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信出版社將幾位《三聯生活周刊》的編輯在國外名校的見聞整理成冊,出版了一本名為《大學的精神》的書,這本書分章介紹了哈佛大學、耶魯大學、斯坦福大學、麻省理工、牛津大學、劍橋大學和海德堡大學。哈佛大學作為一所歷史悠久的院校,自成立開始,就與美國的命運相綁定。英國移民在1620年登陸北美,建立家園后首先想到的便是推行教育,惠及后代,所以登陸后16年便成立哈佛學院,再之后140年美國贏得獨立,可以說“先有哈佛,后有美利堅”。這個歷史底蘊并不深厚的移民國家,一直致力于創造自己的文化,而哈佛在這個過程中,極大地發揮了自己的作用,它意識到大學雖不是國家機器,但應自覺地承擔某種程度的國家使命。在每次教育改革時,哈佛都會自問,一個大學存在的意義到底是什么?
1869年,對哈佛和美國都是極具歷史意義的一年。這一年,美國剛剛結束南北戰爭,國家百業待興;這一年,查爾斯·哈略特就職哈佛大學校長,一場打破傳統教育的改革大幕正式拉開。艾略特首先拋出的問題便是,大學到底應該教什么?一個學生學到了什么才能被稱為受過大學教育?什么樣的教育模式才貼合大學階段的人才培養?在冥思苦想之后,艾略特結合自己游學德國的經歷,給出了一個十分“美國”的答案——自由。他認為學術之風應是自由的,沒有什么是應該學的,所有的課程應由學生自己選擇。他將課程分成必修與選修兩種,創立了學分制,以此吸納大量新課,將哈佛的課程從原來的70多門擴充到400多門,這不僅使哈佛發展成為了綜合性研究型大學,也為美國各行各業輸送大量人才。至此,傳統的教學方式也因這種自由之風的影響而徹底改變,教授們滔滔不絕的演講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更多的課堂互動。
艾略特的教改不僅顛覆了古老的教育方式,使這座古典與宗教氣息濃郁的傳統學院成長為一所現代院校,也為美國的高等教育樹立了行業標桿,更使美國浴火重生。哈佛第二次重要改革同樣孕育在戰火紛飛的時代。教授們反復思考“為何德國的自由學術氛圍會成為二戰的溫床”這個問題后,于1945年發表了一份名為《自由社會的通識教育》的紅皮報告書?!凹t皮書”指出,在科技時代無論掌握多少專業技術都顯得渺小,考慮到知識的廣度與深度,窮極一生都難以學完的現實,大學應把教育的重點放在培養對社會和國家負責的人和公民上。從此,哈佛把本科生的課程分為三部分——高度專業化的主修課,依據自己喜好選擇的選修課和用來傳遞符合美國價值觀的通識教育課。哈佛通過教授西方文化制度和西方文學名著來訓練學生的有效思考能力,交流思想的能力,做恰當判斷的能力和辨別事物價值的能力,以將其培養成對國家、社會負責的合格公民。
然而,“紅皮書”的教學方式過于傾向灌輸價值觀,導致科學教育和人文教育開始拉開距離,而為了阻止鴻溝的產生做出的不恰當措施更使兩者陷入了惡性循環。1978年,哈佛出臺的“核心課程”計劃將教學的重點轉向教授“方法論”。同樣面對知識廣度與深度的矛盾,古典文學與前沿科技的矛盾,新時期的哈佛認為,掌握獲取知識的方法以應對在不確定時代的生存挑戰,是更加有意義的。從此,“哈佛的課堂不再教授新知識,而是給予另一種看待事物的方法”。像所有時期的教改一樣,“核心課程”自推行開始,教授“方法論”的教學模式就一直飽受質疑——因為“受教育”與“技術訓練”有著本質區別。
教育改革并沒有停下腳步,2013年,哈佛推行的全新通識教育計劃將400多門課程重新劃分為八個領域——藝術與詮釋、文化與信仰、經驗推理、倫理推理、生命系統科學、物理世界科學、世界中的社會以及世界中的美國。新的教改旨在將教學拉回到“自由”的主題上,學生們需要根據自己的喜好和判斷選擇32門課程來花四年的時間深度學習。校方認為,在當代一個受過教育的人首先應該理解自己身處的位置,明白自己的訴求,以實現人生價值為最終目標。哈佛這種不預設目標,不與職業相掛鉤的教學方式,營造了“自由教育”的氛圍,使學生在求學的過程中更易認知自己。
一方面,哈佛擁有的最前沿科技,最自由的環境,巨大的財富和強大的世界影響力,正幫助美國立于世界之林。頻繁擔任美國總統和政商要職的哈佛畢業生也持續影響著美國政策,他們的一舉一動都牽動著這個國家的命運。另一方面,哈佛基于對社會思潮的改變,對國家發展和對現存矛盾的反思,每隔二三十年便會推行教育改革,以應對最新的社會挑戰。而通識教育改革牽涉一所大學最深層次的自我認知以及它對知識和教育最基本的哲學態度,美國命運與哈佛正是通過這種方式緊緊聯系在一起的。
哈佛大學很好地詮釋了大學的意義,它已經成為美國的一種符號,一面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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