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林斯頓大學校友揭露美國大學申請背后的秘密

作為普林斯頓大學校友的好處之：除了一櫥子萬圣節顏色衣服（橙色和黑色）之外，我能夠在被稱作美國大清算（大學錄取過程）中扮演一個小角色。

與許多其他大學一樣，普林斯頓聘請校友志愿者面試他們所在地區的申請人。我所在的地區是：布魯克林。我們向申請人詢問有關他們的學術工作，他們的課外活動，他們的背景，以及他們希望普林斯頓招生官員知道的任何問題。申請人也向我們提問 - 關于校園生活，學術學術活動，我們是否會重新做一遍。我盡可能地回答他們，同時提醒他們，我的普林斯頓大學生活經驗已經是17年前的事情了，當時最先進的社交軟件是：AOL Instant Messenger。

然后，我寫下了我對申請人的印象，包括一份關于我認為在什么程度上推薦他們作為普林斯頓社區未來成員的說明。然后我把這些信息發送到位于在普林斯頓莫里森大廳的偉大的招生機器中被其他同樣的面試報告所淹沒。

在我過去幾年接受面試的幾十名學生中 - 大多數學生似乎比我高中畢業時的學生質量要高得多 –?但是他們之中只有一個最后被錄取。這讓我很難想象。1997年春天，當我被普林斯頓大學錄取時，該大學接受了12.6％的申請人。去年（2018），只有5.5％的人。這與其他精英學校一致。哈佛大學去年只接受了4.6％的申請人，而斯坦福大學的這一比例僅為4.3％。盡管全國大學入學人數連續五年下降 - 部分原因是現在千禧一代的人已經老去，大學生人數減少了 - 但是在普林斯頓大學和哈佛大學這樣的學校獲得一席之地確已經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困難。這突出了人們的困惑：誰被錄取了？- 誰沒有被錄取？

如果我告訴你有辦法增加進入哈佛5倍的機會怎么辦？

最近，波士頓聯邦地方法院爆出了這一焦點，哈佛大學正在面對學生公平入學（SFFA）組織提起的訴訟，這是一個代表亞裔美國人的組織。SFFA聲稱，哈佛不公平地歧視亞洲人，對他們的人數設置了人為的限制。哈佛大學辯稱，其“整體”招生流程 - 其中考慮到人格和領導等非學術因素，并且與其他精英大學的政策大致相似 - 需要培養多元化的學生群體并且這些政策并沒有要求“歧視亞裔美國人”。案件的政治背景是復雜的。原告是亞裔美國人，但案件的動力來自于一個白人律師，希望結束對大學錄取中種族的任何考慮。無論波士頓的結果如何 - 明年都會有一項裁決 - 大多數觀察人士都預測此案將最終進入最高法院。在那里，安東尼·肯尼迪大法官 - 兩年前支持在大學錄取中使用種族多樣性 - 已被更保守的法官布雷特卡瓦諾所取代。哈佛可能是此案的焦點，但最終的結果將在全國范圍內引起反響，甚至可能結束大學的目前的種族多樣性招生政策。

我認為，最高法院在大學入學時考慮種族問題將是一個嚴重的錯誤;這是一項旨在糾正歷史錯誤并為美國大學引入所需多樣性的政策。但哈佛大學的訴訟揭示了我們的精英大學如何選擇學生團體的令人不安的現實。不管最高法院采不采取行動，我們都需要考慮是否應該制定一個不受不公平因素影響的招生流程。

哈佛大學和其他支持它的常春藤聯盟大學認為，不可能僅根據更高的客觀標準（如成績和考試成績）進行選擇。去年哈佛大學有8000多名國內申請者獲得了完美的平均成績，超過3,400人獲得了完美的SAT數學成績，超過2,700人獲得了完美的SAT口頭成績。所有這些數字都高于學校可錄取的總數：1,962。

以一種被視為不犧牲多樣性的方式挑選學生并不容易，特別是申請者遠遠大于可錄取名額的時候。但至少有一種方法可以使系統對每個人都更公平。

想象一下，你是常春藤盟校的申請者，如果我告訴你有一個簡單的方法可以將你的SAT成績提高160分，你會怎么說？如果我告訴你有辦法增加進入哈佛五倍的機會怎么辦？你一定會感興趣的。但是有一個問題讓你無法通過自己的努力來獲得這些優勢：這些優勢必須是與生俱來的。

紐帶關系是申請人的大學入學的一個考慮因素，即申請人是校友的孩子。媽媽去普林斯頓嗎？你就獲得了普林斯頓的紐帶關系。爸爸和爺爺去過斯坦福嗎？恭喜 - 你獲得了雙重的紐帶關系。因此，當您的申請材料被審核的時候，您將獲得額外的支持。在某些機構，這種幫助是巨大的。在哈佛大學，2010年至2015年期間，紐帶關系申請者的錄取率是33.6%，相比之下，與學院沒有父母關系的申請者的錄取率是5.9％。在普林斯頓大學，過去五年的紐帶關系申請者比一般申請者的錄取率高4倍。普林斯頓自己的Thomas Espenshade的研究發現，紐帶關系狀態為申請者提供了相當于SAT分數增加160分的推動力。

哈佛大學的“院長興趣列表”是一系列與知名人士相關的申請人 - 其中大部分是白人和富人 - 他們的入學率明顯高于其他人。頂尖學校的一些招生官員聲稱校友的孩子更有資格。哈佛大學招生辦公室主任威廉·R·菲茨西蒙斯（William R. Fitzsimmons）在2011年的一次采訪中說：“如果你看看哈佛大學校友和校友的證書，這些申請者就立馬擁有了高于所有申請者平均水平的入學條件。”

即使這是真的，也無法解釋為什么來自紐帶關系的申請者（其中許多人具有教育和經濟優勢）應該得到額外的照顧，而普通的申請學生則不能。對于兩個類似申請人之間的關系，有紐帶關系的申請者經常得到優先錄取 - 正如哈佛所說這是“秘訣”。普林斯頓大學招生辦公室主任珍妮特·拉佩利說：在普林斯頓大學申請季，校友會收到招生辦公室的一封信，告訴校友接收到他們的兒子或女兒的申請，學校非常高興”。每個學校都小心翼翼地說，紐帶關系只是眾多申請考慮因素領域中的一個小數據點 - 包括課外成就，運動能力和領導力等領域 - 招生官員用這些綜合因素來創造完美的新生班級。除了學術上有實力的學生之外，我們不難發現為什么我們想要偉大的領導者，藝術家，甚至是校園里的運動員。但招生人員為什么要向校友的孩子伸出援手呢？

一個主要原因：錢。你可能會認為頂尖大學屬于教育行業，但他們似乎越來越多地從事商業活動。普林斯頓大學的捐贈 - 捐贈給大學的金融資產 - 價值259億美元。耶魯的捐贈額為294億美元。哈佛大學的捐贈在美國排名第三，達到392億美元。而這筆錢并不只是存在金庫里。職業經理人每年獲得數百萬美元的報酬 - 遠遠超過實際在這些學校任教的人 - 以確保捐贈基金的增長。他們做了什么。普林斯頓去年在常春藤聯盟學校中領先，回報率為14.2％。

沒有你感恩的校友的捐款，你就不會積累這種捐贈--很多很多的捐款。要成為像普林斯頓大學和哈佛大學這樣的大學的畢業生，從你走出文憑的那一刻起，就會被金錢要求所淹沒。我每年都收到來自普林斯頓年度捐贈活動的來信，從2001年的校友那里收到捐助電子郵件，經常從在校學生那接到捐助電話，他們正在從事勤工儉學，工作的內容就是和校友聯系捐款。

去年，超過55％的普林斯頓大學本科校友向學校捐贈了5540萬美元 - 所有這些都可以免稅，因為普林斯頓和大多數其他美國大學一樣，是一個非營利組織。它就像一個慈善機構 –?這個機構的捐贈基金比喬治亞州的預算更大，僅去年一年就創造了超過20億美元的捐贈基金。并且沒有一個人被征稅，這意味著與這些學校沒有關系的絕大多數美國人實際上是在補貼這些捐款。

這些捐款確實在招生中發揮作用。哈佛大學的審判證實了“院長利益清單”的存在，這是一系列與知名人士相關的申請人 - 其中大部分是白人和富人 - 由學院的籌款部門提出。名單上的申請人以高于非相關學生的比率被錄取到哈佛大學，原告辯稱，家庭成員的數百萬美元捐款已經達到了規模。在一封2013年主題為“我的英雄”的電子郵件中，一位前哈佛大學院長感謝招生主任菲茨西蒙斯，感謝他幫助招收一群與大筆捐款相關的學生。 “你再一次創造了奇跡，”院長在電子郵件中寫道，并補充說，“申請人親戚非常高興，已經承諾捐助一棟大樓。”訴訟中透露的細節是新的，但是大筆捐款可以讓一個平庸的申請人進入精英學校的觀點并非現在才有。在2006年出版的“入學價格”一書中，普利策獎獲獎記者丹尼爾·戈登講述了一個新澤西房地產開發商的故事，他在1998年向哈佛大學捐贈了250萬美元的禮物，不久之后，他的兒子將申請入讀該校。那個孩子不是一個實力強大的申請人 - 他的預科學校的一位前官員告訴戈爾德，“學校的行政辦公室里沒有人認為他會根據自身的優秀進入哈佛大學。”但他被錄取了 - 和他的名字是：Jared Kushner。

哈佛大學認為，即使是與富裕捐贈者有關的申請人也必須具備錄取資格，這些捐款將用于資助獎學金和其他重要項目。普林斯頓指出，捐贈所產生的資金和由校友提供的資金支付了學校一半以上的經營費用 - 這個比率在其他美國知名大學的同樣情況中處于頭部位置。盡管普林斯頓大學的本科學費在2019 ?- ?2020年達到創紀錄的每年51,870美元，但只有約40％的普林斯頓大學學生現在支付全額運費。年收入高達160,000美元的家庭 –?已經算是穩固的中上階層 –大都放棄了支付全部學費。

更深入的經濟援助幫助學生更加多元化。在2017-2018學年，普林斯頓大學新生班的28％是他們上大學的第一代家庭或來自低收入家庭的一部分。根據向教育部報告的數據，2001年，我畢業的那一年，66％的普林斯頓大學本科生都是白人。截至去年，這一數字已降至40％。對于一所久負盛名的大學，即使是在常春藤中也是如此 - 并且在1969年才開始招收女性 - 這是一個值得歡迎的改變。

正如大西洋作家凱特琳·弗拉納根（Caitlin Flanagan）所言，像普林斯頓大學或哈佛大學這樣的精英大學“服務于兩位大師”。 “一個是富人，這些人要求對財富和特權的右翼擁抱”，而另一個則希望將這些學校變成“一個平等主義的各種背景的年輕人聚會。”與此同時，根據2017年的一項研究：在改善多樣性和吸引更多低收入學生方面取得的進展，包括普林斯頓和耶魯在內的許多精英學校中，更多的學生來自收入規模的前1％，而不是整個最低的60％。

在美國頂尖大學，出生時擁有常春藤盟友紐帶關系的學生在畢業10年后的工資是其他大學畢業生的兩倍以上 –這顯然是不公平的。已故的參議員特德肯尼迪（1954年畢業的哈佛大學畢業生）說：可以肯定地說是有特權存在的。在2002年的一次演講中說：“紐帶關系給予了學生從出生開始就擁有了最優待的權利。這是18世紀英國貴族與生俱來的權利，而不是21世紀的美國民主。”但是這對英國貴族來說也不公平-牛津和劍橋都沒有優先考慮紐帶關系，就此而言，麻省理工學院，加州理工或伯克利也都沒有。

你可能會問為什么這甚至很重要。只有不到1％的美國大學本科學生就讀常春藤聯盟或類似的頂尖學校。但是，進入這些機構的人對美國的社會影響巨大，因為這些學校的畢業生在國家的統治階級中所占比例過高。每一個最高法院的法官中都有一名常春藤盟校或斯坦福大學的本科畢業生。自George H.W.布什以來的每位美國總統都有在常春藤聯盟學校接受過教育的經歷，其中包括耶魯雙重紐帶關系的喬治·W·布什。超過40名哈佛大學校友 - 無論是本科生還是研究生 - 在2016年贏得了國會議席。米歇爾奧巴馬是普林斯頓大學畢業生，特德克魯茲也是如此。

這并不是因為這些學校的畢業生比其他大學的優秀學生和學生更有才華，更有動力。精英大學錄取的秘訣（在我作為校友面試官期間對我來說是顯而易見的秘密）是，有更多的學生有資格就讀這些大學而不是這些明面上被錄取的。并且被錄取的和被拒絕的學生之間幾乎沒有明顯的區別。更多的人只是錯過了。正如普林斯頓大學的Janet Rapelye在2017年說的那樣，“我們本可以從（常規的）申請者中錄取5-6個班級的學生。”

這些大學畢業生在美國生活中占主導地位的原因不是他們自己的品質，而是他們去了這些學校的事實，伴隨著所有相關的優勢，無論是在校園里的四年，還是接下來的幾十年。當哈佛大學或普林斯頓大學的招生院長從本月完成的一系列申請中選擇2023班時，他們不僅僅是選擇理想的學生團體。他們正在塑造美國未來的精英。他們知道這一點。

去年，代表家族第一代大學生和低收入學生的13所精英學院的學生團體開始動員反對紐帶關系的錄取偏好。

他們例證了教育公平：“我在普林斯頓大學的學術經歷非常出色，雖然我的父母沒有去過學校。像許多未來的新聞記者一樣，我很幸運地被的紐約作家約翰麥克菲（John McPhee）- 1953年的普林斯頓班（Princeton Class）教授創造性的非小說類作品。但持久的價值不是教育 –?而是俱樂部的成員資格。我們被世界其他地方認可因為我們是常青藤盟校的錄取者，盡管我現在知道，我與那些被常青藤大學拒絕的人沒有什么本質的區別。入場也意味著俱樂部的其余資源會關注我。

除了對校友捐贈的渴望之外，這就是為什么存在紐帶關系的原因-加強俱樂部聯系，使精英永久化，使學生和畢業生更加緊密地聯系到學校。在對SFFA訴訟的回應中，哈佛指出，對紐帶關系地位的考慮“鞏固了學院與校友之間的緊密聯系，并鼓勵校友在余生中與大學保持聯系。”康奈爾大學校長Martha Pollack表示，今年早些時候在接受采訪時表示，傳統招生有助于“創建一個持續數代的康奈爾大家庭”。

在普林斯頓大學，從我們到達校園的那一刻起，這些關系的重要性就被鉆進了我們的腦海。 “我們的兒子們將在我們生活的同時”，作為普林斯頓大學159歲的母校，幾乎在每一個重要的學校活動中都會唱歌。在金錢意義上，確定，但更重要的是，給予你效忠。我和我的妻子有一個17個月大的兒子，我已經把他打扮成普林斯頓的連體衣，盡管我相信我在1997年經歷的好運應該對他是否會被普林斯頓錄取是個未知數。

我不是唯一一個這么想的人。在2016年蓋洛普民意調查中，超過一半的美國人表示，大學不應該考慮申請人的父母是否是校友。去年，代表第一代和低收入學生的13所精英學院的學生團體開始動員反對紐帶關系偏好; 3月份，布朗大學的學生投票決定成立一個委員會來審查這種做法。雖然第一代學生在錄取過程中顯然沒有從紐帶關系偏好中受益，但他們的孩子有一天可能就像我的孩子一樣。然而，這些學生站起來呼吁建立一個更公平的系統。

公平就是哈佛案中的原告要求公平招生，他們正在為之奮斗。他們提出了一個有效的觀點：得分高的亞裔美國人很可能在哈佛大學和其他精英學校招生的招生過程中處于不利地位。但是，這些學校在選擇學生團體時考慮到多樣性是正確的，部分原因是該國受益于更多元化的精英。那么，我們如何才能找到公平？

一種選擇是簡單地招收更多學生。 1965年，哈佛大學錄取了大約6,700名申請人中的1,340名新生。在那之后的幾年里，即使申請人數增加了537％，新生班的人數也只增加了46％，而捐贈額增長了更多。如果哈佛大學的教育是如此有價值 - 如果確實有更多合格的申請人，而且所有申請人的各種背景都符合要求，似乎很清楚 - 為什么不只是騰出更多的空間呢？這需要雇用更多的教師和建設更多的設施，但哈佛大學憑借其392億美元的捐贈基金肯定可以擠出這筆錢，普林斯頓大學和斯坦福大學以及其他高度選擇性的學校也是如此。

或者我們可以更進一步，接受普林斯頓社會學家道爾頓康利提出的激進建議：將錄取過程變成半抽獎。大學可以圍繞SAT分數和課外活動等因素設定最低標準。如果學校想要達到特定的多元化目標，或者甚至確保他們有足夠的線衛和控球后衛來填補大學代表隊，他們可以在現階段這樣做。然后將進行分類的申請人進行抽獎，并通過抽簽分發錄取名額。

抽獎系統的巨大好處在于它可以顯示大學錄取過程中隱藏的隨機性。出生就擁有紐帶關系的群體已經扭曲了美國的精英概念。那么為什么不誠實地對大學錄取的用抽獎的方式呢？如果不出意外，這樣一個系統可能會讓那些沒有進入的人感到安慰，同時提醒那些做到這一點的人，他們的成功不僅僅取決于能力或辛勤工作或他們的背景，而是簡單的財富。就像現實生活一樣。

當然，這就是為什么這些改革可能永遠不會實施的原因。一方面，已經價值數億美元的大學咨詢業正呈指數級增長，肯定會抵制變革。但真正的問題是，這些改革威脅到這些學校的核心價值主張：他們的聲望。頂級大學擁有盡可能保留的既得利益 - 多年來，選擇性（selectivity）是外部排名的一個主要因素，如美國新聞和世界報道。無論公平與否，精英主義是他們提供的產品。普林斯頓5.5％的入學率并不是招生制度的不幸副作用-這是重點。

哈佛大學和普林斯頓大學都比美國歷史更久，而且隨著機構的發展，它們的狀況比國家要好得多。特殊性和排他性- 括紐帶關系偏好所強化的排他性-是這種長壽的核心。他們不會在沒有抗爭的情況下主動放棄它。

但我不想再參與其中了。今年或在可預見的未來，我不會成為校友面試官 - 只要紐帶關系的偏好保持不變。我知道常春藤聯盟的教育可以改變生活。因此，大學學術活動的主人有責任盡一切努力消除招生過程中的不公平現象。

大學申請中的正義可能是不可能的，但大學可以從公開廢除既有特權的政策開始。雖然這樣做，也許會使他們放松學校對美國的控制。但是這可能是最公平的結果。

Kentrexs觀點：美國大學申請沒有公平，提前準備，提前規劃，才能在沒有公平的環境下及早建立自己的優勢，減少不公平政策對自己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