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教授：不雞血不拼爹, 親子閱讀才是孩子的“起跑線”

哈佛大學終身教授凱瑟琳·斯諾教授發現，家庭親子閱讀對兒童深層次的閱讀理解能力、詞匯發展等方面都提供了獨立貢獻超過20%的影響因素。

在美國的研究中，中產階級家庭和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在發展中產生的差異大概為33%。也就是說33%由社會經濟地位帶來的差異中，有20%是可以通過家庭親子閱讀來彌補。

2016年4月23日，深圳啟動0至6歲兒童早期閱讀公益項目“閱芽計劃”，該項目由深圳市愛閱公益基金會和多家政府部門聯合發起，針對學齡前兒童及其家庭的早期閱讀教育公益項目，是目前世界范圍內最大型的漢語兒童早期閱讀干預項目。

一年多來，由哈佛大學教育學院博士后研究員陳思、終身教授凱瑟琳·斯諾教授領銜的研究團隊對閱芽計劃進行了跟蹤評估研究，研究發現：0-3歲階段的閱芽計劃，有效提高了學前兒童的語言發展，同時顯著地增進了家長群體對于高質量的早期閱讀教育的理解。

僅9%受試家長每天陪同孩子讀書

凱瑟琳·斯諾教授領銜的研究團隊從深圳二十幾所早教機構和幼兒園托班收集到了1044個0—3歲兒童家庭的數據，這些兒童的平均月齡是32個月左右，家庭平均成人數量為3.29人，家庭平均月收入大概為3萬元。樣本中，64%的母親具有本科及以上教育文化水平。

需要解釋的是，因為家庭收入水平完全是由家長自己報告，所以會存在家庭收入不高的家長就不愿意報告，最終成為研究的缺失值，不計入平均收入計算，所以可能會讓最終的結果存在偏差。

根據這些家長報告的數據，平均每個家庭擁有的漢語圖畫書47.3本、英語圖畫書10.9本。每天都能和孩子一起看書的家長比例只有9%，一周2—6次的家庭也只有8%，這些數字讓我們感到震驚。而在英語國家同樣類型的研究中，哪怕是低收入家庭家長，每天保證和孩子一起閱讀的占50%。

我們分析了其中的原因，原因之一可能是家長們覺得0-3歲之間的孩子還比較小，往往要到上了幼兒園后才會有意識地培養孩子的閱讀習慣。

此外，這一年齡階段的孩子多數由祖輩撫養，父母工作比較忙，確實沒有時間坐下來陪孩子讀圖畫書。

家庭親子閱讀或可彌補階級差異

0-3歲的孩子是不是需要親子閱讀呢？凱瑟琳·斯諾教授說，大量研究發現，家庭親子閱讀和兒童的語言發展在短期內有著直接的聯系。豐富家庭閱讀環境對孩子的語音意識、詞匯發展、文字意識，以及認知等方面發展都有著積極的促進作用。

同時從長期來看，當孩子進入小學之后，家庭親子閱讀對孩子的快速認讀、閱讀理解、獨立思考和表達及未來的終身發展都有幫助。

在最新的教育干預實驗里對同卵雙胞胎的追蹤研究中發現，家庭親子閱讀對兒童深層次的閱讀理解能力、詞匯發展等方面都提供了獨立貢獻超過20%的影響因素。

在美國的研究中，中產階級家庭和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在發展中產生的差異大概為33%。家庭親子閱讀能夠獨立貢獻20%的差異，也就是說33%由社會經濟地位帶來的差異中，有20%是可以通過家庭親子閱讀來彌補。

兒童的讀寫發展是一項復雜的社會學習，兒童需要通過與成人的積極互動，學習閱讀、獲得讀寫能力的發展、將閱讀與知識的活動融會貫通。這個過程中，成人，特別是家長和家庭的閱讀環境、教師和學校的閱讀環境都對兒童的發展至關重要。

“閱芽計劃”：家長觀念明顯改變的干預實驗

研究設計中，凱瑟琳·斯諾教授團隊借助已知范圍內最大型的漢語閱讀教育干預計劃——“閱芽計劃”，通過閱芽包、線上資源APP、免費線下活動為家長提供教育支持，試圖改變這一現狀。

閱讀包里包括：兩本適齡圖畫書、一本60種圖書畫的導讀、一本分階段的早期閱讀指導手冊，還有一份圖書館之城的邀請函，讓家長了解在周圍的社區還有什么資源可以應用。

利用APP，家長可以獲得更多的電子圖畫書資源、在線講座，還可以與其他家長社交、互動。線下活動可以讓家長參加講座、圖畫書分享和交流活動，更直觀討論親子閱讀觀念和更好的實踐方法。

但是研究中也遇到了不小的挑戰：該如何建立一個可靠的因果聯系和如何準確測量家長的觀念變化？

對此，凱瑟琳·斯諾教授的團隊做了三件事：

1、在2016年5—6月進行基線測試，給所有的家長發放了問卷，問卷中包括家庭基本情況、家長的觀念，以及由家長報告的兒童詞匯發展測試。

2、基線測試結束后，2016年7月，隨機抽出半數家長撥打電話，告訴家長們閱芽計劃的情況，隨后觀察哪些家長來領了閱芽包。

3、在2017年1月進行了后測，后測包問卷和調查實驗，觀察家長的觀念和兒童詞匯發展的變化。

等這些都完成以后，再進行模型擬合和數據分析。

后期測試我們發現：

與未參與閱芽計劃的兒童相比，參與閱芽計劃的兒童的詞匯發展有著明顯的進步。

通過閱芽計劃，家長也獲得了對高質量親子閱讀教育的理解：他們普遍認同應該為孩子提供更多的圖畫書、在閱讀時有更好的親子互動、并認為應該同時增加自己的閱讀量。

這其中最有意思的就是家長觀念的改變，以往調查的結果顯示，家長的育兒觀念是很難改變的。而在調查里，很多家長卻改變了他們的教育觀念，并且是朝著積極的方向，這一點讓團隊成員們備受鼓舞。

觀念改變后，家長要培養引導孩子關注某些特定細節的能力，比如到故事關鍵處，向孩子提問核心的信息、去問孩子接下來會發生什么、去做一些預測和猜想。

家長往往會覺得讀圖畫書就是孩子學習詞匯的過程，實際上這只是很小一部分。圖畫書真正作用在于讓孩子學習更多的知識、了解日常生活中接觸不到的話題。

因此，圖畫書學習的重點是需要成人參與其中，為孩子提供更多討論和交流的機會。

家長焦慮程度越低，孩子語言發展更好

研究過程中凱瑟琳·斯諾教授還發現：焦慮程度越低的家長他孩子語言發展會更好，特別是表達性的語言。越焦慮的媽媽可能會導致孩子講話機會變少，孩子表達性語言的發展就會受到阻礙。

支持型（即放手型）的母親，她們孩子的語言表達和敘述能力會更好，這絕不是偶然的，母親的焦慮會在親子關系和孩子的發展中帶來負面影響。

當然，目前只是發現了這兩者間的相關性，而非因果聯系，我們也不希望這個結果讓她們變得更加焦慮。

亞洲文化圈里，家長的權威感更強也更重視教育，因此焦慮會更甚，包括日本韓國的家長也非常焦慮。至于中國家長，我們的猜測是之前幾十年中國的獨生子女政策，會讓他們感覺到不能失敗，從而帶來更大的育兒壓力。

長期焦慮可能會是對孩子壓力的來源。越放松的媽媽可能越能站在孩子的角度去思考。

很多家長都會焦慮孩子5、6歲的時候有多少知識儲備，但是家長們也要思考當孩子到了20、30歲的時候是否還對學習保有興趣、對世界懷有好奇，還是否樂意以積極的態度去嘗試新的東西。相比孩子在5、6歲懂得三門語言、會玩兩種樂器，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美國經驗：社會力量助力早期教育

近期，斯坦福大學羅斯高教授的演講在中國引發熱烈討論，他指出0-3歲是孩子智商發展的關鍵期。這個階段，孩子能學很多包括語言、社會知識、處理問題的能力，因此公認是一個很重要的階段。

但不幸的是，很多人因此把它理解成如果孩子在3歲的時候沒有獲得相應的知識，就會一輩子落后，甚至不再有機會學習趕上。

實際上，這是一個重要的階段但不是絕對關鍵期，并不是說錯過了這個時期以后就沒有其他機會發展了。

在美國，通過20年的實踐，讓很多人認識了早期閱讀的重要性，實踐過程中，除了家長態度積極，很重要的一點是社會力量支持，美國很多的社會組織和公立圖書館都會提供機會，給孩子派書送貼紙，鼓勵他們閱讀。例如：

波士頓的公共圖書館一直有一項名為“1000本書”的閱讀計劃，鼓勵孩子在6歲上小學之前讀滿1000本圖畫書。

“我覺得這是中國社會可以借鑒的，早期閱讀不僅是家長和老師的責任，還需要社會力量的支持。”在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凱瑟琳·斯諾教授如是說。

“不過，和其他城市相比，深圳的閱芽計劃也算是非常大的進步了，先從60本書做起，未來才可能有600本、1000本，我們也希望這個項目來日可以推廣到更為廣闊的鄉村。”

同時，凱瑟琳·斯諾教授還提出，中國有數量巨大的留守兒童群體，他們大多數不具備家庭親子閱讀的客觀條件。對此，學術圈已有探索，比如：舉辦集體活動，邀請鄉村孩子家長在節假日到公立圖書館，陪同孩子參與集體讀書。

智利的情況有跟中國類似的地方——來自低收入的群體的家長很少有和孩子一起看書的習慣。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嘗試把家長請到學校里來，陪孩子一起做圖畫書，把生活里的一些小事描摹下來、寫寫畫畫，做圖畫書。

我們發現，平時缺乏資源、很少有機會了解該怎么和孩子閱讀的家長參與的積極性很高，并且在這種環境中做的事情會給他們一個很好的榜樣。”凱瑟琳·斯諾教授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