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編說:
斯坦福錄取者,Peter的這種頭銜總會引人注目,當然我們也會有好奇,想知道他是怎么做的,憑什么被斯坦福錄取。這些做法和想法以及心路歷程對我們有什么借鑒意義,能不能讓我們更靠近斯坦福或者說更靠近名校呢?
知人識路,我們來看看Peter這一路的經(jīng)歷和想法,看看他有什么想對后來者說的,仔細閱讀,獲取對你有用的經(jīng)驗!
“The courage to continue that counts”
這是帶領英國打贏二戰(zhàn)的首相丘吉爾先生的名言,完整上下文的大意是成功也好失敗也罷不過過眼云煙,走下去的勇氣才是最寶貴的。我本來想把主題定成Courage,覺得俗套;想想又覺得Continue是美本申請過程非常重要的一個主題,但還是欠深度,只是單方面的灌輸“正確”的價值觀,沒有我自己的思慮。和丁博士討論之后決定,就琢磨Count這個字眼罷;結論是,我想要探討的主題是意義。?
決定去美國讀本科對我來說是一個意義重大的決定。如果我選擇英國或國內的本科,我不可能有機會把歷史設為我的目標專業(yè),將長期以來的喜歡升級成熱愛,內化為我有標識度的一部分。宏觀的說,我關注的經(jīng)濟公眾號《三里河》指出出國讀碩士,或選擇英聯(lián)邦國家的本科,效費比可能會比美本高;但是對于有志于申請美本的學生和家庭來說,之前的準備階段和之后的求學經(jīng)歷有其他教育路徑無法比擬的優(yōu)勢:文理兼修的通識教育,靈活的專業(yè)選擇,還有目前我最感同身受的,探索追求自我的機會。
美本包容,鼓勵,甚至是要求申請者發(fā)現(xiàn)自我的特點對我意義非凡。
原因說來慚愧,我的履歷和很多優(yōu)秀學生的不一樣,不是從一開始就規(guī)劃好了,然后在師長的指導下嚴格執(zhí)行的。相反,我的專業(yè)方向簡直像個擺一樣,在文理兩個端點搖擺,直到來到普頓才逐漸從模糊變得清晰。我的經(jīng)歷最與眾不同的就是在這種搖擺,在每一個陰差陽錯中間尋找意義,充實自我,形成獨立而坦然的心態(tài)。
簡述這個搖擺的過程,我在三年級前的規(guī)劃是小提琴特長生,之后可能因為練琴不夠努力,卻為了小升初去學奧數(shù),成了學而思在深圳的第一批學員。上了初中之后不想搞數(shù)學學術活動,沉迷于3+2的地理,歷史和外教課不能自拔,卻在初三為了超越中考和維持友誼去搞了化學學術活動。高一想申請美國高中,但是好高騖遠沒被夢校錄取,算一大挫折。最后才在高二來到普頓,在顧問的不斷鼓勵下才慢慢下申經(jīng)濟,申商科,申國際關系這類非常功利的想法,鼓起勇氣去做自己最擅長和最喜歡的事情。聽起來這些路線變更很不穩(wěn)。確實單獨從每一項的成就來看很不穩(wěn):小提琴從專業(yè)到業(yè)余;化學學術活動的朋友至少混了個省二等獎,我卻是棄權。但反直覺的是,正是這些嘗試給我?guī)砹撕芏嘁饬现獾慕?jīng)歷和機會。即使沒有達到專業(yè)水平,小提琴仍然給我?guī)砹藦某跞_始參加的交響樂隊,我堅持了最久的,公益性最強的活動。一個讓我數(shù)學只能拿到平均分的課程體系也讓我初三學完了高中數(shù)學的必修。初三的化學學習讓我相對輕松的考完了AP和SAT2化學。
美國高中的申請則讓我思考:什么是失敗?失敗的意義是什么?
從結果上說,我是失敗了,居然沒有一所適合的學校錄取我。我那時也好,現(xiàn)在也好,完全無法想象如果相同的事情發(fā)生在美本申請季會怎么樣。正因為教訓慘痛,我才會認真的去反思原因:是不是文書的原創(chuàng)程度不夠,因為拖延導致沒有修改的機會?是不是活動的呈現(xiàn)方式有問題?是不是把見之前的顧問當成上班,而沒有和當時的顧問有充分的溝通?是不是從自己到身邊的人都缺乏經(jīng)驗,卻想當然的定下了過高的目標?正因為有了一次歷練,我才會高度重視自己美本申請中的規(guī)劃和細節(jié)。
菩薩畏因,眾生畏果。這是初中的時候有位家長給我班級的寄語。每一次失敗,不是一個懲罰自己的借口,而是一次發(fā)現(xiàn)原因,發(fā)現(xiàn)自我的機會。失敗這個主題總是和焦慮聯(lián)系在一起。說來很巧,我最近讀了深中和華附兩個成功被芝加哥大學錄取的同學的心路歷程分享,無一例外提到了高二一年的焦慮和掙扎。結合我自己的經(jīng)歷和觀察,可以說焦慮是所有美本申請者的共同體驗,說是最大公約數(shù)也不為過。?
一是不斷和別人攀比,覺得別人有的履歷自己也要有,別人會的東西自己也要會。我高二出于這個心態(tài)拉著朋友報了個團體比賽,結果平時根本沒時間準備,考前佛腳抱的太狠,在考試開始前的兩小時睡著了,最后沒有Show up,算一個慘痛教訓。我覺得對于美本來說,把關鍵的事情做到合格,把屬于自己的事情做到獨特,比起要求自己把所有事情做到至少良好是更理性的決策。這要求申請者無時無刻的去尋找自我,在面對選擇的時候問自己,我想要的東西是什么?我為什么要去做一件事?這也要求學生,家長和顧問把申請者的形象規(guī)劃放在很前面,甚至要優(yōu)先于目標院校的排名,優(yōu)先于各種數(shù)字的比較。我至今非常感謝丁博士鼓勵我去做好自己喜歡的歷史,享受我在地鐵上的閱讀,而不是在高一暑假繼續(xù)追求商科。
二是認為一個可以接受的結果必須經(jīng)由規(guī)劃好的最優(yōu)解達到,碰到一個挫折時產(chǎn)生的心理波動不是來自于挫折本身,而是來自于想象中的希望破滅,一個失敗等同于絕對失敗。這種心態(tài)我無法簡單的說對錯,因為現(xiàn)實中確實存在一招不慎滿盤皆輸?shù)那闆r,我只能確定這種心態(tài)非常消極,每個人需要小心對待這種想法,找到屬于自己的平衡。
焦慮也和我們這個時代的主旋律有關。最近在美國有一篇大火的文章,安妮.海倫.彼得森的(Anne Helen Petersen)的“過勞一代”,直擊屬于這個時代的焦慮。我們這代人為了面對工作和生活逐漸模糊的邊界,愈發(fā)不穩(wěn)定的工作和日益激烈的競爭,逐漸發(fā)展出了一種強迫癥一般的心態(tài),要求自己的每分每秒都得創(chuàng)造價值,都要促進自我提升,不然就是可鄙的,Reproachable。我們無時無刻想著努力將自己打造成優(yōu)秀的工作者,通過戰(zhàn)勝身邊的人獲得綿薄的安全感,導致我們拒絕給自己留一個休息的角落,最后無可救藥的過勞。我無法給時代下一個價值判斷,但我認為一個年輕人不應該只想之后三五年的事情,而應該做好一生之后的大概五六十年都在認真的活的心理準備,所以大可不必覺得什么機會都可以決定終生,反而要給自己留出健康的活五六十年的空間。清華大學也鼓勵學生為國家健康工作五十年;無論選擇的是什么道理,都要考慮可持續(xù)發(fā)展。
剛剛我們談了焦慮背后的功利心,談了尋找自我,尋找意義的重要性。
在我看來,尋找自我的過程不是大大的彰顯自我,或是無時無刻的尋求所謂的自我提升,想要把很多的榮譽,很多的肯定,很多的所謂知識像山雞的羽毛一樣粘滿全身,讓別人看個五彩斑斕。相反,從領導力的角度,從做一個人的角度出發(fā),在社區(qū)中的參與是尋找自我的過程必不可少的。?
我早申請斯坦福的重要動機包括在夏校的日子過得非常開心,然后在學校的書店買了弗朗西斯福山教授的《政治秩序的起源》。他提出現(xiàn)在的生物學,人類學和考古學發(fā)現(xiàn)西方經(jīng)典的政治哲學對社會契約形成的論述是錯的;不是先有每個人各行其是的“自然狀態(tài)”,然后個體出于自利的動機有意識的進入社會契約。相反,人天生就是社會性的動物,沒有文字的史前文明也好,我們的祖先黑猩猩也罷,他們的生活都是高度集體性的。我當時知道這樣一位學者會給新生上課的時候非常興奮,所以打定主意鼓起勇氣早申請這樣一所有開拓者精神的學校。
言歸正傳。美本的申請會著重考察一個學生的性格是怎么樣的,把他投進社區(qū),而不是自己的書房里的時候他會怎么做,怎么想。在申請的過程里我們會提交簡歷,會提交十個活動五個獎項,那之后的輔助文書寫什么?就拿斯坦福舉例子吧,他要求另外的四篇文書,七個短問答,都要么是關于學生對重大歷史、社會議題的理解,要么是和學生的社會生活相關的問題。很多申請者對每年必寫的“給室友的一封信”深惡痛絕,認為這是一個很難體現(xiàn)自己優(yōu)秀履歷,沒有安全的加分答案的障礙。我覺得正相反,這個題目不僅可以寫的真實而令人愉悅,更是最好的展現(xiàn)學生社會生活能力的題目。
對于我們普通申請者來說,最有價值,最觸手可及的就是我們的知識社群,也就是 Intellectual community。
在這樣一個社群中,燒腦的討論在無時無刻的進行,不是為了功利的自我提升,而是單純的覺得思考的過程,分享的過程非常愉快。我在到丁博士的辦公室時總是會忍不住和各位外教閑聊一下,分享我最近的閱讀,問他們在大學的時候都干了什么糊涂事;他們也非常樂意和我分享這些令生活愉快起來的細節(jié)。學生之間的聯(lián)系也是如此;我還記得在申請季期間有這么兩三個朋友總是會一起出現(xiàn)在辦公室改文書,常常改到很晚要耍各種花樣趕末班地鐵,運氣不好的時候還得在福田站打車。但是在辦公室里的討論和在地鐵上的閑聊讓這個過程一點也不辛苦,反而充滿了令人興奮的新鮮感。我自己特別的喜歡普頓的Office里面這種總是有學生,甚至是已經(jīng)上了大學的前輩在做自己的事情,然后每一個人又都不介意拿出一點時間來分享自己對生活的觀察的這種氛圍。
一所好的大學,也必然是有社區(qū)感,植根于自己所在的社區(qū)的。今年斯坦福給新晉本科生布置了一份特殊的暑假作業(yè):閱讀并討論Cary McClelland 的 Silicon City,一本探討信息產(chǎn)業(yè)對舊金山這座城市帶來了怎樣的影響的非虛構采訪集。在保證受訪者的安全與尊嚴的前提下,這一系列采訪記錄深刻的指出了蓬勃發(fā)展的經(jīng)濟造成的生活成本上升正在不斷的驅離舊金山原先的建設者,讓城市失去了知性的角落,讓很多人失去了家。一所締造了硅谷的學校要求她的學生反思硅谷帶來的社會問題,這樣的一份擔當至少是鼓起勇氣直面問題的第一步。
一個讓人暢所欲言的空間必然需要是一個安全,包容,開放的空間,芝加哥大學的行話叫Safespace。對我來說,普頓就是這么一個Safespace。我的中教顧問除了進度管理之外,還會把我和我的朋友約在一起,倒倒在學校的苦水,談談最近自己的心態(tài)和得失。很多時候我為了自己的一個挫折驚慌失措,仿佛天都要塌下來了,是劉老師和丁博士評估了各種可能的PlanB,我們一起止損,然后踏上新的征程。也正是這樣的氛圍,讓我敢于提出大膽的文書題目,展現(xiàn)出了只屬于我自己的一份精彩。我在去年的12月31日到今年的1月2日在普頓留宿了兩個晚上修改文書,還在春節(jié)期間從老家返深的那兩天里通宵寫出了給紐約大學阿布扎比分校的面試補充文書。在這些不眠之夜里,是丁博士和我的文書顧問陪伴著我,幫助我表達出自己的所思所想。我至今忘記不了從海岸城樓下向上看19樓辦公室吧臺的那一抹黃色的燈光,非常的暖心。再次感謝我的顧問團隊,是他們的鼓勵與幫助讓文書寫作成為了激動人心的自我表達,或說是自我告白也不為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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