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高校培養博士生的方法

課程和論文

美國的社會科學院系一般要求博士生完成兩項目標：一、在修課的基礎上通過博士生資格考試；二、通過畢業論文答辯。許多院系還要求學生在第二年完成一篇“第二年論文”（second year paper），作為畢業論文的一次預演。以麻省理工學院政治系為例，博士生需要完成兩年共16門課的課程任務。學生也可以選修或旁聽更多課程，不必付費；而且，只要學生的學術導師同意，選課幾乎沒有院系的限制。許多同學在整個博士生涯中選修了20至25門課程。

在這頭兩年里，學生一般不需要做除了修課以外的任何工作，靠學校提供獎學金(fellowship)基本上就可以衣食無憂了。學校希望博士生們在這兩年心無旁騖地汲取知識，盡量不要受到經濟因素的干擾。最近幾年，由于一些學?；蛟合地斦顩r吃緊，或者招收的本科生數目上升，它們也開始要求一二年級的研究生承擔一些教學或助研任務。

我們暫時不討論課程設置的問題。在麻省理工學院，一門三學分的核心課程，一般每周有兩次一個半小時的主課（教授主持）和一次一小時的復習課（助教主持）。也就是說，一門核心課程，通常學生們一周要見面三次。哈佛大學和斯坦福大學的情況也類似。

大部分教授給博士生授課是很用心的，我們從許多網上的公開課視頻里就可以感受到這一點。網絡課堂缺少兩個重要元素，一是課堂里的互動；二是在助教和同學的幫助下按時完成作業的硬約束。然而后者更重要。

博士階段的每門課程，每周需要15-20小時以上的課外時間用于閱讀、復習和完成作業。麻省理工學院要求低年級博士生每學期選修四門課。哈佛的要求是三門。斯坦福大學采用三quarter制，要求學生每個quarter選三到四門課。在這幾所學校，不少學生還在額外旁聽一到兩門課。

總的來說，博士生們的課業壓力是很大的。一位老師對一年級博士生的要求只有兩個詞：No Whining（不要抱怨）。

博士生一開始對做研究沒有什么概念。主要的辦法當然是閱讀前人的作品，輔之以工具類課程的嚴格訓練。在為一年級開設的一門《研究設計》課中，學生們需要撰寫研究計劃，申請美國國家科學基金（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NSF）的博士獎學金。這項教學實驗還是比較成功的——先后有三位一年級同學得到了NSF的資助。這不僅是博士生們值得夸耀的榮耀、給系里節省了資源；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培養博士生們獨立開展研究和日后申請研究經費的能力。

在第二年末，系里期望學生能完成一篇可被發表的論文，這是所謂的“第二年論文”。在現實中，絕大多數論文達不到發表的要求。在學術生涯的起點，總難免要生產一些糟糕的文章，但這樣的練習也很有價值。與國內不少學校的情況相反，幾所學校對博士生發表論文的數量都沒有任何硬性要求。因此，博士生沒有什么動力發表水準不高的論文。

經過一到兩個月緊張的復習，博士生要通過資格考試，包括筆試和口試，主要考察博士們對本領域文獻的掌握程度和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在博士階段，除了學生自己，幾乎沒有人關心他或她的考試成績——教授不太關心，未來的雇主則根本不關心。

每個院系的考試安排略有不同，哈佛大學政府系是在第二年末進行的；斯坦福大學政治系則將兩門資格考試安排在兩個學期。資格考試安排在第三學年初，分兩天對博士生選擇的兩個領域進行考察，每個領域一天（八小時）。按照領域的不同，可能是三篇2500字左右的寫作，或是一個很長的習題集。

考試很緊張，但是考試確實能檢驗學習效果。這樣，第二年結束后暑假可以用來想博士研究的題目。麻省理工的經濟系就是這樣做了，效果很好。這項改革在政治系被提了幾次，可是每次都被否決。最反對這項改革的，正是面臨考試的低年級學生們。

通過資格考試的博士生被稱為“博士候選人”(PhD Candidate)。此后，他們就得以研究為主業了。不過，從第三年起，他們也被要求承擔助研(research assistant，RA)或助教(teaching assistant，TA)的任務。前者要幫助教授完成指定的研究任務(一周10小時左右)。許多時候，老師們愿意與學生們合作。一方面學生參與研究的積極性更高，完成任務更利落;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學生的職業發展——如果幸運的話，學生可以在老師的指導下，走完發表論文的全過程。

在和教授合寫論文的過程里，博士們可以學到很多東西。除了研究和撰寫論文以外，還包括如何與學術雜志的編輯溝通、如何回應匿名審稿人的批評等等。老師們對學生的獨立研究一般也很支持。

助教不僅要批閱作業，往往還需要承擔輔助教學任務，如上面提到的每周一小時的復習課。對于助教，他們備課的時間往往超過每周10小時。不過助教工作除了能讓博士生賺取生活費外，也讓他們獲得了寶貴的教學經驗。我們系要求博士生在畢業前至少任助教兩次。由于學校的本科生比較少，當助教的機會很難得，大家都希望有機會教那些對自己的能力有提升的課程。由于助教的勞動力供給很大，教授們不得不開會討論，來匹配博士生們的研究興趣、過去的助教經歷和他們教課意愿。在其他很多學校，由于本科生人數比較多，則經常會出現助教人手不夠的情況。

畢業論文毫無疑問是博士生生涯的重頭戲。為了督促博士生們合理安排時間，系里一般要求博士生在三年級結束前開題。此時，博士生的論文委員會正式成立。論文委員會由三至五名成員組成，俗稱為導師。與其他領域不同，在社會科學領域，導師與學生的關系是比較平等的。導師可以在中途更換，但學生要及時與老師們溝通。

在開題后的兩到六年內，博士生完成一次中程答辯和一次畢業論文答辯。博士候選人通過論文委員會的畢業論文答辯后，就可以正式拿到博士學位了。

后兩次答辯的時間是比較隨意的。在美國，社會科學的博士教育實際上已經不是所謂的“寬進、嚴出”，也不單純是“嚴進、嚴出”，而是“嚴進、找到工作后出”。一個博士是否能拿到博士學位，是由兩個委員會決定的，一個是本人的論文委員會，另一個是求職院校的聘用委員會(hiring committee)。

研討會系列

博士生階段最重要的訓練，是在研討會里完成的。雖然研討會幾乎完全自愿出席（在哈佛和斯坦福，研討會有時會作為課選修，但基本上也不存在實質上的考核機制），但沒有人忽視它的重要性。

哈佛大學或麻省理工學院的研討會大致有兩類。一類是正式的研討會，多邀請其他院校的教授來講他們最新的研究。另一類是非正式的研討會，常常由學生自己組織，自己參與，自己選擇演講的題目，教授有時會出席點評。這兩類研討會都很重要。后者尤其重要，因為博士生們可以真正參與到研究過程里面來，學習接受批評、回應批評，和在批評的基礎上改進研究。

也有一些研討會是兩者的混合，既邀請外校學者，也給本校的學生機會。在哈佛和斯坦福，還有一些研討會是閉門的，只有本校該方向的老師和學生可以參加，并講述自己的學術論文。

大部分研討會有免費食物，由學?；蛟合党鲑Y。博士生們不富裕，而且常常沒時間做飯，免費食物是他們參加研討會的很重要的動力。老師們的出席很重要。一方面，他們的研究經驗遠勝過學生，提的意見往往也更有價值；另一方面，他們出席可以保證研討會的凝聚力。

劍橋的研討會有一個很突出的特點，即跨校合作。許多社會科學領域的正式、非正式研討會（甚至課程）都是跨校合辦的。一個例子當然是上面講的早餐會，還是比較有名的政治經濟學論壇和應用理論論壇（由A. Shleifer、P. Aghion和D. Acemoglu等人合辦）。此外還有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和波士頓大學三校博士生合辦的中國研究論壇。許多同學就是通過這個論壇成為合作者的。從地理上說，清華和北大的距離比劍橋兩校更近(哈佛和麻省理工相距3.5公里或兩站地鐵)，可是很少聽說兩校合辦周期性的講座或研討會。這是很遺憾的。

職業發展支持

最后，有必要講一下老師們和學校對博士生職業發展各方面的支持。舉幾個例子。

1.學術導師制度。

學術導師的職責在第一、第二年給予博士生學術(包括選課)、生活、心理等各方面的指導。通常，學術導師也要為學生的學術不端行為負責。在大部分情況下，學術導師是根據學生的興趣分配的，但更換起來也不困難。

另外，每學期末教授全會要對每位博士生的學習和研究狀況進行評估。他們互相分享每位學生取得的成果和碰到的困難，適時和有限度地對博士生進行鼓勵或提醒——祝賀和提醒有時是書面的，因此是很嚴肅的事。這樣做的好處是大部分教授對大部分學生的情況比較了解，也增加了不同領域的教授與博士生之間合作的機會。

2.“開門”政策（open door policy）。

麻省理工學院的開門政策是有名的。但它其實不是項政策，而只是項慣例：教授在學校時一般把辦公室的門開著，意思是歡迎學生隨時打擾。這項慣例說起來簡單，其實對教師（尤其是年輕教師）來說，是巨大的負擔——反過來，這是學生巨大的福利。

最近幾年，國內的學校積極鼓勵博士生赴海外訪學或參加會議，效果很明顯。在美國的研究生院也有類似的制度。例如，我們系每年給每位博士生提供800美元的學術會議支持。錢不算多，但也不少了。這個細節做得很好，比較巧妙地督促學生完成學術任務，但并沒有增添繁瑣的官僚手續。同時還提供每年500美元的研究經費，前提是提交一份簡短的研究計劃。只要認真申請，幾乎所有人都能得到這筆經費。這筆錢雖然也不多，但可以用來完成一些小的數據搜集工作了。在斯坦福大學政治系，每位博士生每年可以直接獲得約1000美元的職業發展經費，用于參加會議和學術研究。

3.職業發展計劃。

美國高校對學生職業素養的培養也很重要，大致有幾方面的內容。首先，由專人負責（教授們輪流擔任）為求職的博士生提供服務，包括指導準備申請材料、提供面試建議、預約試演講的時間（每人至少有一次全系老師參加的試演講）、如何與未來的雇主討價還價等等。第二，給博士生創造環境、提供經費，鼓勵他們為系里以及低年級學生開設短期課程、組織論壇、協調外請演講人等等。這些技能都是博士生日后會用到的。第三，給博士生參與院系決策的機會。例如，學生代表會參與聘用新教師的過程。允許學生參與這樣重大的決策顯然是有成本的。一般來說，學生對相關領域的理解比教授要淺薄得多，未必能夠正確評估候選人的潛力。不過這樣做也有好處。一方面，教授會議可以聽到一些來自學生的聲音，這對維持和提升教學質量很重要;另一方面，對參與的學生是個開眼界的好機會——通過這個機會，他們可以了解到自己該為就業市場做什么樣的準備;也可以幫助他們理解一個學術機構是如何運作的。當然，這種制度之所以可能，也是因為聘用新教師的過程比較公開、透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