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魯校報深度報道|打破象牙塔：美國大學是否真的失去人民的信任？

萊恩·薩斯（Brian Sass）站在一個裝有大約40把小手槍，貼著一張“希拉里去坐牢”宣傳帖的玻璃柜子后面，腰間別著一個手槍套。他不太愿意與耶魯新聞（Yale News，耶魯學生獨立新聞媒體，以下簡稱耶魯校報或者校報）多啰嗦，直到話題轉至：他對于像耶魯大學這樣的常春藤盟校有何看法。

 

他粗魯的聲音開始響徹整個小房間，那雙一度因懷疑而瞇起的眼睛，在鏡片后面興奮地圓睜著。

 

“大學讓國家和憲法蒙羞，“他斷言道。

 

薩斯是一個戴棒球帽，穿藍色牛仔褲的中年白人，他從俄亥俄州東南部的一所技術院?；艚饘W院退學時，共獲得90個學分。他認為大學費用過于昂貴，完成大學課程不會使自己有所獲益。

 

薩斯的槍店位于俄亥俄中部城市Circleville主街，夾在一家小當鋪和小律師事務所的中間，該市人口不到14,000人，這個由深綠色的大豆農場，玉米秸稈和隨處可見的谷倉組成的皮卡威縣（PickawayCounty）首府，2016年總統大選特朗普以絕對優勢在此地獲得勝利，看上去更像是一個小鎮而非城市。

 

當被問到Circleville的高中生是否會申請就讀哈佛或耶魯等學校時，薩斯格格笑了起來并連連搖頭，本市大部分居民根本無法承受類似耶魯這樣學校的學費。接受本文采訪的另外8位Circleville居民對此均表贊同。

 

“如果你老爸不是有錢人或是政客，你根本沒有機會去常春藤學校，”薩斯斬釘截鐵地指出。他的同事們連連點頭表示同意。

 

一個月后，薩姆·昌西（Sam Chauncey，耶魯大學1957屆畢業生）坐在耶魯大學達文波特學院公共休息室的一張桌子旁，討論二戰后美國高等教育歷史。

 

花園里金色陽光，從殖民地風格的窗戶流淌進來，將桌子邊上锃亮的黑色小三角鋼琴映射得流光溢彩。一幅紅色鮮艷，花紋繽紛的大地毯，覆蓋住房間的大部分硬木地板，而白色的墻壁上裝飾著繪有校園標志性建筑的水彩畫。

 

長期擔任耶魯大學管理者和前校長金曼·布魯斯特（Kingman Brewster）助理的昌西在學校的圍墻內度過了大部分的職業生涯。即使退休后，他仍然留在校園擔任顧問。

 

當被問到Circleville市居民的回應時，Chauncey指出貧困和偏遠地區的人們往往誤以為就讀精英大學是“可望不可及“的。他比喻道：”如果讓你到一個根本沒法負擔的加勒比海美麗小島度假，你也會對其嗤之以鼻。”

 

薩斯的槍店和達文波特公共休息室的討論，以及薩斯和昌西截然不同的解讀形成了鮮明對比，顯示出傾向于共和黨的小城鎮居民，與全美高等院校精英之間存在更廣泛的分歧。

 

根據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項研究，截至2017年，58％的共和黨和傾向共和黨的獨立人士認為高等院校對社會具負面影響，而只有36％的人士認為其影響是積極的。僅在短短兩年前的2015年，這些數字卻截然不同：共和黨人中54％的人表示大學對“國家發展事項和模式”具有積極影響，而只有37％的人表示其影響是負面的。

 

就很多美國人而言，對高等教育價值的堅守正在迅速分崩離析，耶魯大學應捫心自問：大學是否失去了公眾的信任？如果真的如此，他們又能如何重獲信任？

 

我們為何落到如此境地？

 

對于高等教育的大力支持并不總是一個黨派問題（partisan issue）。二戰前，很少有人上大學。但這一切都隨著美國《1944年軍人再調整法》（the Servicemen’sReadjustmentAct of 1944），又稱《退伍軍人權利法》（The GI Bill ofRights）而時過境遷。該法案的推出在于幫助二戰退伍軍人適應社會，《退伍軍人權利法》為700多萬海外歸來的軍人提供包括大學或貿易學校學雜費在內的多項資助。

 

到1947年，大學錄取新生中近49%為退伍軍人。昌西認為，《退伍軍人權利法》促進了“全社會對高等教育獲得美好生活至關重要的強烈共識”。上大學成為”全社會的關注點“，高等教育也成為全國性的話題。在此期間，高等教育逐步演進為一個完整的體系，其中社區學院位于較低層次，“大型研究型高?！眲t處于頂層。

 

耶魯大學、哈佛大學、伯克利加州大學和圣母大學等主要研究型大學校長成為全美知名人士 – 甚至成為這個國家的領導者—美國總統渴望將大學校長網羅成自己的內閣成員。當大學校長發表公開演說時（這在當時習以為常），上至政治領導人下至普通美國人均會洗耳恭聽。按照昌西的說法，每當國家成立全國性委員會應對亂局，均有大學校長入選其中為國效力。

 

正是因為大學校長們具有社會資本，政客們很難攻擊大學。昌西說，當美國參議員約瑟夫·麥卡錫（JosephMcCarthy）在上個世紀50年代的紅色恐慌中對所謂“共產主義”學者緊追不放，哈佛和耶魯大學校長通過公開譴責其行為，從而“扼殺”了麥卡錫的職業生涯。

 

然而，在六十年代中期，浪潮開始轉向，全美各地反越戰校園暴力抗議活動愈演愈烈。

 

耶魯大學美國研究院教授兼藝術與文理學院教師委員會主席馬修·雅各布森把對大學抵觸情緒上升回溯至1966年羅納德·里根開始進入全國政治舞臺之時，當時里根痛斥伯克利加州大學那些 “驕縱不敬”的學生、“過激縱容”的教授、和大學本身作為其庇護機構。昌西認為1968年前總統理查德·尼克松的當選成為一個轉折點。按照昌西的說法，尼克松“憎恨”大型研究型學府，而他對自己智商的不安全感體現在對精英教育機構的口出不遜。

 

雖然可以追溯至20世紀60年代，但雅各布森指出，詆毀大學的種種努力在20世紀80年代到達一個高潮，因為保守派開始逐漸退出大學體系并創建與之“平行”的保守智囊團，諸如傳承基金會和美國企業研究所，并通過這些機構保守派對“自由派的大學”百般攻擊。

 

雅各布森認為，過去二十年來對大學的抨擊，更多集中在將大學歸結為“精英特權和被扭曲自由主義的堡壘”，因為保守派指責信奉自由主義的大學生和教授在面對校園抗議時，壓制意識形態的多樣性和言論自由。

 

耶魯大學在2015年成為自由派校園抗議活動的聚焦點。斯利曼住宿學院的前任講師和助理主任埃里卡·克里斯塔基斯發出電子郵件，詢問對于挑釁性的萬圣節服裝強烈反擊是否會對校園文化造成負面影響，以及耶魯一次“只允許白種女性入場”的兄弟會聚會，最終導致耶魯學生對漠視種族問題的普遍抗議。

 

在耶魯學生的訴求中，包括改變卡爾霍恩學院的名字，該學院是根據耶魯大學1804屆校友，前南卡羅拉納州參議員、奴隸制度的忠實擁躉約翰·卡爾霍恩（John Calhoun）命名，以及移除與該住宿學院原名相關的教師榮譽稱號。經過多年的抗議，這些訴求均得以滿足。

 

研究重點是政治哲學史的政治學教授斯蒂文·史密斯（Steven Smith）指出，卡爾霍恩學院易名導致的“紛爭”嚴重有損耶魯聲譽，最終對學術界原本已經激烈的攻擊火上澆油。雖然史密斯本人并不反對卡爾霍恩學院的更名，但他告訴耶魯校報，圍繞易名問題展開的爭論使“耶魯大學看上去倍感脆弱”。

 

2015年萬圣節事件引發關于如何使耶魯大學教師和學生更具包容性的討論。但是，當耶魯大學社區成員開始討論提升教職員工種族和性別多樣性時，保守派更多主張增加校園的意識形態多元化。

 

對于較保守教授的需求源自于人們普遍認為大學及其教師的政治信仰傾向自由主義。去年發表于電子期刊經濟Econ Journal Watch的一項全國性研究顯示，民主黨教授的數量遠超共和黨教授，比例高達12:1。

 

耶魯美國企業研究所教育政策研究主任弗雷德里克·赫斯（Frederick Hess）向校報記者表示，大學將持續面臨揮之不去的敵意。根據赫斯的觀點，“意識形態同質化”的大學教師團體沒有以互相尊重的方式與持不同意見者進行交流，從而使那些對類似耶魯這樣大學世界觀不予認同的學生感到學校環境令人窒息。

 

赫斯指出:“像耶魯這樣的高等學府應確保其教師和博士生展現豐富多樣的體驗，而不間斷的校園論戰將產生全新的活力，確保每個人都具有歸屬感、都能被傾聽，并且都獲得安全感，這些均屬健康現象。但是，贊同當前政治主題才能不自危，并不意味著每個人都具有安全感或其聲音能夠被傾聽。

 

 

上流社會的狂妄小子

 

與其他幾位Circleville居民不同，一位出于隱私不愿披露姓名的中學校長爽快地同意接受采訪。穿著粉紅色的運動衫和扎著整齊的金發馬尾辮，這位校長渾身充滿自信。

 

“我是家族第一個大學生。 從小父母就明確要求我在學業上比他們更進一步。所以學習一直是我們家庭的首要關注點，“她在邊喝咖啡邊說道。

 

這位校長在2016年投票支持特朗普。但她在接受耶魯校報采訪時對大學的自由主義傾向并無微詞。事實上，接受校報采訪的九位Circleville居民中，只有兩位認為對于高等教育消極印象加劇的主要原因在于大學的自由主義傾向。相反，經濟而非政治，是大學與類似Circleville這類社區間造成裂痕的主要原因，大多數受訪者表示。

 

“經濟模式發生了轉變，導致大學甚至更高的學位不再具備吸引力，這些學歷對創建一個可持續性的勞動力隊伍并無幫助，”這位中學校長指出。

 

政治家們也反映出這種情緒。例如，在2016年共和黨總統候選人辯論時，美國參議員馬可·盧比奧爭辯說需要更多的電焊工而不是哲學家，因為，根據盧比奧的說法，電焊工掙的錢比哲學家多。

 

全美大學聯合協會（Association of American Collegesand Universities，耶魯大學是該協會成員之一）主席Lynn Pasquerella表示，很多人開始對大學學位“有助你的生活超越父輩”的觀念失去信心，她將此現象歸結為“高等教育正在脫離美國夢”。

 

也許近年來有關大學學位正在貶值的言論已經引起人們的普遍關注，因為從統計學角度來看，無論教育水準如何，今天的成年人的生活水平已經很難超過其上一代。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拉杰·切蒂（Raj Chetty）教授的一項研究顯示（更多類似研究請參考：哪些大學最嫌貧愛富：全美38所大學家庭收入高居TOP1％的學生人數超過墊底60％的總和），美國夢正在消失。絕對流動率（比父母賺錢更多者所占比例），已從1940年代出生者的約90％下降到1980年代出生者的50％。雖然該趨勢對所有收入水平家庭均有影響，但中產家庭的可見降幅最大。中西部工業地區尤其遭受重創，例如，從1940年代到80年代，俄亥俄州居民掙錢超過父母者比例下降了45個百分點。

 

但統計數據顯示，平均而言，大學學位有助于從事薪酬更高的職業。

 

皮尤研究中心發現，年齡在25至32歲間的千禧一代大學畢業生年均全職收入，比僅有高中文憑的同齡人多出約17,500美元，這個工資差距在上幾代要小得多。受過大學教育的千禧一代失業可能性也明顯較低：3.8％對12.2％。

 

盡管如此，對于很多Circleville居民來說，走入藤校“象牙塔”并獲取其承諾的經濟資助似乎遙不可及。25歲以上Circleville居民，只有15%擁有學士學位，與之對比全國平均水平為33％。

 

Circleville的居民Crisha Webber表示，藤校的教育屬于“上流社會的狂妄小子”。而家族擁有超過100年歷史的Circleville家具店的Jim Mason說，Circleville的家庭沒法負擔送孩子去到像耶魯這樣的大學。

 

他指出：“這里的人都很節儉，他們可不想在什么常春藤學校浪費掉5萬美元?！?/p>

 

運營著家族書店的Lauren Esteph考慮去大學提升自己的寫作技巧。不過最終覺得（上大學本身）似乎不是一個“正確的決定”。

 

Esteph說：“學費是導致我對此有所質疑的原因之一。我有可能獲得獎學金或其他資助，但如果寫作水平一直無法提高，那我不就浪費了這些資源？這可是很多很多錢。我可能一輩子都還不起。“

 

在過去的十年間，耶魯大學致力吸引于更多低收入學生就讀并為此提供財務資助。在中位數收入約40,000美元的Circleville市，大部分家庭都不用為耶魯大學的教育付出哪怕一分錢，因為年收入不足65,000美元的家庭有資格獲得該校全額經濟援助。

 

盡管如此，“更高社會階層”的學生遠遠超過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學生。在耶魯大學，只有16.3％的學生來自收入墊底60％的家庭，卻有18.7％來自收入居前1％家庭。

 

“藤校得離開大泡沫，腳踏實地關注一下像Circleville這樣的地方，”Webber說。

 

而薩斯則堅信大學屬于“自由主義生長的土壤”，學生們不會獨立思考，而是被盲目地灌輸教授傳授的任何東西。如果想重新獲得美國人民的信任和尊重，高等教育機構需要招募意識形態更加多元化的教授群體。

 

不過，Circleville居民，皮卡威縣旅游局執行主任蒂姆·威爾遜認為，將較為保守的聲音引入大學社區的重要性并非出于擔憂大學可能成為“對言論自由的攻擊”或“自由主義生長的土壤”。相反，而是因為他希望縮短耶魯大學這樣的自由主義“象牙塔”與保守的美國中西部地區之間的差距。

 

他指出：“對于美國未來的發展方向，自由主義者和保守派總會為此進行斗爭。我認為其中有些是由于缺乏理解和溝通而造成。你越是把不同意見的人組合在一起，他們就越能解決問題?！?/p>

 

對于接受訪談的大部分Circleville居民來說，填補這一鴻溝的任務落在下一代。他們認為耶魯這樣的精英大學應該做出更多努力從Circleville這類小城鎮和保守地區錄取學生。

 

接受訪談的中學校長認為，盡管小型社區的學校擁有“潛力無可限量的生源”，但他們最后注定會被忽視。

 

Mason則堅信耶魯大學這樣的學校不但無視來自保守小城鎮的申請人，而且這些大學出于對美國偏遠地區傳統生活方式的嗤之以鼻，故意不接受來自這些地區的申請學生。

 

他質疑道：“無論我用紅墨水還是藍墨水書寫申請材料，（結果）是否會有什么區別？ 因為我來自俄亥俄州的玉米地，他們就會把我拒之門外？我想他們很可能會這樣?！?/p>

 

 

到底該解決誰的問題？

 

在過去的20年里，耶魯大學分子、細胞和發育生物學教授瓦萊麗·霍斯利（ValerieHorsley）做夢都想著能回到她祖母的教堂，與會眾討論流感疫苗。由于流感病毒的不斷演變，大部分在場聽眾每年都會接種流感疫苗。但她說，這些教堂參拜者不相信進化論。

 

如今，霍斯利向很多人講解科學對于經濟和個人福祉的價值和效用。但是，這些聽眾中沒有一個來自南方她祖母教堂的會眾。相反，她正在為今年8月舉行的康涅狄格州第17選區的州議員選舉，爭取民主黨人的選票。

 

霍斯利說她不認為大學對于自己的社會價值做出更多溝通，有助于緩解對于學術界的黨派攻擊。她指出這類攻擊是共和黨的“表演舞臺“，其目的在于助長”反智的美國“并以此為基礎”仇視精英“。

 

霍斯利說： “共和黨不想要科學，也不想要教育。他們就希望高居1%的有錢人變得更有錢。任何研究都不會改變他們對大學價值的看法。”

 

對于霍斯利和一些接受訪談的教授和管理人員來說，有關高等教育負面態度的升溫，責任在于共和黨和特朗普政府。不過其他人承認，Circleville居民以及全美各地的其他人認為大學遙不可及這一事實本身，已經構成了耶魯和其他大學有責任解決的實際問題。

 

Pasquerella表示學術界的教育機構長期以來共同創建的“象牙塔”，這是一個脫離平常人關注點，以及“將很多人排除在外的”的地方。在這樣的象牙塔里，教授們業績取決于“在同行評議的期刊發表狹隘而偏技術性的論文”、而不是通過高度影響力的實踐活動為更廣泛的社區服務。

 

盡管如此，接受校報訪談的耶魯教授們并未就如何回擊外界將耶魯及其他大學作為“象牙塔”的負面印象、以及學校應采取的具體行動達成廣泛共識。

 

Circleville居民認為錄用較保守的教授和學生可能有助于扭轉目前對大學的消極態度，上述接受訪談的教授也對此不置可否。

 

雖然史密斯表示耶魯不應根據政治傾向聘用員工，但他敦促學校應優先招聘那些認可傳統價值，尊重歷史和維護多元文化的教師。

 

但是，對于聘用較保守的教授會緩解對學術界的反感，雅各布森表示懷疑。因為共和黨用來貶低大學所使用種種陳詞濫調，與他對校園實際情況的日常觀察毫無相似之處。

 

對于霍斯利而言，教授傾向自由主義不可避免，因為作為學者所接受的嚴格培訓過程，迫使他們與多樣化的人口群體進行更多互動，霍斯利認為這“無法形成保守風格。”她補充道，大學聘請教授應該根據其專業特長，而非意識形態。

 

霍斯利出生在阿拉巴馬州，在亞特蘭大郊外長大。她表示僅從自己的經歷即可得知美國中部地區的學生根本無意到其他地方上大學?；羲估妥x于南卡羅來納州的一所大學，從未考慮申請耶魯或其他東海岸學校。

 

她指出：“這里有很多區域性因素，往往東西兩岸的任何問題都會導致美國其他地區與東西兩岸形同水火，爭權奪利?！?/p>

 

高等教育是公共產品

 

一些教授和管理者認為大學在研究過程中產出的智力資本價值不可低估，對此進行更好地宣傳能夠緩解“象牙塔效應”。

 

當然大學研究結果對美國人日常生活的影響無處不在。但Pasquerella表示大多數人并沒有充分認識到大學，作為高等教育機構，從事的研究領域對經濟、民主乃至個人幸福的貢獻。事實上，她指出他們幾乎沒有意識到大學的研究功能。九位Circleville居民中沒有一人在討論對于大學的態度時提到研究工作。

 

雅各布森說：“我們社會解決的問題寥寥無幾，例如醫療問題，公共衛生問題，軍事問題，技術問題，道德問題，生產和分配問題 ，在大學里接受過培訓的人都對此束手無策。其實你每次服藥時，都得對大學感恩戴德。但大多數美國人根本不會考慮知識的出處，而在一定程度上，也該怪我們自己沒有解釋清楚?！?/p>

 

高等教育作為“公共產品”的概念，正在被潛移默化地視作 “私人物品”，作為上述過程的一部分，Pasquerella指出公眾認為大學是授予學位的地方，這僅有助于榮獲學位者謀取一官半職，而不是作為一項公共產品令社區中每一個人或全社會獲益。

 

根據耶魯大學氣候轉變傳播項目主任Anthony Leiserowitz的說法，耶魯大學可以從無數方面參與到當地，本州，美國乃至全球社區事務。他們僅需要將其作為一個優先事項予以考慮。

 

一些教授已經主動將他們的工作與美國人的日常生活密切關聯。

 

如果霍斯利在州議員選舉中勝出，她能夠到耶魯校門以外倡導和推動高等教育。她表示希望以科學為基礎，推動科技研究及其產業化（如信息技術，科技制造和生物科學）作為支撐本州經濟的有效方式。

 

雖然她認為服務公眾“是自己立足于世的首要工作之一”，但她承認繁忙的工作使她的同事們很難優先與外界進行聯系和溝通?；羲估f：“在辦公室，實驗室和教室埋頭苦干，然后回家，很容易就過去一整天?！?/p>

 

對于打破“象牙塔”形成的障礙，雅各布森的努力更具制度化。他所指導的耶魯公共人文項目，致力于推廣耶魯博物館藏品，紀錄片和數字人文項目，從而將相關的人文討論延展至更多當地和區域性機構及其受眾。雅各布森指出：“無論處于哪個領域，我們的工作都不該如此曲高寡和。”

 

人無完人

 

盡管霍斯利公職競選和雅各布森公共人文項目可能有助于打破“象牙塔”形成的障礙，但這些舉措都是地方性而非全國性。他們沒有跨出新英格蘭地區抵達位于美國中心區域類似Circleville這樣的城鎮，而那里卻是對大學很多誤解和詆毀的根源所在。

 

昌西呼吁大學校長再次出任國家的領導職務，以“代言人”的身份告知公眾耶魯這樣的大學是如何服務于國家利益。

 

今天的大學校長不再是“象征性的國家領導人”，昌西認為校董會甄選校長主要基于其內部行政管理能力和資金籌措能力，而非“與生俱來的領導特質”。他補充道，校長們被學校繁雜的行政事務搞得焦頭爛額，可能根本沒有時間發表演講或撰寫評論文章。

 

但根據政治科學講師，出生在西弗吉尼的Michael Fotos （耶魯1978屆校友）的說法，如果大學希望公眾回心轉意，他們必須深入到美國中部那些服務匱乏的地區，例如Circleville市。他指出，最關鍵的是教育機構、行政管理者和教授都置身于“藍色泡沫”（譯者注：藍色代表共和黨）之外，而這里大家都認定“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的世界觀是理性，公正和普適的”。

 

Fotos表示，擴展給予退伍軍人更多機會就讀大學的計劃是一個良好的開端。耶魯大學也有類似的項目，這有助于耶魯等大學觸及“缺乏機會但聰明過人的學生群體”，進一步提升多樣化。

 

但是所有這些項目，還是無法填補東海岸的耶魯大學與美國中部的Circleville這樣偏遠社區之間存在距離。

 

在槍店里，薩斯長吁了一口氣，將手肘放在手槍玻璃展示柜上。結束了對“象牙塔”中的耶魯大學連篇累牘的抨擊，薩斯的眼睛閃著興奮的光芒，掩蓋著內心的疲憊。

 

他轉過身來，顯然陷入沉思。但他最后評論道：

 

“很多大學生和教授認為自己無懈可擊，不過他們得明白人無完人的道理?！?/p>

 

作者： Adelaide Feibel，編譯：本號，原載：耶魯校報Yale Daily News。版權歸屬：作者/譯者/原載媒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