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載：《學習時報》

來源：鈍角網

在冷戰后的世界上，一提起“霸權”，人們首先甚至惟一想到的是美國。關于“霸權”的定義，國內外已有不少著述論及。根據《現代漢語詞典》的定義，霸權是“在國際關系中以實力操縱或控制別國的行為”。美國的一本權威辭書對霸權（hegemony）的定義是：“領導、權威或影響，常指在聯盟或邦聯中一個國家或政府的政治支配地位（political dominance）”。

通過仔細觀察，可以發現中國人和西方人關于霸權的看法有一些微妙而重要的差別。正如上引詞典所界定的，在中國人眼中，霸權首先是一種“行為”，一種主觀決定的政策，而不是指一種客觀態勢，于是有“稱霸”、“爭霸”的說法。霸權一詞含強烈的貶義，讓人聯想到稱王稱霸、專橫霸道、倚強凌弱的做法。將霸權當作“主義”來推行，就帶有更加嚴重、惡劣的性質。所以，我們常常聲明，無論將來中國如何強大，“中國永遠不稱霸”。中國近代以來長期受到西方霸權的壓迫，從20世紀60年代到80年代還受到蘇聯霸權的威脅，所以對世界政治中的霸權有一種本能的反感。

英文中的hegemony則是源于古希臘語的一個比較深奧的詞，沒有明顯的貶義。它指某個國家、國家集團或政權所處的超群的優勢地位或能力，而不是指一種行為或政策。hegemony有“支配”的含義，但很難體會出“橫行霸道”的味道。一般英文詞典上沒有“霸權主義”（hegemonism）的詞條，西方學術專著也很少使用“霸權主義”這個概念。所謂“霸權國”或“霸主”（hegemon), 亦是一個中性詞，指“有能力確保管理國家關系的原則、并愿意這樣做的國家”。因此，對于美國被別的國家稱為霸權國，一般美國人并不敏感。

美國學者約瑟夫·奈在其近著《美國實力的悖論》中談到：“‘霸權’是俄羅斯、中國、中東、法國和一些其他國家的政治領導人不時使用的一個責罵用詞。在美國的軟實力影響大的國家里，這個詞不經常使用，使用中也沒有那么多的貶義。如果霸權意味著有能力強行制訂或者至少支配國際關系中所使用的規則和安排的話，那么今天的美國很難說是霸主。……如果更謹慎一點，把霸權界定為一個國家比其他國家擁有多得多的資源及能力的一種局面，那么它僅僅表示美國的優勢，而并非一定表示支配和控制。”奈在這里也說“霸權”不一定是貶義。他也把霸權描述為一種能力或地位，而不是一種愿望或政策。

本文將“霸權地位”同“霸權主義”加以概念上的區分，前者指一種能力和客觀局面，后者指使用強權脅迫及其他損害他國權益的手段追求霸權、維持霸權的指導思想、行為和政策。霸權地位和霸權主義主要是相輔相成的關系：有了霸權地位就有能力推行霸權主義政策，而霸權主義能夠加強霸權地位。但是，兩者之間又可能產生不協調，比如過度推行霸權主義的擴張政策會危及本國的霸權地位；某個國家霸權地位在衰落的過程中，其霸權主義卻有可能更為囂張。

今天美國的全球霸權地位，是許多國內外因素合力的產物，包括“天賦”的地理位置和自然資源，以及歷史機遇。例如，沒有蘇聯的消亡，就沒有美國“獨霸”的機會（當然，美國的所作所為也促進了蘇聯的消亡）。但在諸多國內外因素中，美國自身的強盛是第一位的。同理，美國的霸權主義行為、政策和思想，也是多重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也應當從美國國內尋找。然而在我們對美國霸權的研究中，最薄弱的環節恰恰在于美國霸權主義的國內根源。本文僅就美國霸權主義的國內思想基礎、制度基礎和所受到的國內制約，發表幾點不成熟的看法。

美國社會的開放、多元和言論自由是毋庸置疑的。這也正是美國人引以為自豪而許多其他國家的人向往美國之處。但是，“開放”、“多元化”、“言論自由”等等，本身就是帶有強烈美國意識形態色彩的觀念。當然，這些觀念的根源應追溯到歐洲。但美國人又會說，他們的許多祖先是因為在歐洲和其他地方受到不開放、不寬容的宗教迫害而遷居到北美去的，是在美國享受到更大自由的。美國人向來鄙視歐洲殘存的封建傳統，“把歐洲戰亂頻仍歸咎于否定自由及人性尊嚴的政治體制當道。”

自由、民主、公民權利、三權分立、政教分離、以私有財產不可侵犯為基礎的市場經濟、憲法至高無上的法治等等，都是美國社會的成員一致接受并且不容挑戰的原則。這些傳統的自由主義原則在美國的歷史進程中早已融為一體，不可分割。例如，美國人都認為沒有個人自由和私有制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私有財產得不到保護的市場經濟不是真正的市場經濟。美國思想家、理論家、政治家所爭論的，不外乎如何解釋和實踐這些原則。在美國，自由主義同保守主義之爭構成政治思想斗爭的主線。但是，“即使是傳統的保守主義，他們所要保守的也是自由的傳統。他們所要保守的也就是形成于英國、光大于美國，從盎格魯—薩克遜到美利堅一脈相承并擴展整個世界的自由主義大傳統。”在美國政治光譜中左端的激進派，則主張以激進的方式實現極端化了的自由主義原則。激進的左派以批評美國政府、國會、資本家集團為己任，但其思想武器仍舊是美國意識形態的一個核心原則，即政府是為人民設立的，個人的權利高于國家的權力，因而美國人民有理由批評以至推翻自己所不信任的政府。這樣，在美國人當中，連極右派和極左派也仍然有許多共同奉為圭臬的原則，互相攻擊對方違反了這些原則。美國的政治主流一般都在溫和的保守派和溫和的自由派之間徘徊，以爭取最大范圍的政治共識。不管是標榜自由主義的民主黨還是提倡保守主義的共和黨，其意識形態的基本原則依然是相同的。

簡單地說，將美國人凝聚在一起的傳統核心觀念是“自由”，是一種個人權利觀。所有美國政治派別，都以“自由”為自己的旗幟，無一例外。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概括的“四大自由”（言論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匱乏的自由、免于恐懼的自由）成為家喻戶曉的經典表述。二十世紀末的一項民意調查問道：“你作為美國人最感到驕傲的是什么？”69%的人回答說：“自由”。如果單就意識形態來說，美國國內沒有通常意義上的“政治反對派”或“持不同政見者”。

這套以“自由”為核心的意識形態是美國的立國之本，通過《獨立宣言》、《美國憲法》、《權利法案》（憲法前十條修正案）、《聯邦黨人文集》等經典著作化為文本。華盛頓、林肯等早期政治家的言行，聯邦最高法院的一些判例，直到當代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的著名演講詞（“我有一個夢”），美國總統的演說、聲明、國情咨文，都在體現、補充和強化這套意識形態。毫不夸張地說，沒有這一立國之本，就沒有美國，更沒有當今美國賴以稱霸世界的實力地位。

美國人的宗教信仰同美國意識形態不斷地相互強化。美國外交中特有的理想主義同現實主義的結合，“孤立主義”同擴張主義的交替，“美國例外論”和美國人的“天定命運觀”，都構成美國推行霸權政策的基礎，國內學者對此著述甚豐，無須贅述。我在這里想強調的是，就其扎根于美國社會的深度而言，就其文本和其他體現形式的廣度而言，就其歷史生命力和世界影響而言，美國意識形態都超過歷史上其他霸權國的思想基礎。在沙皇的專制統治下，“俄羅斯的政策是用種種陰謀手段支持新發明的泛斯拉夫主義理論”，激起了國內外其他民族的激烈反抗。法西斯德國的種族優越論只能在德意志民族中產生共鳴；日本稱霸時期的“東亞共榮”論在日本以外的任何地區皆缺乏號召力；蘇聯霸權主義最終在國家內部的種種弊端、意識形態同現實生活的脫離、持不同政見者的反叛等諸多因素的作用下無法維持。相比之下，美國意識形態卻能夠適應新形勢，補充新觀念，而且萬變不離其宗。

意識形態的簡單化使美國人不容易在國際事務中“換位思考”，甚至很難理解其他國家的復雜國情。法國哲學家托克維爾早就發現，美國人雖然大談個人權利，他們的思想其實非常單調乏味，鮮見有真正獨立頭腦的人。作為美國人鄰居的加拿大人，對美國意識形態的簡單化也感到難以理解。加拿大學者沙卡文·伯科維奇評論道，美國人生活在一個自己制造出來的神話當中，它“是一個由一致的意識形態聯結在一起的、多元的、講究實際的民族……，（它有）數以百計的派別，雖然彼此之間毫不相同，卻都在執行著同一使命。”美國人眼中的世界一直就是兩個：以美國為代表的“自由世界”和以美國的敵人為代表的“邪惡”世界。美國的使命就是“捍衛自由世界”和“消滅邪惡勢力”，灰色地帶是不存在的。

從美國國內的思想論爭來看，內容不可謂不豐富。但是，當通過美國人的意識形態透鏡來觀察外部世界時，視角又不可謂不簡單。例如，墮胎問題是當代美國重要的政治議題，以強調胎兒生命權的“重生命”者為一方，以強調婦女選擇權的“重選擇”者為另一方，論點相當復雜，爭斗十分激烈，成為總統和國會選舉中政治家必須表態的問題，甚至提到“關系到國家興衰”的高度。但是，當涉及對中國計劃生育政策的態度時，爭論雙方卻一致加以反對，因為無論是婦女選擇權還是胎兒生命權，都是個人權利問題，同中國實行計劃生育政策的道理找不到適當的共同點。由于美國社會精英在意識形態上的高度一致，沒有任何有影響的政治派別會為本·拉登的恐怖主義活動擊掌叫好，會理解和支持朝鮮發展核武器，會贊賞米洛舍維奇對科索沃的政策，會哀嘆蘇聯社會主義制度的消亡，會贊成中國大陸使用武力解決臺灣問題。

任何一個國家的對內政策和對外政策都出自同一個社會根源，同一種歷史傳統。美國的對內民主和對外霸道表面上十分矛盾，實則有多重的內在聯系，相輔相成。美國外交學者米德指出，美國的外交政策和國內政策出自同一個國內民主過程。他說：“傳統觀點認為，民主社會不適合于在外交政策上取得成功。恰恰相反，美國外交過程的混亂，尤其是由于它植根于民主社會，長期以來總體上是有益的。”美國的對內民主給它在世界上的霸權行為提供了有力支持，而它的某些霸權行為又給它的國內民主增添了越來越多的新內容。

國會議員不是政府官員，因此在批評外國政府、指點外部事務中很少顧忌，基本不受外交口徑的約束。國會通過許多外交方面的法案和議案，如損害中國主權的《臺灣關系法》、充滿霸權主義色彩的《赫爾姆斯—伯頓法》和《達馬托法》，向外部世界施加美國政府難以施加的壓力。有些國會決議對本國行政當局沒有約束力，卻有損外國的形象和利益。美國國會議員參與外交活動，發揮了政府官員難以發揮的某些作用。這是美國民主可以支持其對外霸權的又一個方面。

美國通過各種類型的民意調查，顯示公眾對國際事務的傾向和看法。為數眾多、政治傾向各異的教育和研究機構、慈善基金會、思想庫、非政府組織、宗教團體都對國際問題感興趣，愿意參與對外關系。跨國公司和財團更在海外有巨大的利益。雖然美國內部的利益集團和政治派別在外交事務方面的分歧明顯，但總體上看戰略目標一致，合力大于分力，分歧點僅在于達到戰略目標的方式、手段和步驟。

對于美國普通公眾和一般團體來說，由于對外部世界的直接聯系和了解不多，信息來源局限于本國媒體和政府聲明，加上美國媒體在全球信息傳播中所處的壟斷地位，多數人很容易做出支持美國外交政策的判斷。即使在專業性很強、對外部世界了解相當深的思想庫和大學里，對國際事務的判斷標準也大同小異。例如，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之前，美國國內的反戰情緒一度高漲，但多項民意調查顯示，支持發動這場戰爭的人數一直居多。即使在反戰的人群中，也不會出現同情薩達姆·侯賽因的輿論。

這種在觀察外部世界方面的輿論一律，使美國的霸權政策很容易被國內民主程序所認可。同國會議員一樣，許多美國的非政府組織、前政要、外交智囊、軍人、學者、教授、科學技術專家、商人、新聞媒體工作者以至普通公民，都會自覺地為本國的外交政策和國家利益辯護，從而加大了美國的外交活動范圍。在美國同非西方國家的雙邊關系中，經常出現一個社會對付一個政府的局面，即在美國方面是政府、國會、媒體、民間團體、商界、學者多管齊下、軟硬兼施，而對方是政府的單一渠道、同一種聲音。這樣，美國國內的多元化就可以成為施行霸權政策的一個工具和借口。例如，當中國人指出美國向臺灣出售武器是違背國際準則的霸權行徑時，美國人會振振有辭地辯解說，此項政策也許有不合理之處，但它是以《臺灣關系法》為基礎的，得到美國國會和輿論支持的。如果中國要改變美國此項政策，必須先說服美國公眾和國會議員。

當代美國新保守派思想家布魯姆指出，美國民主同時又是一種多數人的專制（tyranny of the majority）。他說：

除非反對派的意見確實有堅實的基礎，大多數人的意見總是占上風。這就是真正危險的多數人專制的形式。它不是積極迫害少數人的那種專制，而是粉碎了內心反抗意志的那種專制，因為反主流原則的夠水平的資源不存在，更高的正確性也不存在。只有多數派存在，多數人的決定是惟一的裁決。這種專制的可怕不在于其權力，而在于其貌似正義。……

在理性的政體中，由于缺乏原有意義上的、基于原則或者公正信念的階級，理性越發一覽無余。對于最根本的政治原則，人們有一個基本共識，于是對這些原則的懷疑就失去了立足之地。在貴族政體中，還有一個平民黨，但是在民主政體中沒有貴族黨。這意味著反叛主導原則的人們既得不到保護，也得不到尊敬。……

思想的自由不僅要求（或者說甚至不特別要求）解除法律的禁錮，而且要求替代性觀念的存在。最成功的專制不是那種用武力來保證一致性的暴政，而是讓人們不知道還存在著其他的可能性，不能想像別的道路也能走通，不了解天外有天。賦予一個人以自由之身的，并非感情或者義務，而是思想，有理性的思想。感情基本上是約定俗成的。真正的差異是思想和基本原則的差異。民主里的很多因素導致了對差異認識的否定。

美國國內在對外關系方面的“民主輿論”，通過上個世紀的反法西斯戰爭、冷戰和本世紀初的反恐戰爭，已經形成一種“多數人的專制”，一種布魯姆所說的“真正危險”而又“最成功的專制”。它使美國人對世界事務的認知在共同利益和共同價值觀的基礎上趨于一致，排斥國內外真正的不同意見。這就給美國領導集團和政治精英授予了一把“可怕而貌似正義的”軟刀子，讓他們能夠以表面上十分理性而實質上常常是非理性的方式，通過國內民主使國家的“軟實力”在國內實現最大化，使美國在國際上形成一個強大而統一的意志（特別是對比作為整體的歐盟和一些在國內缺乏意識形態一致性的國家而言）。人口僅占世界總人口4.6%的美國，之所以能夠在世界上如此霸道，其基于共同價值觀的國內民主發揮了重要作用。一句話，美國的霸權思想深深扎根于國內民主的土壤之中。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有色人種和少數族裔對保衛美國起到了巨大作用，種族主義開始不攻自破。冷戰初期，出于國家安全和意識形態的需要，杜魯門政府取消了美國軍隊中的種族隔離制度。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的美國民權運動中，馬丁·路德·金援引《美國憲法》和《獨立宣言》的人權原則，證明“人人生而平等”對白人和黑人同樣適用。其后美國社會的發展變化，特別是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大批新移民的涌入，對美國民主的形態和政治凝聚力產生了深遠影響。雖然事實上的種族歧視遠遠沒有銷聲匿跡，但種族主義在美國政治中已經臭名昭著。族際平等、膚色平等、男女平等，成為社會必須遵守的“政治正確性”。

在全球化的沖擊下，在大批新移民進入美國的時代，一個缺乏共同文化、共同種族、共同宗教的“美利堅民族”的根基是什么？依靠什么來凝聚？美國歷史學家小阿瑟·施萊辛格的解釋是：美國比過去任何一個歷史時期都更需要民主、自由、人權這些信念來支撐。從這個角度來看，美國的外交政策也需要更多地體現這些“美國理想”，因為外交畢竟是為國內政治服務的。在外交中更多地表現美國意識形態和“民主訴求”，對其他國家而言則意味著外交中更強烈的霸權色彩。

美國民主中的多元化趨勢，已經明顯地表現在對外關系中。從一定程度上說，是美國對古巴實行霸權政策，才帶來了古巴難民外逃，古巴血統的美國人才可能急劇增加到現在的130多萬。同時，這些美籍古巴人對佛羅里達等州的地方政治，對美國對古巴的政策，都產生了較大影響，強化了美國對卡斯特羅領導的古巴政府的敵視態度。越南戰爭的后果之一，是越南統一前后大批越南南方人移民到美國。現居住在美國的越南移民已經超過了100萬。亞太血統的美國人現有總數達1250萬以上。在美國的外交系統、軍隊系統、情報系統和跨國公司中，少數族裔和非白人所占的比例大大高于他們在全國人口中所占的比例。這些涉外系統雇用美籍亞洲人去擔任同亞洲各國相聯系的工作；用美籍拉美移民去加強同拉美各國的聯系；用美籍伊朗人、美籍阿拉伯人去收集有關中東地區的情報，從事反恐斗爭；在駐韓美軍中利用有韓國血統的官兵同韓國人溝通……。同時，美國政府很少擔心這些少數族裔的美國人會被同他們有血緣關系的國家利用來對美國策反。這是美國外交在心理和手段上的重要優勢。在人才的使用上，美國能夠不拘一格。出生在德國的猶太人基辛格，出生在波蘭的布熱津斯基，出生在捷克、成為美國有史以來官階最高的女性的奧爾布賴特，父母來自牙買加、本人出生在紐約黑人區的鮑威爾，都是美國多元化在外交上的代表。對他們的重用，不僅為美國在國際上的霸權添磚加瓦，也有利于加強國內少數族裔的向心力。

少數族裔在美國社會中所占數量、比例和政治影響的增加，一方面對社會凝聚力和美國的白人文化傳統形成了挑戰，另一方面也加強了美國對外部世界的關注。近幾十年來進入美國的新移民，特別是其中的政治活躍分子，增加了美國對外擴張和“人權干預”的動力。在美國定居的外國人和新移民中的政治活躍分子，通常是原來國家內部的反對派，不少人以受本國迫害為由，想通過他們的“新祖國”去實現在故土沒有條件實現的目標，力爭在美國長期居住并發揮影響。出于種種原因，他們往往比土生土長的美國人更加積極地要求美國加強對外干涉的力度。可以說，對外國內政的干涉符合這部分美國公民的“民主要求”。

冷戰結束后的世界政治中，民族宗教問題十分突出，對日益多元化的美國社會也構成重大挑戰。 克林頓在他1993年的就職演說中強調：“現在內政與外交之間已不再有明確的界限。”這一點在民族宗教問題上表現得尤為明顯。9·11事件對美國的一個警示，就是世界范圍的民族宗教問題，特別是伊斯蘭的激進思想和勢力，如果任其發展，將嚴重影響美國的國內穩定和團結。9·11把世界范圍內“文明的沖突”進一步延伸到美國國內，加劇了政治主流同種族、宗教、文化多元的矛盾，加劇了社會控制同公民權利的矛盾，加劇了開放的移民政策同排外情緒的矛盾。緩和這些國內矛盾的方法之一，就是以反恐為旗幟，打擊國際上的伊斯蘭激進勢力和“邪惡國家”，鞏固美國的世界霸權。

在國際上反恐和在國內緩和內部矛盾的這種微妙關系，對美國領導集團來說是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9·11之后，美國領導人反復強調，恐怖襲擊的原因同美國的中東政策無關，也不是“文明的沖突”。他們對9·11的解釋，是美國代表著自由、民主、人權、寬容的理想，因而遭到國際恐怖主義組織及其支持者和同情者（“邪惡國家”）的嫉恨；后者代表的是專制，是偏狹和仇恨，是對人類尊嚴、自由和生命的藐視。把9·11視為對美國民主制度和理想的攻擊，為美國人所普遍接受。在9·11當天發表的演說中，布什總統就說：“美國成為攻擊目標，是因為我們是在世界上代表自由和機會的最明亮的燈塔。”在9·11之后兩個月，布什在穆斯林齋月前夕發表講話，對美國和全世界的穆斯林致以“熱烈的問候”，稱頌伊斯蘭教“教導人們仁愛、憐憫與和平”，“它是美國增長最快的宗教之一，現在美國已有幾百萬信眾”，并宣揚美國正在通過人道主義援助，重建阿富汗。12月13日，布什又向穆斯林祝賀伊斯蘭新年。這些姿態，旨在表示美國的“兼容并包”和“仁慈”，企圖把外部世界對美國霸權的不滿和反抗，統統歸入“反自由、反民主”的行列，從而加強國內凝聚力。

縱觀歷史，可以看到一個不變的美國信條，即深信“國家的偉大有賴于為自由而創造安全的世界。”隨著國內的社會變化，特別是種族、宗教、文化多元化和民主外延的擴大，美國霸權的社會和宗教基礎逐漸從白人種族主義和基督新教的“天定命運觀”過渡到自由、民主和人權的“普適價值觀”。布什總統在2002年美國獨立日的演講中說，今天“沒有美國種族，只有美國信念。”（“There is no American race; there’s only an American creed.”）如果美國以自由主義為核心的意識形態為其霸權行為提供了思想基礎的話，民主則為其霸權行為提供了制度基礎，使美國人在國家的旗號下團結對外。可以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美國霸權思想的膨脹，是同美國民主的逐漸擴大和多元化趨勢的增強同步發展、相互促進的。正如王希所論證的，在美國政治文化的影響下，“國家不再僅被視為一種具有強制性和壓迫性的權力機制，而更多地被視為是一種意識形態，一種價值體系，一種經濟利益的汲取和分配制度。當國家成為了公民利益的絕對基礎時，維護國家利益便成為公民的愿望與義務。

美國的民族主義是和美利堅民族的形成相關的。由于美國人不是來源于同一種族、文化或宗教，共同的政治價值觀（即上文所說的意識形態）便成為美國民族主義的主體。華裔美國學者裴敏欣在一篇專門論述美國民族主義的文章中指出，美國民族主義的首要特征就是它基于政治上的理想，而非文化或種族上的理想。裴敏欣的文章還揭示了美國民族主義的另外一些特征，如美國的民族自豪感來源于美國的物質力量、科技成就和全球影響；愛國主義由民間自發推動而不是由政府來促進；美國民族主義是勝利訴求，樂觀地向前看，而不是像絕大多數的民族那樣是悲情訴求，倒回去看歷史，因而美國人對悲情訴求的民族主義甚少同情。這些都是很精辟的歸納。在這里我還想做一些引申。

美國人的自豪感不僅表現在為本國的稱頌和辯護上，還表現在對本國的批評上。一些美國思想家和學者對美國政府和美國政策的批評，對其歷史的反思，對種族歧視和其他社會弊病的揭露，其尖銳、深刻的程度甚至超過外國人對美國的批評。美國不少文藝影視作品把美國國會議員甚至總統作為反面人物來刻畫。但是，當代美國人卻幾乎從不以任何外國為榜樣，或者認為美國人的丑惡行為超過其他國家。換句話說，他們看到了美國的惡，但看不到有比美國更好的國家。他們更不會因為批評美國而站在美國的敵人一邊。著名的美國左派思想家諾姆·喬姆斯基在9·11之后強烈譴責美國自己的恐怖主義行為，但同時指出：“（本·拉登）這伙人在以往的二十年里殘酷傷害當地窮苦和被壓迫的人民。恐怖分子從不把人民放在眼里。”伊拉克戰爭之前訪問中國的一位美國學者，表示對這場即將到來的戰爭持強烈的反對態度。但他又說，一旦戰爭爆發，他會盼望美國速戰速決，減少美軍傷亡。尖刻地揭露和批判“美利堅帝國”外交的學者查默斯·約翰遜寫道，冷戰時期蘇聯在東歐建立衛星國，其實美國在亞洲所做的也是建立自己的衛星國；現在“美國官員和媒體總是說伊拉克和北朝鮮等國家是‘無賴國家’，但我們必須問問美國自己是否已經成了一個無賴超級大國。”無論如何，約翰遜并沒有說、也不會說美國的行為比蘇聯、伊拉克和朝鮮更惡劣。

美國的民族主義確實是由民間自發推動而不是政府促進的，美國也很少有形式上的官方媒體或“御用文人”，這是美國人很引以為自豪的。美國媒體如果想讓公眾懷疑外國（特別是它們眼中的專制國家）媒體報道的準確性，只須說“這是該國官方媒體說的”。這是美國公眾對其他國家的民族主義和反美情緒很難同情或理解的重要原因。此外，同歐洲等地的人相比，有出國旅行和在國外生活經歷的美國人在總人口中的比例很低。今天美國的社會精英絕大部分出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長期生活在國內穩定和衣食無憂的環境下（享有“免于恐懼和匱乏的自由”）。所謂“飽漢不知餓漢饑”，他們難以想像、更難以接受其他國家尤其是窮國人民的思想和生活方式。

美國是個外向的民族。美國人不諱言私利，而且認為私利同公利未必是矛盾的。美國人對于自己在外交上追求私利的目標和自以為是，也很少加以掩飾。1998年2月，時任國務卿的奧爾布賴特在為美國向伊拉克發射巡航導彈的行動辯護時說：“如果我們不得不使用武力，那是因為我們是美國。我們是不可缺少的國家。我們站得高，看得遠。”短短幾句話，充分表現了美國人的一種心態，包含著一種邏輯。這個邏輯就是：美國像市場經濟中的一個企業那樣，向世界提供著某種公共產品（穩定、經濟增長等等）。一個大企業的動機是為自己創造利潤，但它納稅，提供公共產品，客觀上有利于社會。同理，美國的動機當然是自私自利的，但別的國家都需要美國，因此它在為世界提供公共產品；美國為自己做的越多，對世界貢獻越大，它的利己就是利人。關于企業和社會的關系，里根總統的一位密友和謀士、大企業家賈斯廷·達特說過：“我從來不尋求一個要造福于人類的企業。我覺得，一個企業如果雇用了很多人，賺了很多錢，它事實上就在造福于人類。我們做的每一件事都包含著貪婪，我覺得這沒有什么錯。”奧爾布賴特和達特的話代表著美國人對企業利益、國家利益的認識，他們坦言一己私利，而沒有感到在道德上有什么缺陷。

美國人為什么不能用像他們的國內政治那樣一種民主、平等、溫和的方式來維護他們在國際上的權益，而往往要訴諸強權乃至暴力呢？這個問題也可以在美國人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中得到一些解釋。

美國自由民主的思想基礎是個人主義。美國人從小受到的個人主義思想灌輸，推崇的是依靠個人奮斗，在激烈無情的社會競爭中取勝，取得安全感和成就感，成為本行業的先鋒和領袖。同歐洲發達國家和日本相比，美國的自由放任經濟思想更加強調個人和企業的自力更生，而不是依賴政府和社會保障，強調個人利益是社會進步和經濟增長的推動力，讓人們按照自己的自然天性去自由競爭，實現人力和物力的最佳配置。美國學校鼓勵個人與眾不同的表現，培養領導才能。這種社會習俗和思維同中國社會中那種依靠家庭、集體和組織來解決個人問題的行為方式，那種把一切個人成就歸功于集體、歸功于領導的思維習慣，是截然相反的。美國人以具備領導才能為驕傲，到處都搞競選和“競爭上崗”，在國際上當然也會以“舍我其誰”的態度去爭“領導地位”，而不會像在滲透了儒家文化的社會里那樣，擔心“槍打出頭鳥”。

在美國早期的歷史中，法制不健全，邊疆無限大，社會鼓勵的是一種挑戰權貴、尚武斗狠、見義勇為的孤膽英雄。將這種西部牛仔精神搬到以缺乏權威和法制、競爭激烈、無政府狀態為特征的國際舞臺上，就產生了美國式的霸道和領袖欲。一位美國社會學家在冷戰時期就指出：“一個美國人終其一生而追求某種安全感，而他對個人主義的不可割舍又使這種安全感可望而不可即。美國民族就像美國個人一樣，在物質、社會和道德方面都做出自我破壞來追求某種安全感，但卻永遠無法獲得它，因為美國不是試圖通過平等與合作來贏得安全，而是試圖獲取優勢并將自己的意志強加于世界許多地區。”如果此言不謬，那么今天美國外交上的單邊主義，軍事上追求絕對優勢的理念，就是美國式“個人英雄主義”靈魂深處所固有的特征在國際舞臺上的自然表現。

關于美國人通過戰爭來實現個人夢想的傳統，另一位美國學者羅伯遜這樣寫道：美利堅民族今天常常被看成一個大寫的個人。個人的品質、美德和理想歸屬于國家。美國人仍然講著美利堅民族的故事，仍然相信美利堅國家的團結、偉大目標和最終命運。這些故事的主題常常是有組織的大規模行動，常常是體現了民族主義和自由理想的戰爭。美國的戰爭是革命，是具有世界規模的內戰。那些戰爭的目標是自由，是摧毀奴隸制（無論其形式如何）和實現個人和國家的獨立。在美國神話中，戰爭表現了這樣的信念：只要團結起來，組織起來，心甘情愿地為所向往的目標貢獻自己的一切人力和物力，美國人就能做到想做的一切，能夠締造諸多國家或重建諸多社會，能夠加速進步，給世界帶去自由和民主。

羅伯遜這段話寫于1986年。此后美國從海灣戰爭一直打到伊拉克戰爭，續寫著它的戰爭神話，其模式、理由、目標和國內動員方式與羅伯遜的描述如出一轍，都是“正義戰勝邪惡”，要求敵人徹底投降。正如美國社會學家李普塞特所指出的，“與其他國家不同，我們很少認為自己只是在捍衛本國的利益。由于每一場戰爭都是善與惡的較量，因此惟一可接受的結局就是敵人‘無條件投降’”。

那么，在美國的政治、社會和文化傳統中，是否有一種支持其對外霸權行為的暴力傾向？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必須十分謹慎，因為每種文化、每個民族都兼有和平與暴力兩方面的傳統，很難說美利堅民族要比其他民族更崇尚暴力。但是，幾十年來美國頻繁發動對外戰爭，卻不斷在宣傳美國比別的國家更愛好和平，無論如何是具有諷刺意味的。美國學者米德在解釋美國外交何以取得成功的近著中探討了美國的“好戰傾向”（warlike disposition）。他說，“人們常說美國人民比他們的西歐盟友更信奉宗教。但同樣正確的是，他們也更加具有軍事傾向。”關于美國社會的暴力傳統，美國歷史學家施萊辛格的話也很有啟發：

我們總自以為是一個溫和的、寬容的、仁慈的民族，一個受法治而不是君主統治的民族。……然而，這決不是我們傳統中惟一的氣質。因為我們一直是一個崇尚暴力的民族。看不到這一點，我們就不能正視我們國家的現實。我們必須承認，我們的身體內有一種破壞性的欲望。它源于我們歷史上社會制度中的黑暗和緊張關系。畢竟，我們從一開始就屠殺印地安人并奴役黑人。毫無疑問，過去我們做這些事情時，手持《圣經》和禱告書，但是，沒有人能像我們意識到自己國家的使命。在它的深處，在它的傳統中、社會體制中、條件反射中和靈魂中，深深地埋藏著一種暴力傾向。……我們無法逃避這樣的指責：我們的確是一個可怕的民族，因為在這10年間我們殺死了3位在世界上代表美國理想主義的杰出領導人（引者按：指肯尼迪兄弟和馬丁·路德·金）。

我們是一個可怕的民族，因為我們在過去3年來一直在從事一場與我們國家的安全和利益沒有關系的戰爭來毀滅另一半球的一個弱小國家（按：越南戰爭）。

我們是一個可怕的民族，因為世界上許多人懷疑對美國最真誠的朋友和學者丹尼斯·布羅根（按：英國學者）先生的結論中有其內在的聯系：“在國內兇殺成性的國家又是世界上第一個、也是惟一的一個投擲原子彈的國家。我們能肯定這是偶然的嗎？”

我們是一個最可怕的民族，因為我們在國內和國外的各種暴行到現在還沒有喚醒我們的政治家的良知，或者削弱我們在道德上自以為始終準確無誤的超然信念。

美國政治中的權力制衡、輿論監督、公眾參與，也給美國的對外行為和政策選擇劃定了幾個界限。

第一個是權力和權威的限制。總統雖然在外交上享有所謂“帝王般的權力”，但在發動大規模戰爭、國防預算、軍事戰略、外交大政方針等許多方面，仍然要受到國會和國家安全委員會、國務院、國防部等行政機構的制約，無法獨斷專行，完全按照個人的意志和政治利益決策。從整體來說美國的外交決策服務于其國家的長遠利益，而不會像希特勒德國或薩達姆統治下的伊拉克的對外政策那樣，走向極端的狂熱、短視和非理性。

20世紀70年代初的越南戰爭后期，美國的對外政策走到了本國歷史上狂熱、短視和非理性的頂點。至少上百萬越南人和五萬多美國人直接死于這場戰爭。

1973年美國被迫從越南撤軍，最后導致給美國帶來巨大民族恥辱的失敗。越南戰爭的結束固然主要是國際因素的作用，但在美國民權運動背景下的人民反戰運動，也是約翰遜總統宣布不競選連任、尼克松政府決定撤軍的重要原因。尼克松曾經哀嘆道：“越南戰爭不是在越南的戰場上輸掉的。它是在國會大廳中、在大報和電視網的編輯室里、在杰出大學的課堂上輸掉的。”的確，當時尼克松雖然還有權力繼續進行這場戰爭，但已經失去這樣做的政治基礎和道義權威了。

其次是程序的限制。同歷史上的霸權國家相比，美國外交決策的透明度較高，可預測性也較強。2002年9月出臺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提出了“先發制人”的戰略思想，激起了許多國家的強烈批評。但是，如果美國決定對其他國家發動先發制人的進攻，會在一段時間對該國進行公開的軍事威脅，利用危機，設定雙方讓步的底線，大造國內外輿論，與盟國磋商，而不會采取法西斯德國進攻波蘭、日本偷襲珍珠港、蘇聯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1979年入侵阿富汗那種突然襲擊的方式。這并不說明美國霸權的“善意”，而是說明美國決策過程的復雜會給其他國家提供應對危機、影響美國決策的機會，而不至于讓局面完全失控。

第三是道義的限制。由于政治、文化、宗教上的多元，美國政府無法壟斷道德資源，不能自稱是道義上的最終評判者。正像越南戰爭的結局所說明的，霸權的極端不義之舉終究會在美國國內失去道義支持。當美國的外交孤立、戰爭的持久和慘烈、無數的生靈涂炭、美國扶植的南越政權的腐敗無能、越南人民的英勇抗擊……，一切都活生生地擺在美國公眾面前時，所有為戰爭所做的辯解和動員都已無濟于事。此后，美國人在對外軍事干涉方面時，都會被越南戰爭的陰影所籠罩，不得不給戰爭持續的時間、美軍傷亡、對方的平民傷亡等等劃出一條底線。

第四是信息傳播的制約作用。雖然美國政府在冷戰后的海外軍事行動中竭力對新聞媒體加以控制，特別是9·11之后美國在對外關系中的輿論一律現象更為突出，但在全球化時代，信息畢竟是封鎖不住的。伊拉克戰爭前后世界性的反戰、反美輿論和示威游行，在美國的媒體、思想庫和民意調查機構中，引起了相當大的震動。1970年，在國外出生的美國人占美國總人口的4.7%，2000年這一比例已高達10.4%，即2837.9萬的美國人是在國外出生的，相當于法國人口的一半，接近加拿大的人口。就此看來，盡管同其他發達國家相比，美國人出國的比例不高，但可以用來了解外國的國內人力資源非常豐富，國際信息十分發達。

對美國霸權行為的思想基礎的探討，同挖掘美國霸權主義的經濟動機、戰略利益動機和國內政治動機并不矛盾，而是相互補充的。我想強調的是，“經濟是政治的基礎，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的簡單邏輯，不能為美國的國際行為提供完整的解釋。美國霸權行為的重要特征，正在于美國作為一個民族有一種近乎宗教式的非理性的沖動。美國物質力量的強大、科學技術的進步，部分來源于這種沖動。這種非理性的沖動同時也造就了美國的全球擴張，以及外部世界對美國的反抗、反感和迷惑。人們可以用石油等經濟因素來部分地解釋美國1991年發動的海灣戰爭和2003年發動的伊拉克戰爭。而用經濟因素來解釋科索沃戰爭就很牽強。阿富汗戰爭、越南戰爭、朝鮮戰爭等等，都離不開某種地緣政治的考慮，卻都與經濟動機掛不上鉤。但是，上述戰爭無一不同美國的價值觀有關。

最后回到本文開篇提到的霸權地位同霸權思想、霸權行為的區別上來。自從冷戰走向尾聲，我們一直期待著美國霸權地位的衰落和多極化時代的到來，而事實情況是美國全球霸權地位鞏固的形勢逐漸明朗，我們對多極化的表述則從90年代中期的“加速發展”變成今天的“在曲折中發展”。歷史進程說明，特定形態的國際格局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蘇聯的迅速解體和消失出乎人們的想像，美國霸權地位的上升也違背人們的愿望。美國獨霸的局面決不會是永恒的，但歷史何時發展到美國迅速衰落的階段，我們只能拭目以待。

把美國從霸權地位上拉下來，把世界上其他權力中心的地位提上去，超過了現階段任何國家或國家集團的能力，因而是不現實的。但是，外部世界卻能夠對美國的霸權政策和行為施加影響，對美國的霸權思想進行分析和批評。9·11恐怖襲擊對美國霸權形成了強烈的沖擊，然而這種沖擊沒有分化美國社會（其策劃者也未必設定了這樣的目標），相反卻增強了美國的內聚力，進一步激活了美國的保守勢力、民族主義和排外情緒，客觀上促成了美國牽頭的反恐國際陣線，鞏固了它的霸權地位。由此可見，用恐怖主義活動來打擊美國霸權只能適得其反，同它進行軍備學術活動和軍事對抗也得不償失。要有效地牽制美國的霸權行為，除了國際舞臺上的外交折沖之外，還需要深入了解美國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以便充分利用美國社會中制約其國家霸權行為的諸多因素。

從本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到，美國霸權主義的國內思想基礎根深蒂固。在美國沒有從霸權地位上跌落時，要想撼動它的霸權思想，就要鏟斷那個單一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改變美國人的民族主義和思維框架，使他們相信世界上有比美國更值得羨慕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當聽到外國人對美國在世界上四處插手的批評時，美國人經常不無得意地譏諷說：“是啊，全世界的人都在高喊‘美國佬滾回去’，但又要悄悄補上一句：‘把我們帶上’。”這就是美國霸權的邏輯！可以推斷，只有當各國的美國領事館門前不再人頭攢動時，當美國形成向外移民的風潮時，美國的霸權心態才會泯滅，多極化時代才會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