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不是給木桶注水,而是點燃靈魂之火。"
——愛爾蘭著名詩人William Butler Yeats
為何美國頂尖大學頻出人才?我們往往認為其原因在于“寬進嚴出”,極高的淘汰率迫使學生不能偷懶。然而這其實是一種誤讀。實際上,對于美國最頂尖的大學來說,入學競爭極為激烈,條件一點也不“寬”;除了像加州理工學院等少數大學外,大多數學校的淘汰率并不算很高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美國學生如此勤奮?為什么我們引入了自由選課與學分制度,開設了AP課程,卻收效甚微?
這篇文章會用全新的角度告訴你,美國頂尖大學的學生很少偷懶的根本原因。
芝大經濟系,諾貝爾獎得主云集,是聞名全球的“芝加哥學派”的發祥地。我在芝加哥大學經濟系有個朋友邁克,在他的幫助下,我得以像大一新生一樣背起書包,走進他們的課堂聽課。
芝大的 General Education (通識教育)在全美獨樹一幟,素以苛刻的標準和繁重的學業壓力著稱。因此,才保證了芝大本科人才培養的過硬質量。這一切大概要歸功于哈欽斯校長在上個世紀30年代啟動的本科教學改革。在那次堪稱革命性的變革中,芝大建立了至今仍然具有重要影響的 General Education 課程體系和小班教學模式。
我選了一門希臘思想史的討論課。本來我還想多選一些課程,但邁克建議我最好只選一門,我很不服氣。想當年,我在北大讀書時,一學期至少要選十門課。現在雖然年紀大了點,芝大的課程難了點,但也不至于差距這么大。但邁克很直率地告訴我,他一學期只選了五門課,就已經快要崩潰。我對此將信將疑。
果不其然,這門課的難度極大。
學生平均兩到三個星期要讀完一本像柏拉圖的《理想國》這樣的著作,一學期下來大約要讀四本原著,還不包括補充閱讀材料。
在課堂上,一般會有一個學生先做一個15分鐘左右的報告,然后大家開始討論。一節課90分鐘,老師只講大約50分鐘,而且老師講課并非一個人的表演,老師會提出很多問題,學生也可以隨時插話提問和參與討論,課后還有大量作業。學生在課后必須要讀原著,否則既不能完成作業,也無法參與課程討論,而這些統統會計入學生的最終成績。
更重要的是,上這樣的課,從一開始就必須非常努力,不能逃課。否則,一步趕不上,步步趕不上。有一次我因為要參加一個會議,落了一節課,結果后面立即陷入聽不懂的狀態。
上完課后,邁克帶我到食堂去吃飯。他坐下之后就從書包里拿出書和筆,一邊吃一邊在書上寫寫畫畫。說是吃飯,他基本上是在看書,飯其實是在五分鐘之內吃完的。
我問他怎么會這么緊張。他告訴我下午化學實驗課的內容還沒有完成,而如果沒有完成的話,課就沒法上了。這使我大為驚奇。邁克的專業是經濟學,如果要選數學課還可以理解,但和化學簡直是風馬牛不相及啊。
匆匆吃完飯后,邁克對我說,下個星期他會非常忙,因為要開始期中考試了。我聽明白了他的意思,他不一定有時間和我見面。我馬上說:沒關系,你先忙,我們可以兩個星期后再見面。邁克卻面露難色地說:恐怕也不行。這些期中考試會一直持續到學期結束,也就是說,是和期末考試連在一起了。
相比而言,國內本科學生的課程壓力要小很多。北大學生算是辛苦的了,但對于一些特別聰明的理科生和大部分文科生來說,日子要輕松得多——他可以偷懶。我上大學的時候也很辛苦,每天只睡四、五個小時,但我的大部分時間是用在讀自己喜歡的書和社會活動上,真正用在課業上的時間并不多。即便如此,我的成績也還不錯。
原因很簡單,每次期末考試之前,我就把班里筆記記得最好的同學的筆記借來抄一遍,往往得分比他還要高。他的筆記好到什么程度呢,他可以把老師講的每一句話都記下來,包括老師講的笑話,然后在筆記本上注明。
這種“臨時抱佛腳”的偷懶現象,在芝大幾乎不可能發生。而且,和國內本科教育恰好相反,越是人文社會科學的課程,課業負擔越重。因此,芝大學生在選課時非常謹慎,一定會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量力而行,絕對不會出現借人文社會科學課程來湊學分的情形,而這種情況在國內大學實在是太普遍了,越是文科學生越好混日子。
芝大學生很少偷懶的首要原因是選課制度。學校規定,學生選課是自由的。但在本科一、二年級的 Liberal Arts (博雅教育)課程中,人文科學、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課程都有相應的學分要求。最重要的是,在學生的選課目錄中,小班討論課學分必須要達到一定比例。如果說,上大課時學生還有可能偷懶的話,那么,在十來個人的小班討論課上,無論如何都是偷不了懶的。如果學生不讀書,不完成課后作業,別說聽不懂老師在講什么,就連學生的討論都插不上嘴。
所以學生必須從一開始就非常用功,否則,稍有疏忽就會帶來無窮無盡的麻煩——就好像欠了高利貸,一旦還不上,利滾利就會越滾越多,最后想補救都來不及。每一門課程的成績都包括了平時成績、期中考試和期末考試。因此,只靠期末考試前背背筆記就蒙混過關的情況是絕對不可能發生的。
目前,國內許多大學也實行了自由選課制度,對人文科學、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課程也提出了學分要求,但僅是徒具其形。如果沒有小班討論課和討論課學分比例限制作為支持的話,自由選課制度也許會降低本科教育質量。原因在于,自由選課制類似于自由市場制度。在一個課程市場中,課程的受歡迎程度有可能成為評判課程質量的標準。
因此,教師上大課的動力要大于上小班課的動力——小班課更累,而且難以體現出教師的受歡迎程度。學生出于畏難情緒和追求高分的心理,有可能會傾向于選修那些容易通過或老師給分比較高的課程。因此,從表面上看,學生可能選修了很多門課,甚至選修了雙學位,但實際上這些課程的課業負擔并不大,對學生的智慧和思維并沒有提出強有力的挑戰,很難保證教育教學質量。這就是學生們自己形容的所謂“水”課和“水”系。
邁克告訴我,芝大學生很少偷懶的根本原因在于上芝大的費用太高,每年的學費和生活費接近6萬美元。因此,在芝大學習的每一天,上的每一堂課,都可以相應地折算成學費。他必須要在芝大學習盡可能多的東西,否則對不起父母付出的高昂成本。
換句話說,當每一個學生付出的學費同樣多時,即在成本既定的情況下,誰學到的東西越多,就意味著誰獲得的超額利潤越高。因此,每個學生都卯足了勁兒拼命地學習。
對于那些依靠獎學金讀書的學生更是如此。一方面,獎學金是按照年度發放的。學生如果不努力,成績不好,很可能意味著下一年度會失去獎學金;另一方面,那些本來上不起芝大的學生因為獲得獎學金而更加珍惜學習機會,并且希望畢業之后能夠取得成就反饋母校曾經的幫助。從心理學上說,這種內生性的激勵效果最為顯著。
芝大盡管非常重視學生培養質量,但通常情況下,也不會太難為學生。只不過,對學生而言,如果成績單上都是C的話,不要說自己看著不好意思,在就業時也會喪失競爭力,就業機構可不會因為你是芝大畢業生就會雇傭你。
在競爭激烈的人才市場上,如果你不能獲得一個具有理想收入的職位,那就意味著你為上大學所付出的巨額投資將付之東流,這顯然是學生和家庭都不能接受的。
相比而言,在中國,即使是最頂尖的大學如北大、清華,其學費都很低,一年只有5000元人民幣,還不到1000美元。除了一些家庭經濟困難的學生(國家和學校往往對這部分學生有減免學費的政策)之外,許多學生并不覺得上大學的成本有多高,或者說,他們對于上大學成本的直觀感受并不強烈。因此,多學一點和少學一點對他們而言是無差異的。
另一方面,由于高考之前的重復性訓練的確過于艱苦,學生進入大學后難免產生出一些混混日子的想法。此外,由于大學課程和社會需求脫節,用人機構不能從課程成績單中觀測到學生的實際能力,只能通過替代性的指標,比如學校名氣、社會活動,甚至是父母身份,做出錄用與否的決定,這反過來也影響到學生對課程學習的重視。因此,和美國學生上大學以后異常辛苦的現象恰好相反,中國學生上大學以后相對要輕松得多,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中國大學本科教育的質量。
美國頂尖大學學生很少偷懶這一現象,看起來簡單,但實際上和美國的大學制度、就業市場的多樣性以及社會誠信等緊密聯系在一起,不可分割。
美國教育是與其社會制度、經濟制度和文化背景等一系列因素相適應相匹配的復雜系統,彼此之間相互影響,相互制約。忽略了這些隱藏在現象背后的制度性因素而單純倡導甚至移植某些具體措施和政策,比如所謂的“寬進嚴出”和AP課程等,是不可能收到理想效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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