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光影】《無問西東》看哭這么多人！里面提到的這所大學，更讓無數人反思與感動

一部《無問西東》又喚醒了很多人對西南聯大的興趣——1920年代建校不久的清華，能考上的都是人中龍鳳，老師開明、學生勤奮，1930年代抗戰時期的西南聯大，敵機在頭頂轟隆隆飛過，老師學生們在山溝里繼續上課……

西南聯大，這所僅僅存在8年的大學何以成為中國大學歷史上的一個“傳奇”？除了必不可少的赫赫有名的大師，西南聯大背后許多感人至深的故事和剛毅堅卓的精神，與那個特殊的年代碰撞，在中國近代教育史上留下抹不去的輝煌烙印。

國之大器豈能成炮灰？

越是神州危亡，越要保留“讀書種子”

1937年8月，國民政府教育部令清華、北大、南開三校于長沙籌備臨時大學，11月1日正式復課。

在偌大的華北放不下一張安靜的書桌后，學生們的讀書聲將伴著槍炮聲繼續響徹在神州大地上。

“千秋恥，終當雪；中興業，須人杰”，對很多人來說，讀書聲在，國家就在，一切仍舊存有希望。

學生報到注冊時所發的長沙臨時大學入學證

1937—1938年度學生點名記分冊

西南聯大學生胡邦定回憶：“入學考試，白天不能考試，要晚上考。當時的考試很有意思，因為那時候有轟炸，每一堂考兩個小時，如果在第一個小時以內來敵機了，這場考試不算重考，如果過了一個小時了，你就把它放在桌上，逃警報，這堂考試就算有效。”

從東北淪陷到盧溝橋事變，戰火又將延續到何時？或許在當時，沒有人預料到戰爭還將持續八年。

當時，錢穆、聞一多、吳宓等教授住在集體宿舍。許多教授在逃離時都只帶了幾件衣服，資料落在北平，不得不憑借記憶重新組織講稿為學生上課。

晚上，聞一多就著一盞油燈，研究詩經，吳宓準備著第二天的課，而錢穆則從事中國歷史的梳理工作，這就是后來著名的《國史大綱》。

吳宓當時已經是清華外語系主任，在清華教了十多年的書，教學功底非常深厚。但他依然每天晚上在這樣的條件下做著備課工作，第二天天剛朦朦亮就迎著晨曦到外面去把頭一天寫的各種筆記、小條子再默誦一遍，這樣才能走進課堂。

然而這樣的教學環境依然沒能維持多久，山河淪陷的消息接踵而來。上海陷落、南京陷落……當侵略者以摧枯拉朽之勢侵占者國土時，開始有熱血青年離開學校，投筆從戎。

生死存亡之際，拿起槍是不是比拿著書本更顯膽識呢？身處當時的形勢，或許很多血氣方剛的青年都會希望趕去前線保家衛國吧。

不過很快，國民政府一等陸軍上將陳誠將軍來到學校勸告學生：“中國有成千上萬的士兵，但最缺的有知識的人，而你們是國家最后的希望，是當之無愧的國寶，倘若國之大器都化為炮灰，那么將來的形勢肯定會非常嚴峻。”

陳誠一席話說服了許多學生，讀書為救國，救國為讀書的口號再一次占領了學子的內心。

不管何時何地，都要賡續文脈。——或許，作為當時中國的最高學府，越是在戰事失利民族存亡之際，越該竭力為民族國家留存下寶貴的讀書種子。

隨著戰火的蔓延，到1938年初，臨時大學宣告結束，更名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師生們不得不離開長沙，選擇更安全的地方繼續學習。

當時的湖南省主席張治中將軍極力挽留三校，廣西、云南方面也熱誠歡迎三所學校遷到當地辦學。

是去是留？選擇何處？

后來，聯大經過慎重考慮，選擇了交通等方面更占優勢的云南省，這就有了后來存續八年的西南聯大。

而就在師生們分別趕往云南的同時，有一路小分隊，繞道廣西抵達云南。小分隊由朱自清、馮友蘭、錢穆、湯用彤、賀麟等十余名著名教授組成，他們擔負著一個特殊的使命——向廣西省政府表達感謝，并向對方解釋選擇云南的原因。

戰火紛飛的大地上，在全校師生艱難遷行的路上，一群當時國內的重量級教授一路顛簸專程為此事走一遭，可見在入侵者的槍炮打破國門、攻陷山河的時候，還有一群知識分子在小心翼翼地維系著我們的禮儀和風骨。

生活有多苦？

從“靜坐賞雨”到“別跟我要錢，我是教授”

到了云南之后，為了不再寄人籬下，聯大開始籌建自己的校舍。聯大請來建筑學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婦進行設計。梁先生很愿意接受這個工作，可是了解到能夠支配的建校經費如此之少，再看看自己花的圖紙那么氣派，只能一再簡化。

最后改來改去，新校舍是土坯房、泥巴地、鐵皮頂，宿舍則是茅草頂、土坯墻、泥巴地，窗子是一個洞，橫七豎八地釘上一些木條罷了。

比較好的還數圖書館，因為要藏書，才有磚墻瓦頂。

鐵皮頂教室有一點令人頭疼，就是下雨時響聲極大。而云南又恰恰是多雨的地區。有一次雨聲實在太大，正在上課的經濟系教授陳岱孫先生無論聲音多高同學們都無法聽見。

最后，陳先生只好在黑板上寫了四個字——靜坐賞雨。這堂課隨后就在師生們彼此靜默的對望中，聆聽著雨聲敲打鐵皮屋頂的聲音中過去了。

風聲雨聲讀書聲，無奈之舉竟有了一絲禪意。

即便這樣，后來由于學校經費赤字，校方最后只好把這個白鐵皮全都拆下來賣了，換成茅草房頂。

辦學之艱辛，經濟之拮據，由此可見一斑。

1939年聯大新校舍建成，圖為圖書館

辦學艱難至此，師生們的日子也不好過。

在西南聯大曾經流傳著這么一件事，一名乞丐在大街上追逐朱自清先生乞討，朱先生被糾纏不過，便回頭道：“別跟我要錢，我是教授。”乞丐聽到這句話扭頭就走。

甚至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先生的夫人，都不得不去賣一種糕點來補貼家用。她還給它起了一個很好聽的名字，叫定勝糕。

在社會科學系任教的費孝通先生賣起大碗茶，吳大猷先生則去菜市場檢牛骨回家給妻子熬湯治病……

很多學生們平時穿著大褂其實并不是為顯示自己是讀書人所做的“標配”，而是為了遮丑，因為大褂掀起來里面很可能是破著大洞的褲子。

據當時西南聯大的學生回憶，也有家境相對好的學生，比如孔祥熙的侄女，父親是中坐央銀行昆明分行的行長，有時坐汽車來上學，卻不好意思將車停到門口，而是遠遠地下車?；蛟S，在那個特殊的時代，特殊的地位在學生本人看來不見得是光彩的事情。

除了生活，還有一件事——日軍飛機轟炸——時時提醒著西南聯大的師生們，雖遠在西南邊陲，但局勢尚在畏難中，戰事并不遙遠。

日軍飛機對昆明的第一次轟炸在1938年9月28日，當時，毫無躲避經驗的昆明市民們一片驚慌，四處奔逃，日軍飛機就朝著人群最密集的地方投擲炸彈。

在第一次轟炸中，聞一多教授負了傷。

后來，日軍轟炸如家常便飯每天到來，聯大的教學工作不得不做出相應調整：上午十點結束上午的課，下午三點之后再繼續上課，中午的時間用于疏散、跑警報。

梁思成、林徽因攜子女與聯大教授周培源、 陳岱孫，金岳霖，吳有訓等合影

多年之后，汪曾祺用幽默風趣的筆法寫下散文《跑警報》，記錄聯大師生躲避警報的情形——

一有警報，別無他法，大家就都往郊外跑，叫做“跑警報”?！芭堋焙汀熬瘓蟆甭撛谝黄穑瑯嫵梢粋€語詞，細想一下，是有些奇特的，因為所跑的并不是警報。這不像“跑馬”“跑生意”那樣通順。但是大家就這么叫了，誰都懂，而且覺得很合適。也有叫“逃警報”或“躲警報”的，都不如“跑警報”準確。“躲”，太消極；“逃”又太狼狽。唯有這個“跑”字于緊張中透出從容，最有風度，也最能表達豐富生動的內容。

……

日本人派飛機來轟炸昆明，其實沒有什么實際的軍事意義，用意不過是嚇唬嚇唬昆明人，施加威脅，使人產生恐懼。他們不知道中國人的心理是有很大的彈性的，不那么容易被嚇得魂不附體。我們這個民族，長期以來，生于憂患，已經很“皮實”了，對于任何猝然而來的災難，都用一種“儒道互補”的精神對待之。這種“儒道互補”的真髓，即“不在乎”。這種“不在乎”精神，是永遠征不服的。

理解了師生們的窘境，才能讀懂他們在八年間所展現出的讀書人的精神世界。大學之大，非大樓之大，乃大師之大，這對于賡續文脈而言才是至關重要的。

回國何以成為大師們的選擇？

“我愿意和我的祖國一同沉沒”

當時的西南聯大各個學科領域的大師不勝枚舉。每一個學科的泰斗級人物大多都是在西南聯大任教，這樣的陣容在中國近代教育史上絕無僅有。

西南聯大對教授的禮遇，繼承于北大清華，南開三校。大批海歸學者學成歸國，無論戰亂均愿意回國任教。中西兼通成了西南聯大的一大特點。

這些學貫中西的先生們有很大一批是在抗戰前后放棄國外的高薪和優越的工作條件毅然回國。

著名物理化學家黃子卿，當時他在麻省理工的導師說，你的祖國就像一艘破船，隨時面臨著沉沒的危險，不要回去了。

黃子卿則回答說，我愿意和我的祖國一同沉沒。

著名數學家華羅庚先生當時在牛津訪學期間發表了十多篇論文，引起了國際數學界的重視。但在盧溝橋事變后，他就下定了要回國的決心。

回國后，華羅庚一家租住在農民家的牛棚上層。房頂是用樹枝編起來的，下面養牛。晚上一燈如豆，華羅庚就在暗淡的光線之下批改作業，搞研究。有時，研究思路剛剛浮現，樓下牛踩到豬發出尖叫，就把思路打斷了。有時豬在立柱上蹭癢把整個小樓搞得山搖地動……

生活的窘困并沒有擊垮這些學者，聯大教授費孝通先生就曾說，生活里面有一種東西比其他東西都重要，那就是匹夫不可奪志的“志”。或許正是因為這個著落，這個寄托，使得這些大多在歐美名牌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的先生們，不顧戰爭依然回國教書育人，使得戰時8年與世隔絕的中國學術依然能跟得上國際的潮流，也使得聯大的名望最終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兩句名言，一種精神

有“搬凳子”的校長，方有奇才輩出的聯大

梅貽琦先生曾有兩句名言——

“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span>

“教授是學校的主體，校長不過就是率領職工給教授搬搬椅子凳子的?！?/span>

依次為臨時大學籌備委員會常務委員蔣夢麟（北大校長）、梅貽琦（清華校長）、張伯苓（南開校長）與籌備委員會秘書主任楊振聲（教育部代表）

這兩句名言和背后代表的精神在西南聯大被大大弘揚。教授得以保留本來特色，個性獨具，識見卓絕，不用整齊劃一地出現在學生面前。

外文系主任葉公超先生有著非凡的語言天賦。每學期開學會在黑板上寫出一句英文“I am very? well”。讓學生大聲讀一遍，就能判斷出學生的籍貫。

聯大文學院院長馮友蘭先生，授課時從不帶任何講稿，憑記憶隨口引用斯賓諾莎、黑格爾和杜威，就像引用孔子孟子荀子墨子一樣。

著名學者吳宓先生精通中西文學。當時附近的小飯店以林黛玉所瀟湘館命名，出于對林黛玉和《紅樓夢》的愛護，說服不下，盛怒之下竟然揮舞著手杖砸了這家飯館。

吳晗先生在聯大任教時，盡管生活情況教務繁忙，仍然抽空撰寫了《朱元璋傳》。但卻因為一個小小的原因放棄了出版。原來朱元璋起義的時候，有一部分軍隊頭戴紅巾，叫做“紅軍”。書稿送去審議出版，對方要求將“紅軍”的名字改一改，就可以出版，保證稿費很高。當時吳晗很窮，妻子又有病。但他寧可不改，不出版、不要稿費，可見當時的氣節。后來同學們知道后感動不已。

而“教授中的教授，大師中的大師”陳寅恪先生，他的課經常吸引眾多教授去旁聽。他有一句名言“前人講過的，我不講；近人講過的，我不講；外國人講過的，我不講；我自己過去講過的，也不講?，F在只講未曾有人講過的。”這就意味著每一次講課都要創新，要有新的東西，要有獨立的見解。

楊振寧學生履歷卡

曾經在一家茶館里，還發生過這樣一段對話——

對話的主人公是兩個年輕人，其中一個問另外一個說，“愛因斯坦最近發表了一篇文章，你看了沒有？”

另外一個說，“我看了，你覺得怎么樣呢？”

那個年輕人把手一擺，很不屑地搖搖頭：“毫無創意，沒什么創新，是老糊涂了吧。”

后來這兩位年輕人，一個獲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另外一位成為了后來的中科院院士，中國半導體物理學研究的開創者。他們一個叫楊振寧，一個叫黃昆。那個時候他們還青春年少，只是普普通通的大學生。

多年后，名滿國際的楊振寧回憶道：“西南聯大這八年時間教育出來的學生，影響貢獻是沒有辦法表述的，我很幸運在這八年當中有七年是在西南聯大學習、做研究。”

難怪林語堂說西南聯大“物質上不得了，精神上了不得”。

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幾乎所有的西南聯大教授、大師，本質上都是這樣做的。把自己不斷創新的研究成果拿出來給學生，也許當時他們講的東西學生們已經不記得了，但是他們這種精神，薪火相傳，影響著一批又一批的聯大學生。

據統計，聯大教授共有298名，其中留學歸來的教授至少有256名，占全部教授的85%以上。他們大多畢業于歐美名牌大學，也大多取得了博士學位。

從1937年到1946年的短短8年零11個月，3000多名畢業生里就走出了2位諾貝爾獎獲得者、5位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8位兩彈一星元勛、100多位兩院院士……成才率之高、成才梯度之密，至今仍被視作創奇。

西南聯大人，有政治情懷、有社會承擔、有學術抱負、更有遠大志向。這樣的精神體現在“剛毅堅卓”的校訓中，在“靜坐聽雨”“跑警報”的樂觀精神里，在如今依然挺拔于西南聯大舊址和北大、清華、南開的紀念碑上，也在“千秋恥，終當雪；中興業，須人杰”的校歌旋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