鐘內迅速結束了。「我本來還有意愿跟他多聊聊天，但他還是主觀上認為他各方面都牛。」楊建生說。他決定不再插手付云皓的一切事務，因此，在日后付云皓面臨無法畢業的困境時，作為班主任的楊建生并沒有試圖拉他一把。

因為掛科，付云皓的評優資格被取消了，大一升大二的班長換屆時，他也落選了。「看不到他人。」同學們反映。「后面情況就越來越壞了，」采訪時，剛剛還笑著的楊建生突然停頓了下來，「但是我無能為力了。」

付云皓的好運徹底終結。

「我貢獻出了什么？」

在得知無法畢業后的兩年，付云皓過上了一種自甘墮落的生活。同級同學很少再見過付云皓，偶然碰到時也會詫異于他急速膨脹的體型。年級里流傳著「付云皓打游戲打到人丟了，家長來學校找」的傳聞。連最親近的朋友都不清楚付云皓發生了什么。

13年后，當記者見到付云皓同級中關系最好的同學黃漾，告訴他付云皓并沒有拿到北大的畢業證時，他露出了吃驚的表情，「我沒想到會到沒有畢業證這種程度。」

和付云皓不同，絕大多數北大數院學生都安然度過了大學四年。「一路吹捧，他覺得這個社會就應該慣著他，其實可不是。」付云皓的一位同班同學回想他在北大的境遇時說，「他的認識就是歪曲的認識，沒有理解這個社會的現實殘酷。」

2007年7月，2003級的同學們陸續離開了學校，有些人下海，有些人換了專業，更多的人選擇出國深造。付云皓對未來感到迷茫。直到這時，他才把自己肄業的事實告知父母。那段日子過得黯淡無光，「如說換個人可能就直接死了。」付云皓形容。

《星際爭霸》不再流行，需要多人對戰的《魔獸世界》的出現適時抵御了他的孤獨感。像一場沉默又立場堅定的對抗，他把全部時間都投入進了《魔獸世界》。

「悲哀、瘋狂、墮落」，付云皓總結那兩年。他以為自己已經一無所有了，那個曾庇護他的奧數王國卻在這時回來了。

朱華偉是那個救世主。當付云皓沉溺于游戲的虛擬時空時，是朱華偉把他從泥潭里打撈起來。朱華偉時任廣州大學計算機教育軟件研究所所長，他更為人知的身份是從業超過三十年的奧數名師，曾一手開創了國內學術活動數學三大流派之一的「朱派」。

朱華偉對付云皓肄業的事異常憤怒：「他某一方面不行，在其他方面優秀，為什么不能給他發畢業證呢？」朱華偉重重地拍了下茶幾，「這就是我們的政策有問題，不能說明付云皓有問題。」

朱華偉決心把付云皓從這個不懂愛惜人才的學校里拯救出來。按照國家政策，肄業生考研會面臨重重限制，朱華偉找到清華附中校長王殿軍、北京大學黨委常委王杰、北大數學科學學院院長張繼平，聯名給教育部高校學生司寫信，再與廣東省招辦和廣州大學打好招呼，為付云皓一人開設了廣州大學「數學教育與數學奧林匹克」的碩士學位，「費了很大很大的勁」。

但這個教育方向的碩士也意味著，付云皓可能從此都和學術研究無緣了。他還擁有另外兩個選擇：再等一年，考北大本校的碩士，繼續數學研究；或者投身剛剛興起的教育行業，加盟奧數培訓機構。無疑，這兩個選擇都蘊含了全盤皆輸的風險，而過往經歷的「意外」教會付云皓的，恰恰是用低風險低期望的眼光審視未來的道路。「你可以理解成（擔心）夜長夢多吧。」付云皓說。

2008年5月，那場破壞力巨大的地震牽動了全國人民的心，也波及到了千里之外的付云皓的命運。他從電視上看到死亡數字不斷攀升，經常聯系的網友也突然中斷了狀態更新。他感到無能無力，并開始質疑數學的意義。

在人人日志上，他寫道：「我貢獻出了什么？兩塊圓形的金子？兩張試卷？或許僅此而已。就算我以后能夠站在世界最高的講臺上演講我的成果，又能如何？得到的，不還是一紙虛名？」

付云皓接過廣州大學的錄取通知書。在此前23年里，他的生活半徑從未超過5公里：在清華大院出生和長大，從清華附小念到清華附中，又在家門口念了大學。「你也是時候該離開我們了。」父親對他說。

9月，付云皓坐了21個小時的火車來到廣州。北回歸線以南的初秋依舊酷熱，宿舍還沒通冷氣，他每晚只能抱著電扇入睡。上課回來后，后背總是一層由汗水凝結成的鹽巴，看上去白花花的，像沾滿了墻灰。但他的心情已經很久沒有這么痛快了，這里的一切都和北京不一樣，大學四年「不好的記憶」被永遠封印在家鄉干燥的夏天里。

這所非211高校的碩士課程大多是本科的翻版，難度上甚至會降一個等級。如同「數學教育與數學奧林匹克」的專業名字，在導師朱華偉的帶領下，付云皓開始把大量的時間投入到數學學術活動的培訓上來。到各地集訓時，總會有幾位當地老師喊著「付老師」來敬酒，付云皓一開始還不習慣，之后就能應對自如了。「從臺前到幕后，還是有很大一段路等著我。」他在日志中寫道。

2009年，朱華偉擔任IMO中國國家隊主教練，付云皓作為觀察員一同赴德國不萊梅參賽。觀察員的角色主要是負責「陪玩」，沒多少付云皓的事兒。開幕式那天，他從高處拍攝了一張會場的照片，六位穿紅色隊服的中國隊隊員在臺上站成一排，身后的屏幕放大了他們年輕的、局促不安的面孔。那時他們還不知道，七天后他們將在領獎臺上接過六枚沉甸甸的金牌，并慶祝中國隊再次奪得世界第一。

付云皓站上過兩次領獎臺，卻沒等來更大的舞臺。順流而下的時候，他不是沒想過轉身撞擊下自己的命運。2011年，他碩士畢業，報考清華大學的「運籌學與控制論」博士學位，這是他離開北大后試圖回歸學術之路的第一次嘗試。考試都是他曾經學過一遍的內容，付云皓拿出過去幾年從未有過的認真勁兒，但當年能夠輕松拿高分的試卷，現在看來卻是一片陌生。「容易撿了這個，丟了那個，我感覺就沒有辦法在這些領域里面去通學。」付云皓說。

最終，他沒有考上。付云皓把這次失敗歸咎于過度的數學學術活動訓練。他把數學學術活動比作「用手抓飯」，數學研究則是「用筷子吃飯」，前者依賴技巧和爆發力，后者則需要耐心和創造性。一個習慣了用手抓飯的數學學術活動從業者，往往會在被迫用筷子吃飯的時候無所適從。

像是一個連綿不斷的懲罰，他意識到，自己再也不是天才了。

人們總是期待進化的發生

2017年8月26日上午9點，2003級北大數學科學學院的校友們從全國各地趕回母校，參加畢業十周年返校聚會。當年男生中不少「瘦竹竿」已經腆起了松軟的肚子，女士們則裹著小短裙、腳踩高跟鞋，化上了精致的妝容。

到場的校友占一級總人數的三分之一，還有很多校友沒能趕來。有在美國的校友特地研發了一款視頻會議系統，像是星星們受到月球召喚，一個個散落在不同坐標的面孔在投影屏上亮了起來。

付云皓說，由于太忙，他并沒有參加這次線上聚會。但黃漾記得，付云皓上線了一會，很快又下線了。「基本上我在大學同學眼里就是失聯的狀態。」付云皓說，接著又補充了一句：「去了又能干什么呢？」

他總還存有幾分比較的意思。「當年在他身后的那些同齡人，現在有些人已經走在他的前面」，這是鄧楊觀察到的付云皓的心結。

清華的博士沒考上，付云皓留在廣州大學繼續念教育數學的博士。博士二年級時，他來北大和清華聽討論班，想了幾個組合領域的問題，最快的一天就想明白了，最慢的也只花了半個月。有人勸他發論文出來，他沒聽，「在我看來是芝麻就不要發了。」

不少數學研究者都珍惜做出來的微小成果，但付云皓覺得這沒太大意思，「做出來的東西都好像是別人家的lemma（引理）」，為他人作嫁衣裳似的，發出來丟臉。倒是有兩個問題他始終沒想明白，拖到博士畢業，拖到結婚生子，也就主動或被動地遺忘了。

《人物》記者第一次采訪付云皓是在珠江邊的一家茶館，所坐之處正對著一大面密密麻麻的書櫥。付云皓舉起手，作出打槍的動作：「每個人有一把槍，你對著后面這一排書，只有一本是你應該打的。打中了，就相當于你做出很有本質意義的東西，打不中，那就是瑣碎的。」

沒天賦拿的是一把左輪，有天賦拿的是一把霰彈槍。但是，「如果有一千個拿著左輪的人，他做出東西的概率是不是比一個拿著霰彈的人還要高啊？」付云皓總結：「天賦很重要，但運氣也很重要。」

天賦曾經給他帶來過好運氣，又讓他在之后的人生中吃盡苦頭。在做數學研究的路被徹底堵死后，付云皓來到廣東第二師范學院，成為了一名數學老師，一周要教三節「高等數學」課和六節「數學學術活動」課，還有平均每三天一項的行政任務。「飯堂與熊孩子，從此三點一線。」付云皓在朋友圈寫道。其余的時間里，他是一位為各大奧數比賽出題、閱卷、頒獎的奧賽教練，一個月要完成十道以上的學術活動題。

多數數學研究者隨著年齡增長，「意識」會變好，「操作」會變差，但長期的一線工作讓付云皓的操作始終如一。數學學術活動教練圈子流傳著一個說法：如果這道題付云皓20分鐘做不出來，那一定是道難度超綱的題。他取得了一些地位，也有想學奧數的孩子特地趕來廣州找他。

幾乎周圍所有人都認為付云皓對現狀滿意，相信他會成為一名出色的學術活動教練，但付云皓對現在從事的職業擁有更為復雜的感受。有時候他會說「肯定是好好做數學比做數學教育意義大」，但有時候又會改口，為數學學術活動勾勒出遠大的圖景。

朱華偉也被問過這個問題。2010年，朱華偉去江蘇金壇做了場名為「漫談數學學術活動」的報告，提問環節有人遞上來一個條子，問為什么國家培養的個別IMO金牌得主沒有成為數學家，反而回來又搞數學學術活動，重復曾經的老路。條子里還特地點出付云皓的名字。

朱華偉有些尷尬，但還是回復了提問者，大意是國家隊隊員的天分也有高低，要尊重不同的選擇。不過，朱華偉也承認，「他如果沒有那個事（北大肄業），說不定正在美國，在一定程度成為很卓越的數學家了。」

今夕非往昔，那個為國爭光的年代已經遠去，現在學奧數的孩子們都早早規劃好了未來，也不會把拿金牌看作多么至高的榮耀。作為奧賽教練的付云皓，既佩服后生們的早慧，又感到奧數教育的舉步維艱。

拍攝那天正值日落，記者和付云皓同坐在廣東第二師范學院宿舍區旁的一把長椅上。正對著一面湖，浮萍青綠，穿短袖的學生們三三兩兩走過，白天正在消退，柳絮開始飄了。

「可能每個人選擇了不同的生活方式。」在一段時間的靜默后，付云皓突然說。

「自己作為選手到達過比較頂層的地方，對于這種東西的期待就沒有那么大了。」付云皓說。他陷入了每個普通人都會面對的庸常的困境：作為一名剛入職兩年、沒多少話語權的低級別助教，他會被指派無窮無盡的待處理事項——第一次見面的周日，付云皓把采訪時間定在了晚上七點，「今天大周日的還在整理一些亂七八糟的東西，沒辦法。」

他理想中和數學的關系是，一直擁有，但不能時刻相伴。現實是，他做學術活動教練十年了，天花板肉眼可見，每道學術活動題都要拆解成一行行沒有生氣的解題步驟，重復的講課和做題讓他的思維不得不拉低到學生層面。數學總是以一種毫無美感的面目占領付云皓的生活，他很久沒有體會到數學的樂趣了。

「數學學術活動史就是一部由光環構造出來的歷史。」鄧楊說。就和歷史書一樣，人們只是在流傳一個又一個英雄的傳說，看到他們身上耀眼的光芒，而對付云皓的解讀，「更多人只會關注兩面，一面是他的光環，一面是他的失意。」鄧楊說，根本原因是，面對天才，人們總是期待進化的發生。

剛和記者見面時，付云皓就迫不及待地拋出了張益唐的名字。張益唐在賽百味打工，出人意料地破解了孿生素數的猜想，轟動了沉寂許久的數學界。付云皓說，有一天他也想像張益唐一樣，潛心閉關數月，做出個至少對得起自己的學術成果。像是對18歲的自己的一個交代，也像是為了撫慰心里那座噴薄的火山。

采訪進行末尾，付云皓再次提到了張益唐，「也許有幾百個像張益唐這樣的人沒有出來，但可能他們回顧自己一生的時候也是幸福的，做了該做的事情。」

手機在這時響了起來，妻子催促他「回去陪小朋友睡覺」，關于張益唐的話題就這樣結束了。付云皓撓撓頭，露出了一個抱歉的笑容。

在腳踏實地處，付云皓自白書

昨天，我的朋友圈被《人物》雜志社實習記者吳呈杰同學對我的專訪刷屏了。專訪文章一出，有人怒罵，有人惋惜，有人氣憤，有人傷心。而我，第一反應是：文章里居然把我每一張照片都弄成黑白的！雖然黑色比較顯瘦，我也非常感謝吳記者對我體型的考慮，但是還是覺得怪怪的，每一張都是黑白的，濃濃的過氣網紅既視感。我想筆者是想借助圖片的黑白用來烘托悲涼傷感遺憾的氣氛？或者想表達我對現實的一種無奈和不滿？

言歸正傳.我的第二反應是:對文章內容的略微驚訝。因為吳同學從3月底聯系到我之后，于3月28日中午12時30分-下午1時對我進行了電話采訪并約定了面對面的采訪時間，又于4月1日-4日進行了面對面采訪（4月1日晚6時30分-約11時，4月2日早10時-約12時，4月3日晚5時-6時，4月4日下午1時-2時），之后又在4月20日晚7時-8時進行了電話補充采訪。但是，讀完整篇文章后不難發現，對我進行的約10個小時的采訪在文章中展現出的東西少得可憐，反倒是對我的學校老師，同學的采訪以及作者自身的觀點占據了絕大多數的篇幅。對我的采訪，我回答的自然是作者想問的問題，但為何幾乎都沒有用上呢？在采訪中，我詳細介紹了自己的學習經歷和生活狀態，并對當時的數學學術活動和現在的數學學術活動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若是采訪人物，這些資料似乎是必須的，但是卻被掐頭去尾。縱觀全文，作者的主旨思想似乎是在學科上有天賦的孩子必須要去做學術研究，并得出有價值的研究成果，才叫做成功，除此之外的道路都叫做不成功。按照這種思路審視，自然明白為何我自己提供的材料幾乎沒被使用——我作為一個作者筆下“不成功”的例子，卻活的很快樂很充實，這些貌似沒有必要寫進去。所以，我有一點驚訝，這篇采訪到底是記錄我本人，還是記錄大家口中的我呢？

第三反應:對該報道所傳遞價值觀的不理解。該文章的作者筆下傳遞的觀點是：優秀的人從事基礎工作，就是一件很可恥的事情。得過imo冠軍的人，如果不出意外，他們的征途就一定是高等數學的星辰大海，而不是給一群“二本師范生”教初中數學知識，如果成了付云皓這種去給“二本師范生”講課的人，那就是天才墜落了。雖然我否認自己是天才，但仍然謝謝吳同學搜集了我曾經是天才的事例，他很用功，值得表揚。然而，他傳遞的價值觀所帶來的負能量，讓我不得不發聲，我不是為了自證清白而發聲，我只是為了朗朗乾坤的正能量弘揚而發聲。首先對于寫出這樣價值觀的吳同學來說，我表示理解作者作為一個還未完全邁出象牙塔的大四學生，有這樣的想法實屬正常。在他的認知體系里：學術研究才是上品，普通工作都比較low，給二本師范生講課，更加是向著地心加速靠攏。如果一個曾經很成功的天才在后來沒有做出經天緯地的成就，而是平平淡淡地生活，那就是失敗！在吳同學對我的報道里，在采訪的過程中，這樣的傾向很明顯。在4月1日的采訪中，我甚至提出了張益唐先生的例子來提點他，并同時提到了，有許多研究者學術能力很強，卻始終棋差一招，終其一生也沒能攻克想攻克的問題，但他們依然是快樂的，充實的。那些我花費十天半個月想明白的事情或許沒有很大的價值，但多少是一些有意思的結論。而且，拋開研究的結果，研究的過程本身就是一件令人開心的事情了。作者雖然沒有忽略掉這一段，在文章的最后略微提及，但可能在他的眼里，我舉這個例子，就是為了在采訪者面前平衡一下自己從天才冠軍到“二本師范”學校老師的心里落差吧。然而現在的我并沒有這種心理落差。年少時期經歷學業上的打擊，到很頹廢的那段時間是有一些落差的，但這些都已經化解。這么多年的工作生活，讓我明白了在大學的象牙塔之外，有廣闊的世界，有許許多多的事情等著人去身體力行。若你頭頂光環，身處高塔，或能指點江山，激揚文字，但只有腳落實處，做好每件事，才能積少成多，為社會真正貢獻你的力量。2003年與我同行的五位隊友，有兩位還在數學的大海中遨游，另外三位則投身了金融行業，這點我在采訪時有提到。他們每個人都沒有為自己的選擇后悔，我也沒有。

說了那么多觀后感，接下來談談現在的我吧。現在的我是一名普通師范院校的教師付云皓。

如果從世俗意義上的成功來衡量，我和很多本科時期同在北大的同學確實有不少差距，隕落這個詞送給我，不足為過。但是從我個人的觀感來衡量，我并未覺得自己在隕落，或者是已經隕落。我的觀感是：現在的我，正穩穩當當地一步一個腳印踩在基礎教育的道路上，在廣東第二師范學院這所以培養中小學老師為目標的學校。這位作者能考進北大，算術水平不會差，我們算筆賬好了。我們一屆算100個師范生（實際上一百多），80個去中小學，每個學生平均帶10屆學生，每屆算兩個班60人。若真能幫助這些師范生提升能力，那一年的教學里能間接幫助多少小孩子呢？不知道這個微薄的數字能不能入得了作者的法眼？13級的春燕同學曾經問我，為什么來這里工作，我的回答之一是，讓廣東省多幾個靠譜的中小學老師。嗯，就是很簡單的想法，沒有什么星辰大海，沒有太多高遠的學術理想的宣揚，我只想盡自己的力量，讓初等教育越來越專業化越來越有水平，提高師范生的教學能力讓盡量多的孩子受到正確的引導。學術呢？如果說學習是去吸納前人的經驗的話，學術就是將吸納的經驗經過總結探索升華成新的有推動意義的成果。我從來沒有說過我會放棄學術，難道教“二本師范生”就不配搞學術嗎？學術何時分了高低貴賤？學術何時端起了架子？學術何時只存在于“高堂之上”？文中有這樣一句話“教育方向的碩士也意味著，付云皓可能從此都和學術研究無緣了。”似乎暗含著一種專業歧視，教育方向和學術研究是兩條平行線，似乎優秀的研究者都不能從教師中產生，當了教師就沒辦法做研究了？我想國內外大部分學術大獎得主可能會表示很遺憾，因為他們推動了自己所在領域的學術進步，同時他們也是被作者和學術隔離了的這個群體——老師。我認為學術研究不在殿堂之高，不在噱頭洶涌，不在專業名稱有多“學術”，不在經費充裕或者有沒有所謂的“關系”。我認為學術，就是學術本身。是因為有熱情，所以才去鉆研，是因為有碰撞才有火花，是因為有執著所以才耐得住寂寞。作為一個被全程配圖皆是黑白照片的“過氣墜落天才”，我不敢保證自己一定會在學術上有驚人的突破，但是我可以說對于學術的追求我沒有一刻會懈怠。

作為一個略微傲嬌的“過氣墜落天才”我還有一些補充說明，就是關于我除了會數學其他都低于正常水平的暗示。在作者的觀點里，付云皓因為學術活動而放棄一些其它課程是不可取的。我在20日的電話采訪中說到了如下事實：雖然我通過了全理班的考試，但還是由中考正式考進了清華附中高中部，盡管當年清華附中還不是最頂尖的學校，但那分數也不是白菜。在初中的學習中，我一直是班級前五名，在高一的期中期末考試中，我在全理班也都排在前五名。高二在冬令營（1月）得到保送資格及拿到北大的保送協議后，才正式停止了其它科目的學習。讀過高中的都知道，高三一整年都是復習階段，所有的新課在高二第2個學期剛過期中沒多久就結束了。停止不足半年的新課學習便被作者視為不全面發展，還要和我在大學的學習掛上鉤，這是不是過于牽強呢？

我的語文是不太好，湊合能寫出2016年那三萬字，也湊合能寫出這篇文章；

我的英語是不太好，湊合能寫點英文文章，湊合能拿英文講講課；

我的化學是不太好，湊合能幫我那個當化學老師的母親做做卷子；

我的生物是不太好，湊合能幫我那個當生物老師的父親做做卷子；

我的物理是不太好……算了我物理真的不好。可是講真，大學物理和高中物理真的是一個東西嗎？

最后老生常談，翻一翻陳年往事。對于我在北大的經歷，既然我選擇了說出來，那凡是以我為視角述說的，就全部是真話。至于其他人說的些許出入之處，畢竟過去十幾年了，許是我記錯了，許是別人記錯了。最少，我的母親沒有在清華附中教過書，這我不會記錯，也有案可查。我在北大發生的事情，我自己占主要責任。年少輕狂。所以希望在看文章的你，特別是大學生，切記不要掛科，我掛科的事，每次都會被揪出來炒冷飯。我在采訪中說到了，那時的試卷是不允許給學生看的，但是既然任課老師給你的成績是50多分，那掛就掛了。院系里的老師幫你是情分，不幫是本分。不知為何作者會寫出“付云皓認為大家都該來幫他”這種話。作為整個采訪都很平靜的我，會在這種地方毫無來由地這么說一句？

這樣的50多分掛科的經歷對我有影響嗎？我在采訪中曾舉到了兩個例子。一個該畢業但有課沒過的同學選了我的課重修，平時成績打滿后，期末成績還差幾分才能總評及格，我就在試卷上給他加了幾分，畢竟若是掛他，他要再等一年去重修這門課才能拿到畢業證；在某次數學學術活動結束后，一名參賽選手及其家長對成績不滿意，找到了主試委員會，在征得領導同意后，我拿出試卷為那名選手講解給分和扣分的原因，解釋到那名選手滿意為止，畢竟孩子參加一場學術活動，最需要得到的是公平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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